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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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常带着我出庭的除了主任外就是一位姓朱的律师，他没受过高等教育，在法律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但从事律师业务已有八年之久，跟他东奔西跑的那段日子纠正了自己以前很多对民事案件的片面理解。比如在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总是说律师要有好口才，要把答辩词、起诉状写得才华横溢、辞赋满江方能令听者折服。电视上律师们也常常是唇枪舌剑、慷慨陈词，把对方律师和检察官甚至法官都驳得哑口无言羞愧难当。真正操作起来我才发现这完全是科学幻想，实际上律师大都要学会察颜观色八面玲珑，凭着一腔激情在办案中乱打猛冲只会落个输官司赔钱外加得罪人的下场。
记得有次打一个借贷纠纷的官司。中午朱律师说要请人吃饭，我一过去发现出席宴请的居然是此案的审判长，深聊起来发现该审判长居然还和我有同门之谊，觥筹交错一番后大家感情更是深了一层。
下午开庭的时候，对方是一赫赫有名的外地律师，双方从证据调查环节便开始就细节问题进行争辩，每当那位律师要反击我们时审判长都会制止他：“那个谁谁谁你还是不要说了，你的意思我都知道。”或者那位律师打算发挥才情试图以蹩脚的比喻来论证问题时，审判长也会出言相讥：“您能不能别跑题太远，请就事论事。”搞得对方律师脸色红白交加。最后的判决自然是我方势如破竹凯歌高唱。
读法学院以前一直对法官有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时常感觉他们简直代表着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惜上了几次庭后一些场景不得不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有的法官带着一身酒气走上法庭，衬衣的扣子也未扣齐，居然敞着半个胸膛审案；有的则在听不懂律师运用的专业法律术语的时候故作没听清状，不停地打断律师发言，要求律师把那些简单的术语的含义再解释一遍。最让我觉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是一次票据纠纷案，开庭的时候三个法官（两男一女）一个拿着本法律书遮在外面看小说，一个低头打毛衣，审判长也是半梦半醒，我们不时得故意在底下弄出点声响以免他老人家当庭睡着了。
以前搞案件接待的时候自己总是很厌恶那些批条子过来把经济纠纷交给我们当刑事案件办的领导，感觉警察如果真去干涉经济纠纷那简直与帮人逼债的打手没什么两样了。没想到自己在律师事务所也会有类似的遭遇，只不过完全反了过来，自己有段时间帮所里搞接待工作，在公安机关搞案件接待养成了一些职业习惯，每次见到刑事案子我就说，你去公安局报案吧。见到一般的纠纷的时候就讲清涉及的法律问题，尽量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救济途径，能不采取打官司的方式就尽量调解解决。
有天做咨询时被主任看到了，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这样搞我们这里完全成免费的法律咨询机构了，还怎么做业务啊？”我委屈地说：“我可都是依法办事呀，总不能让律师们去侦查办案吧。”
主任道：“你完全是不懂行嘛！如果是刑事案件，你就说你公安局有熟人，可代理报案并打通关节。如果是一般纠纷你就得告诉他们：如果你现在退一小步将来就会退一大步，所以一定要告到对方求饶为止！我们可以帮你代办一切诉讼业务。这期间你要装作很忙的样子，假装接些电话（我们会配合打给你），嘴里要提到市里主要领导或者公检法机关的人名或者官职，并拿出你的笔记本做些记录，总之一切都要显示出你业务繁忙，人脉很广，手段神通！让客户建立起对你的充分信任，乖乖地把代理费交给你。至于官司打输打赢并不重要，我们都要收费的。”
主任一番话说得我如醍醐灌顶，深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不是身在其中，那是绝对无法去悉心体会的。做律师打官司要经常受气，却让我受益匪浅，我慢慢体会到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实体和程序上的不同之处。
打刑事官司就是天地人心，为的是一个“义”字。比如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男方决定娶那女孩子，女方害怕以后找不到婆家也就答应了。这个时候难道就不处理那个男的了吗？不，既然他触犯了刑法，国家自然要予以追诉，否则以后我只要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何必献花献媚，在她下班必经之路上埋伏着逼她就范就是。那样天下秩序不是乱了套吗？那如果是女方报了案男方说咱家就一个儿子把咱闺女抓起来抵罪成不？当然也不能依他，谁犯的事当然应该由谁来顶罪。所以咱们国家对于触犯刑法的大都由国家出面公诉，其中也是怕公民因为慑于强权或者被利益所诱而放弃自身权益。
