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 作者:十年砍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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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黄昏我上了火车，夕阳的余辉照耀在田野里，使我不禁浮出了一丝想家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奔向与我故乡一样贫穷、落后的农村。天色渐暗，这个时候应该是收工的时候了，扛着锄头，牵着老黄牛，这是心中最原始的记忆。 …… 火车渐渐远去，我的思绪也渐渐散开，想着协会的事情，想着农村的问题，窗外漆黑的夜色中时不时闪现几点昏暗的灯光，显出一种别样的景致。我总在想：中国农村这么大，城市不过是连接在公路这边和那边的一个点，可为什么社会的主流却永远是城市？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可贴近农村反映农村生活的杂志、报纸、电视为什么少之又少？“十？一”到了，对城里人来说是一个黄金周，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杂志铺天盖地的旅游、休假和娱乐，可谁知道农村这时候还正处于最忙的收割季节呢？谁会为农民提供这些咨询服务呢？365天农民又有多少假日呢？火车上很嘈杂。大多是出行旅游的城里人，但也有一些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总以一种怯弱和哀求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这个世界，这使我想起了今天在候车厅门口看到的一幕：大概是个打工妹，或者城里流浪者，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因为她没有出示票或者说是忘了叫与她同来的人出示她的票，就被门口验票（不是检票）的一把推出去碰在铁栅栏上。好像是含着泪水，好像是有点自责，她看都不敢看验票员一眼就走了。我不知道如果这位售票员这样对待一位城里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很气愤，也很无奈。难道就因为她弱小，难道就因为她是农村人，她就应该当众受此不平等待遇？
或许我见识太少，或许我还是个孩子，许多人都已麻木了，见怪不怪了，继续挤着，没有任何人投以同情的目光，不知这是我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无聊之中，我再次拿起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为明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的见面作准备，二也希望在书中能为我这次急促的调查找到灵感。一下子我就完全投入书中，伤心处我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因为这也是我的家乡啊！愤恨处我真恨不得把那些贪官污吏统统杀掉。此书第一次看，我发现我更成熟更有深度了，或许是第一次从中找到了一种知己的感觉，一种与自己、自己家命运相同的共鸣，我也找到了建立农协这个灵感，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现在我在更深刻地思考着：农村为什么贫穷？农村为什么落后？政策？生产力水平？农民自身素质？都是又都不是，带着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作这次社会调查。已经0点多了，明天还要与北师大的同学见面，调查的具体内容和协会的初期建设等许多工作要做，这个记录也该结束，但无论如何我要坚持每日记录我这些真实的感想，也不枉此行。
0时36分，嘈杂的火车上我开始整理思绪，我不知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这五天来的感受，从农村来到城市上大学，又从城市返回农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几天来的走访、交谈、讨论让我学到了一辈子也学不到的东西，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在眼前浮现，许许多多知名与不知名的老乡、教师和孩子们，每次与他们交谈我都感觉到一颗颗真诚的心在跳动：为民主自治的新农村而鼓舞，为基层干部的腐败而气愤，为失学儿童的困难家境而伤心……我想总结点什么，要写点什么，所以我开始写这些东西。
谁来保护农村中弱势群体
我们调查是以房县桥上乡杜川村为主，该村地处神农架山区，共有农业人口797人，人均田地不足1。3亩，大多为旱地，只能种玉米、绞股蓝等耐旱作物，我们对该村比较困难的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对象之一：失学儿童家庭。
