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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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寨里没金银
湖南郴县许家镇附近有一个小山村，是一个亘古莽荒之地。历史上，韩愈、秦观、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被朝廷流放到这里，几十年前，张学良也曾被蒋介石囚禁在离此不远的苏仙岭。传说公元８世纪末期，农民起义首领黄巢率军南下，就安营在这里。黄巢豪情勃发，宝刀挥处，但见祥云纷飞，有的黄如金塔，有的白似雪莲，无数黄金白银挥洒在群峰之下，这个地方因此而叫做金银寨。
金银寨没有金银，却有着比金银还贵重无数倍的铀。铀是核工业最基本的原料，搞原子弹第一步就是先要找到铀矿。由于技术手段落后，铀矿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就付出了十几条生命。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下旬，三○九队第二分队的一小队赶到了这里，进行地面勘探，以证实金银寨铀矿带的存在。第二天早上，组长张万生吹响了哨子，叫大家赶快从行军床上爬起来吃饭，说这个地方叫金银寨，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大家吃过饭，七点半跟我上山。山比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仔细工作。
到了一个山沟口上，张万生对陈金陵说，小陈这条线路是最苦的，你从这里到前边那个很陡的山头翻过去，你的测线就这么多。陈金陵估计这条线大概有三四公里。张万山之所以给陈金陵分配了一个比较难爬的区域，是因为他是大个子，随同他一起进沟的是公安战士李九斤。陈金陵头戴耳机，左手拿着《野外工作手册》，右手拿着仪器，用探管东测西测，每２０米记一个数值。山沟里有一条小河，水有齐腰深，陈金陵只好把仪器举起来，让李九斤用枪拖着拉过河去。走了一千四五百米左右，耳机里突然哗哗响了起来，仪器三挡还打不住，把探管一拿开又不叫了。陈金陵注意一看，眼前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陈金陵以为仪器坏了，忙换个地方探测，一测又正常了，但一接触那块石头，反应值又很高。陈金陵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高的异常情况，便马上告诉李九斤，不要忘了这块石头，一定要记住这个石头的位置，以后还要找人来看的。
陈金陵说，又爬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才到山顶。一看好险，一条长长的硅化带，露头约两百多米长，形成一条屏障，很难爬上去。公安李九斤个子也挺大，生下来有九斤重，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两个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顶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发现探管又响起来了，我就说老李啊到底是刚才把机器搞坏了呢，还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说我实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结果这次是我硬把他顶上去的。他的劲还是蛮大的，一撑就撑上去了。我当时背着仪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后就把三八枪，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顺下来一截，抓那个带子死死的，我又抓那个枪托拼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哎哟，怎么搞的，仪器打开不得，一打开就叫。我以为仪器坏了，结果我走了好远，仪器又正常了。这样我心里有数了，石头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滚下去的，我就往回走，仪器又叫，耳机里的脉冲声响个不停。我说老李我们要找的地方找到了。测了一会儿，我取出地质锤，想按地质员的要求敲块石头标本，敲了一气没敲下来，老李说你没劲让我来打，结果啪的一下把锤子把打断了。我说咱们都记着这个地方啊，他说一点半左右了吃饭吧。两点左右我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异常，结果那边下不去，我说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诉他们明天再说吧。下午一回到驻地，我便直奔张万生住的帐篷，汇报了异常点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四个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我把他们带到异常点上，张万生亲自背仪器听测，万茂勤画了一张地形地貌素描图。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叫我把石灰拿到一块较平的石头上，撒了一个直径约５米的圆圈。到了晚上，伍队长把我和殷俊显等在不同测线发现了异常点的操作员叫到一个帐篷里，外面还站着４个公安战士放哨，怕别人听见。他悄悄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苏联对中国的原子能援助有个前提，就是发展核工业离不开资源，必须等中国勘探提交一定的铀工业储量后，两国再具体谈判苏联援建后续核工厂、实验室等各类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完成设计、交付设备的期限等事宜。当时，铀矿勘探人员已经在全国发现了多处铀矿点，第１０分队接下来对金银寨一带铀工业储量的初步揭露表明，这里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袁成隆当过武工队长，做过地委书记，１９５６年到二机部担任副部长之前，他在中央书记处二办当局长。袁成隆说，我到二机部第一件任务，就是让我带着专家去看矿。先到广州，那时候是冬天啊，我们去广州一个花市看了看，然后坐火车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一个金银寨。这个矿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矿脉上发现了铀的金属脉。当时世界上的权威，包括西方的，都认为花岗岩不可能有铀矿，但是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就在花岗岩里头发现了铀矿。我们的地质队在郴县深山老林里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玛反映很高，而且储量还不小，品位比较高，从山顶到山脚有三条这样数百米长的深沟。金银寨完全是花岗岩，我们后来好多试验用的原料都是从金银寨这个矿开采的。苏联专家一开始不相信，他说花岗岩里头不能有铀矿的，所以我带着专家专门去看这个。他们看了以后，他们信了。从此国际上都重视了在花岗岩里找铀矿，这对我们以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在金银寨呆了几天，苏联专家也很佩服我们，说这是对铀矿发展的一个新的发现。金银寨是咱们国家建成的第一个大型铀矿。
１９５７年２月，刘杰和刘伟到苏联谈判，谈了半年，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苏联提出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有多大规模。中方提出一边建设工厂，一边找铀矿，苏联人说，这是冒险的，也不合乎逻辑。苏联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矿山建起来了，储量却只有几吨，只好关闭。