民事案子就不一样了，说到底是一个“利”字，律师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当事人挽回损失，道义要屈从于法律条文的操作和利益的计算，比如一个人在街上走，司机喝多了把他给撞了，送到医院医生用错了药把人也给搞残了，这个时候该找谁赔，按道理家属应该最恨那个醉酒的司机，但如果司机是个下岗工人怎么办？法官就是判了也执行不了。这个时候律师就应该想到怎么最快最具可能性地实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说白了就是告医院，毕竟一般的医院多是财大气粗，告它虽然解不了恨，但起码把损失先给补偿了。
搞清了这点所谓的“义利之辨”，也算是我大半个月律师经历的一点点收获，当然，更多的感觉是对地方司法界一些现状的灰心和失望。
二○○一年七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准备下午开庭的一些材料，黎科长打来电话，说市局的离岗培训班已经提前结束，让我赶快回处里报到。我突然觉得无比轻松和释然，终于可以重返岗位了，离开队伍也不过一个月，但我实在想念自己的同事和那份已经被我注入青春和热情的工作。
股票黑庄、红旗飘飘和司法菩提
回到晴川市，在家休息了半天，第二天起个大早去上班，科里的同事见到我都很亲热，大军高兴地说：“知道你要回来，早上一来哥哥就把你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小齐看了看老江，笑着说：“大伙都盼着你回来呢，缺了你总少了些欢声笑语，连老江这老同志都嫌科里太冷清了。”老江抬了抬眼镜，示意我赶快坐下和大家好好说话。
“臭小子，几天不上班还长胖了啊。”正谈笑间，黎科长进来了，我连忙立正，朗声道：“新警察休假完毕，特回来报到。”大家一阵哄笑。黎科长一笑，坐在沙发上对我说：“你啊，暂时还不能回来上班。”
“为什么？”我和大军小齐齐声问道。黎科长不紧不慢地说：“按照市局的教育计划，分离回来的机关民警暂时还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必须到下面侦查大队去锻炼一段时间。”见我并没有显出不高兴的神色，黎科长接着说：“其实这对你未必是坏事情，你搞法制工作是有一套，但是缺的就是对下面同志侦查办案环节的感性知识，平时看起案卷来难免会眼高手低，现在正好趁这个机会多下去办办案，对你也是一个锻炼。”我认真地点点头。
第二天，我到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大队报到。由于此前也曾代大军审核过这个队的案子，和大家都混得很熟，同志们见我下来都很高兴，谁也没提分离培训的事情。我马上被分到第二侦查分队，当时他们正在讨论手头一起股票诈骗案，由于这个案子当初报案也是由我负责受理的，分队长就让我配合侦查员老潘一起办这起案子。
案情并不复杂，一个叫黄甲的富商手上正好有一大笔资金，一名叫米辉的资金掮客就游说他找一证券公司合伙坐庄炒作一支股票，把价格抬上去后高位抛掉，赚的钱黄甲拿百分之六十、米辉和证券公司平分百分之四十，黄甲认为这个计划还算稳妥，便打了五百万资金到本市一家证券公司账上。一个月后，黄甲发现资金账户已经空了，所购买的股票早已被抛售，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人给骗了，连忙来我们处报案。
经过认真缜密的调查，我们很快发现米辉与证券公司营业部经理武赞合伙伪造了客户委托协议，然后由武赞将股票抛空并转移，二人一直在吸收地下资金对股市进行暗箱操作，因为股市暴跌，资金出现亏空才合谋去骗黄甲的钱。
请示分管处长后，我们很快拿到了刑事拘留黄甲和武赞的法律文书。当时米辉已经潜逃到了西安，我们顺着他的逃跑路线往西追，到了西安城实在找不着他，只好等西安方面的线索。几天后，西安警方收到线报称一个庄家被人给秘密绑架了，人就关在碧天宾馆里。
接到消息后我们和西安那边的同志一起往宾馆赶。冲进房间，屋子里几条大汉束手就擒，米辉穿着条白色短裤泡在浴缸里，听说我们是晴川市过来的警察后马上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带我离开这里吧，判我多少年都成！”
带米辉回去的路上，他告诉我们抓他的都是一些资金大户请的打手，他起先帮几个黑道的人运作上千万的资金做庄，结果碰上股市大跌，资金的亏空完全补不上，即使骗来黄甲的那五百万也只是杯水车薪。我问他当时不是小澡泡着挺舒服的嘛。米辉说：“什么呀，他们是打算把我按当地规矩先洗干净，然后直接带上西山活埋了，你们去的时候人家在山上连埋我的坑都挖好了。”一直知道股市那些做庄家的总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想到他们还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米辉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告诉我若干股票代码，建议我短线操作一下。当时我正沉浸在一万元资金入市三千元出局的割肉阴影中，完全没理会他的建议，几个月后我后悔得要吐血，因为他说的每支股票的价格都翻着跟头往上走。
