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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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都集中起来，他有时下命令不许大家再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３２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这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５％。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的不是足够小，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怎么会不对的。不对是数据抄错了，还是什么呢？不是，它在计算过程里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１９６０年５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说你还有什么话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去，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我就去报到。我爱人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也不问，我也不说。那个事情现在也不大容易想象。当时为什么上午１１点跟我说，下午两点钟就让我来报到？原来调令下了几天了，因为学校里不想让我去，想换个人，后来上边来催，学校里就紧张了。我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不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到１９８４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２０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２４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１９４５年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了，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１０００次的计算机。那么我们当时也就是一台１０４计算机，第一台就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国防科委的一个少将就把各单位找来，说帮帮忙，要搞计算没时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礼拜六个小时。一个礼拜是１６８小时，计算机是一天２４小时运行的，维修时间除外。到了第二台１０４的时候，东直门外７３８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咱们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你这台机器就给九所吧，这台机器就到了北京，咱们才用到一台１０４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界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报告，科研报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江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分好，组长汇总，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当时上海有一个一百万次的，叫６５５。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在我们九所相互间是不称官职的。邓所长，周所长，没这个叫法的。叫邓稼先就老邓，周光召就老周。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了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１９５９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１９６２年９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
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捷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１７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４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们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告诉我们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们背着专家抓紧消化资料，专家盯着我们挺紧的，看到我们院里人多，就说这些人为什么不出去实习？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开始去工房刚建，但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打响第一炮。工房看来五一节以前交不了工，我们决定用帐篷。帐篷搭起来以后，在帐篷里筹备注装炸药。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主要的单质炸药就是ＴＮＴ，再就是黑索金这两种炸药。容器这套东西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都用铝和铜的。那时候没有这种专用工具，怎么办呢？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买铝盆、铝锅、铝勺。熔药桶要夹层的，中间要通蒸气。这个熔药桶我们是在车间焊接的，两层的夹桶。没有模具就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装在圆筒里边。开始强调土法上马，大家心情特别着急。四月份，塞外春天风沙比较大，结果上游下了一场大风大雨，山洪把帐篷工号都冲掉了，熔药桶冲到了官厅水库那里，找回来一看，碰坏了，不能用了。当时大家心里挺难过，又不能这么等着，就把帐篷重新搭起来，白天晚上在那搞，礼拜天都不休息，大概在２８号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过了五一节以后，随着爆轰试验的要求，我们对炸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原来是用单质炸药就可以满足爆轰试验的要求，后来就不行了，要混合炸药，就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上混合炸药浇注中间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当时这个药柱一个是缩孔，一个是裂纹，这个比较明显，是不行的。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咱们加工车间做不了那个球，球模具很不好做的，要求精度很高。后来没办法了，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那时候动员大家回娘家，缺什么你可以回娘家解决。我就专程回到我们厂子，一说，我们厂长书记很支持，拿来两套小球模具，还没要钱。我本来说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的，不要钱，白送。
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１８８１年。我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１７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起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刘文瀚１９６０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９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３６斤减到２８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１９４３年成立的，到１９４５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用了４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扛着行李卷走２０里地，迎风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就这么宽吧，不到２尺。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６里地去试验场。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起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起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２３５一对，两块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的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起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瓦片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瓦片。瓦片聚焦，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瓦片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也没有说这个问题一定行。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瓦片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行的、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