该村共有3名适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等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大多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辍学。我们第一个去的是袁武波家，他一家7口人，爷爷奶奶分开住（乡下叫分家），父母和他，有一个弟弟正在念小学3年级。他已经失学1年多了 ，念到6年级上学期就没有念了。从调查中发现他父亲是个哑巴，个子不高，母亲说话也口齿不清。去的第二户是徐双家，一家3口，除了妈妈还有个妹妹，爸爸在他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每天徐双去沙场做工挣些钱。第三家去了几次家里没人，从徐双口中得知这家也是寡妇。另外还有一家的孩子面临失学的危机，叫陈龙，他今年上初一，学费是好心的邻居帮他交的，他一人与聋了的奶奶一起过。 调查对象之二：村办福利院。
据说这个福利院是村里1990年建的，到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里面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里面共6人，其中2人勉强能煮饭，做一些较轻的农活，另外4人有跛子，有既瞎又聋的，有弱智痴呆的，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也都没有儿女。我们送去一些旧衣服，他们很高兴，他们说已经有几年没有人来看他们了。山区的晚上很冷，可有4个人连被子也没有，靠一些稻草、破棉絮破衣服来保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看到堆放了许多棺材，那是乡下最差的棺材，我想大概他们死之后就直接转到这里面然后抬出去。 调查对象之四：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
农村稍有点能力的人都出外打工而留下了“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其中“99”是最让人关注的，他们大多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现在也同样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可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有儿女的靠儿女，而一旦生了什么大病就根本没有钱去承担城里人都难以承受的医药费，只有等死，这在乡下是非常普遍的事。有一位老人，70多岁，单身过，可他还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赋税，我们去的那天他还被拉去做义务工。另一个是竹山县的孙家成，82岁，全国劳模，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曾受毛主席的邀请柬去观礼台观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16年乡党委书记到80岁退休，国家几次提高老干部的工资待遇，可现在他连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他说他看不惯现在干部腐败的工作作风，多次去北京、武汉上访，为老百姓请命，却有好几次被抓进派出所审问。 调查对象之四：乞丐、流浪者和先天性疾病者。
杜川村地处山区，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大脖子”病患者，还有许多患小儿麻痹症的，各种残疾病人缩在一团艰难地行走，有的在乞讨。由于无法交谈（大多口齿不清或方言太重，有的反应迟钝），我们没有很深入地与他们交流。去村卫生所了解到，由于山区缺碘，许多人患了大脖子病，国家实行食盐加碘后就少了，但医疗卫生水平还是跟不上，小儿麻痹症得不到及时治疗。 谁来保护农村的弱势群体？我一直在思考。
在徐双家，我问徐双他妈：“你怎么不种些中药材，绞股蓝或黄姜等呢？”“我们哪能种哦！没有钱，绞股蓝一亩种子也要几十块，还要化肥，去年种了没有施肥都死了；黄姜根本种不起，一亩田要上百块……”“为什么不贷款呢？”“他们哪会把钱贷给我，有钱的才贷得到。” 从对其他村民的调查中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合作社的钱只贷给有钱的人，还要请客送礼。而这样，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更可怕的是，贫穷家庭子女上不了学，他们只能世世代代重复着他们祖辈的命运。
走着山路上学
我们去之前的9月25日，《中国教育资讯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房县下茅平小学谭荣杰老师的事情：谭老师对政府只发35％的工资不满，带领7位教师上访，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我们见到了谭老师的同事们。杨海德是谭老师的生前好友之一，他向我述说了教师的困难：“政府说财政困难，一直只发35％的工资，而且后来连35％都保证不了，现在也只发到了87％。小学教师每月300多元工资，可上有老下有小，教书之外还要种地，……”下茅平小学属于当地的中心小学，条件还算不错，可危房、桌椅板凳无钱修的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不拨款又不能向村民集资，教师生活自然困难，有时只有通过乱收点钱来改善。后来我们去了杜川村了解情况，该村小学共3个年级3个班，一个老师，四年级就要去桥上乡住读。由于是国庆节，我们没有见到学生，周老师与我们聊了起来。她一家3口人，夫妻俩都是教师，由于谭老师的事，她的工资增加了，还算满意，只是一人教所有的科目比较忙。