那位叫武赞的证券公司业务经理没跑成，七月十三日那天被我们从办公室里直接带走，由于案件涉及账户管理、股票运作、资金转移等各个方面，上级让我连夜对他进行突审。
那天正赶上申奥结果出来，走廊里的人不多，没其他差事的侦查员们全部挤到值班室去看直播。我和侦查员老潘一起负责审问武赞。老潘烟瘾极大，办公室里瞬间就云雾缭绕，我和武赞都不是抽烟的人，二手烟把我们熏得直呛，根本没法继续讯问下去。我只好让他靠在门边边抽烟边看电视，老潘一乐，高兴地站起身跑到门边，说：“你问吧，我听得见，咱也关心一下国事再说！”
萨马兰奇即将宣布结果的时候我无心再问了，武赞也一个劲地走神儿，我把笔一收，说：“国事第一，咱们把电视打开一起瞧瞧今年的国运如何。”武赞感激地冲我苦笑一下。
其实一九九三年申奥的时候自己正在一所重点高中住校，大着胆子违反学校纪律偷偷跑回家去看直播，没想到第二天就被班主任赶出了教室，后来听同学说老师在班上嘀咕说要是成功了就放我一马了，现在失败了实在郁闷只好拿我出气，说起来我当年也是间接为咱们申奥大业做了点儿贡献，起码做了回出气筒。不过自打那年以后心里也就隐隐有了个结，实在不愿意再看到全国人民一起失望的眼神，我们的国家实在太需要一种喜气、一场胜利来鼓吹盛世、渲染太平了。
当萨马兰奇缓缓报出“北京”二字时，隔壁办公室里一阵欢呼，加班的刑警们都乐开了锅。我悬起的心也缓缓放下。这个时候我突然惊诧地看到武赞也是神情兴奋，眼圈湿润，被铐着的双手握得紧紧地举了起来，像是要拍手的样子。
“你就这么爱国？”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问他。武赞告诉我，一九九三年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和女朋友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守着，希望能听到北京申办成功的消息。当时女朋友和他正在为各自的未来走向而争吵，吵得没结果了女朋友突然说：“我们赌一次吧。如果北京成功了我就跟你走，北京失败了我们就各走各的。”老萨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失望、难过、委屈……种种情绪交织在心头。面对毕业后不可测的未来，面对即将随大学生涯一起结束的爱情，两人痛哭一晚。不久，两人离开北京各自发展。
八年后的今天，当年梨涡浅笑的女友已为人母，自己也经历了无数沧桑，从一个普通职员做到营业部经理，然后又沦为阶下囚，看着电视镜头里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拥抱着、舞动着红旗狂欢的大学生，念及过往的种种心境，武赞不觉怆然泣下了。“其实她当年是认为中国一定会申办成功才那样说的啊。”他说。
“原来你也有自己的九三情结。”我看了看他，半晌无语，然后说：“铐子紧不紧？我帮你松松。”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取消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并择日举行统一的司法考试。消息传出，学界表示了谨慎的欢迎，而对于有志献身检察和审判事业却不得其门而入者来说，一条通向司法机关的大门却仿佛向大家敞开，尽管通知对于通过司法考试者以何途径进入司法机关语焉不详，但却给有所憧憬的人们留下了无限想像的空间，这其中也包括我，对于中国的法学院学生来说，留校任教和去法院担任审判职务应该是择业的首选，因为仿佛如此才算是一条正规的法律职业人之路，至于做律师，尽管意味着丰厚的收入，但多数同学则认为没什么社会地位，总觉得有点师出无名。
关于是否参加司法考试，自己那时还没有确切的想法，因为忙完武赞和米辉的案子后，分队又上了一起票据诈骗大案，自己每天都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找证人做笔录、到银行查账、去犯罪嫌疑人家蹲点守候，晚上回去还得整理材料和案卷，往往到了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好像连晚饭都忘记吃了。这段充实的日子使我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增加了更多感性认识，以前那种不严谨不细致的毛病也在工作中慢慢得以纠正。
有次为了配合地方银行打击恶意透支信用卡的犯罪活动，我们对一九九五年以来本市部分因为恶意透支银行信用卡而涉嫌信用卡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