苏联人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刘杰他们经过研究，当即决定，启动核工业设计工作的一定的铀金属储量由勘探程度较好的金银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长张华率领工作组，坐镇现场，６月底以前必须完成任务。要求张华三天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打电话，发电报，写信均可。
１９５７年６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报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二独立自主
１９５８年以前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比较互相配合，此后双方政策分歧日益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国家间的关系。１９５８年５月９日，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核禁试有关事宜。当月底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建议不仅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８月２１日，日内瓦专家会议结束并发表了公报，认为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得到的。全世界普遍为此而欢呼。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长期努力争取东西方结束冷战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但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赫鲁晓夫虽说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一二，但中国领导人一点都不通气，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中苏军事同盟就等于形同虚设，苏联不能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藐视。另外，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苏联就向一位我行我素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一来，尽管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还有一个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是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显然他的感情从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９月２４日温州地区发生了一场空战，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当时很先进，其中一枚没有爆炸。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军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Ｐ－１２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Ｐ－１２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到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运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推迟，而是彻底拒绝了。
刘杰说，从庐山回到北京后，我们感到这个形势的发展非常严峻，虽然对于原子弹援助他当时采取的态度不是断然的不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申了来考虑啊。宋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问题，就是核工业的问题都有可能停止援助，要做好应急准备。所以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全面的部署，怎么样来加紧工业的建设，最主要的问题，那个时候正在设计和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苏联设备的供应，苏联供应什么设备，我们自己搞什么设备；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以加紧建设来促他们的设备，因为他不是有个借口嘛，说你们的建设还早呢，不要着急，你们的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就是设备，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催他交付，最紧张的时候，我天天都问满洲里进来了哪几台设备。那个时候有一个供应局，一个姓金的女同志专门管这个，天天上班就到我们办公室，报告说今天进来了哪套设备，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也采取了措施，抓建设进度。苏联专家估计我们建设的速度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他也说我们不要着急，而我们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快这个速度，在各方面加紧进行，这样来促使苏联的设备及早供应。宋部长和我们一起做全体总动员，充分发挥和专家良好关系的作用，使他们能够给我们讲解和提供更多的资料及技术，吸取苏联专家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供应局的姜涛跟苏联驻中国的代表天天打交道，每天都催问他们设备什么时候进，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中央即将撕毁协议和中止援助的决定，还没有向下属传达，二机部利用这段时间差，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宋任穷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了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等等。这样就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白文治说，我们稍微早几天知道苏联要全部撤专家，心里边当然有点那个。这一撤下边的事究竟办得了办不了？我们拿不拿得起来？没把握。部党组就派我和袁成隆马上去，先到兰州的铀浓缩厂，先给他们厂子里打招呼，让他们先做准备，做我们自己能拿得起来的准备。拐棍撤走了，没有拐棍了，那么就在技术员当中做这个自力更生的准备了，准备把它拿起来，趁着要撤还没撤这几天的工夫，有什么问题尽量把它摸清楚。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岗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任务，今后自己怎么样能够承担，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么就要发动每一个人准备好问题，该问的就抓紧时间问吧。这个时候，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一大堆问题啊。那么就问，都找自己对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