我向她问了失学儿童的事。现在学生生源越来越少，她建议政府应该合并小学，可山区学生走那么远山路上学又是一个问题。她告诉我们，曾经也有武汉市夏令营的学生来搞过结对帮困活动，政府也有一些减免政策（她说她也为一些学生垫交了几百块的学费，到现在也没还），可还是有失学的。一方面是家长的原因，有的家长虽然得到了帮困资金可仍不让子女上学，他们认为上学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打工或者留在身边帮忙干农活（我并不赞同她这样的观点，至少在我调查的失学儿童中都是想上学的，只是没有钱）；另外是孩子自己的原因，他们自己学习不努力，成绩不行，而失学后也只是整天游荡不去想法子，如挖一些草药，虽然挣钱很少，但如果坚持一个暑假，还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学费的。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是调查中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维权英雄张先忠既懂国家法律政策又懂农业科技，带领农民学习法律政策，维护农民的权利，创办中药公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三岔村的张兴带领全体村民实行民主自治，创造了农村干群关系的新气象。这些都是农民的精英，懂政策、懂法律又能正直地站起来为农民说话，我们渴望这些人多一些。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些人身上，我们希望的是全体农民的觉醒，农民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并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希望的是真正的法治。法律是最高准则，像姚老师所说：“可怕的不是文盲而是法盲。”
这也使我又思考到一个问题：我们下乡到底是去做什么？短暂的几天既没能够给农民物质上的帮助，也没有像他们所想像的处理冤假错案，但我想我们去的作用远大于这些。失学儿童袁武波，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我们在大路上把他拉回家，面对这么多城里来的陌生人，他很腼腆，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告诉他其实我们也一样是从农村来的，小时候一见到城里来的生人就害怕，不敢与他们接触，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出这个穷山沟，要到城市里去，所以我们要学会与他们交流，现在你也一样，胆再大点，说说话，聊会儿。他流泪了，是一种被理解和认同的眼泪，他哽咽着。我们慢慢聊起来。后来几天他开朗多了，我们每次去别人家总在门口大喊他的名字让他带路，一路上还开开玩笑。我问他：“你是否想过别人为什么那么富而你们却那么穷？是否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我们不只问过一次，但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但愿我们这次的下乡能让他们思考怎样才会不再重复父母的悲剧。
我来自农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农民在现代社会是被遗忘的一群，农民贫穷、农村落后，这不是我们遗弃农民的理由，我们离开农村的大学生责无旁贷！
我的一次下乡经历
事情已过去很久了，那个500元钱构成的怪圈依然在我心头缠绕，让我须臾不得痛快。我渐渐相信这是一个意义事件，相信它依然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空间，相信有无数跟我一样在反思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心灵焦虑与哀楚。现在，我选择小心翼翼地来面对这个简单又不简单的故事，是因为日甚一日我被一种叫良知的东西追赶的结果。时间到底没法消解压在心底的那份沉重，它没有一天不暗暗冲击我的心壁，目光所及的一切贫苦事件无一不刺激着内心隐忍已久的暗痂。之所以说小心翼翼，是因为我笔力所涉的地方，有自省也有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但依然要先由某个生活中我尊敬的人来担当此责…… 上篇：山民的苦，山里娃的学费
（一）
2003年5月底，非典尚未完全退隐，我与单位同事一行6人就匆匆踏上征程，奔赴三峡库区四县一区搞现场调研。
在车上颠簸10多个小时才到达巫溪这个藏在大山峡谷深处的县，感受到这里山美水美的胜景后，更多的体会却是尚未摆脱贫困的山里人的苦处以及文化的贫瘠。据介绍这是重庆市目前最贫困的一个县。记得进入巫溪县城的那天下午，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象，就是这个县城像一个乡场。全城的主干道就像一般城里的那种窄而简陋的僻巷，且高低不平。刚好我们进城就遇塞车，我们在车上困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动弹不了，找交警也没用，县公安局的同志帮助排堵也没辙。最后我们只好穿街走巷步行去住宿地，留一人在原地看车。据说当晚7点多钟路才疏通，车才开回来。塞车的时候还意外地接到关天一朋友的电话，称当天的《南方周末》有篇他的文章，叫我有空买一张看。好啊，可我一路上愣没看见卖报纸的。走了老远好不容易看见一个报摊，看样子也不像卖大报的样子，好歹问问，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