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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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他养活了多少批评家？这些批评家们的出色阐释，又使我们多少次目睹了精神之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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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中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感到迷惑和无从掌握：主人公K被城堡聘请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谁也不清楚这一聘请的决定究竟是由谁作出的；城堡似乎承认他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这里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在等待中终于得到了来自城堡的信，信中对他的测量工作大加赞许，然而困扰中的K实际上根本未进行过什么测量工作；他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这一点连K本人都表示怀疑；他要进入城堡，却被不可思议的力量拒绝在外；他发现了走向城堡的路，然而他同时发现这条路又拐到了另一边，他永远也不能走近它；……《城堡》几乎全部是由对话组成的（与几乎没有对话的《百年孤独》正相反）。这些对话雄辩滔滔却又含糊其词。它把我们一会儿拉到这里，一会儿又拉到那里，我们在这些对话中来回转动，完全丧失了判断的信心。像整个作品的情节设计一样，这些对话都遵循着“肯定（是）——否定（不是）——肯定（是）”以至往返循环的公式（K与客栈老板关于希伐若的对话，K与弗丽达关于女房东的对话，K与巴纳巴斯关于城堡的对话）。我们在这似乎无休止的反驳中，终于劳累，心中只剩下一个苍老的疑问：到底是还是不是？答案是：或者是或者不是。答案抑或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K最终也未能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他到底能否进入城堡，也无法判定。人们设想：卡夫卡如果将《城堡》写完了就好了。因为那时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根据卡夫卡现有的思路来推断，这个明确的答案是不可能有的。《城堡》与《诉讼》、《美国》一样没有写完，大概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残缺、未定，这可能更是卡夫卡追求的一种效果。他喜欢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秘主义（无怪乎一些批评家从神谕学和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他的作品）。
目的地是否存在和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是《城堡》的一个基本思考。这座绕飞着乌鸦的城堡，显然是一个象征，而非实存的物质性的一处所在。《城堡》与《诉讼》是对应的。后者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定为有罪而遭缉捕。作品的整个结构倾斜于躲藏与逃离。而前者的主人公却是竭力地显示和逼近。K朝思暮想、处心积虑地想到达城堡，为此，他甚至寡廉鲜耻、低三下四、不择手段。他是以极大的耐力和倾其所有心智去求索和进攻的。卡夫卡揭示了人的一个基本心态：憧憬。人总以为有一个目的地。人有生存的勇气和生存的幸福感，正是因为人抱有目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一边用诗的想象去描绘目的地的优美和神圣，一边充满激情地对走向目的地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加以歌颂，即便是失败了，也会给予追求本身以高度评价（“过程高于一切”、“于过程之中充分领略到了生命的快感”云云）。现实主义也是冷峻地宣扬目的地和对目的地加以美化的，并悲壮地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抵达目的地。K的憧憬是执著的。他忍受了一切几乎忍无可忍的境遇。直到精疲力竭，也未放弃憧憬。然而《城堡》同时使我们产生疑问：果真有目的地吗？那个似乎可以看见的城堡，到底是存在还是心灵的幻觉抑或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片映在洞穴里的影子？K本人就产生过疑问。他“看不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假设这个城堡确实存在着，第二个问题便会随之提出：人可以到达目的地吗？《城堡》没有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它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诗化、英雄主义的崇高，也抛弃了现实主义的悲壮。我们的K陷在一片无可奈何之中。他的体力和心力皆无法使他胜任这一追求，憧憬变成了压抑中的叹息和绝望。我们深切地感到，这个世界是按另一套意念和运作方式在运行的，而人类的意念和运作方式与其一点也不重叠；人类永远找不到通路，目的地只能像K的城堡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城堡》无限，自然不会被区区两点说尽和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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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对“战争与和平”、“阶级冲突”、“国家利益”、“金钱拜物教”、“爱”这一类通常的伦理的、政治的问题始终兴趣不大。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哲学性的。我们对《城堡》大概很难进行历史主义的批评与研究。
196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西方评论家鉴于东方阵营于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拒绝卡夫卡的现实而发出呼声：“我向社会主义世界呼吁：将卡夫卡的作品从非自愿的流亡中接回来，发给他一张永久性的签证！”几十年过去之后，今日之世界，大概已再也没有一块领域拒绝卡夫卡了。因为卡夫卡是无法拒绝的。他不是一个政治角色，不是某种制度的信奉者，也非某个阶级的代言人。他已飞越到我们这些聚拢在各种旗帜下而各执一端并争斗不休的凡夫俗子的顶空去了。他向我们诉说的一切，是那些超越了意识形态之差异的话题，是关于“我们”、“世界”、“人类”的共同话题。他不想去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更不想去解决一个国度里才有的特殊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信奉何种主义，只要对人生、生存、存在有一定深度的感受，都能进入他的世界，并能在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
他的沉思纯粹是形而上的。
《城堡》是对世界高度浓缩后的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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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形而上的沉思之后，卡夫卡看到了遥远的黑暗中的隐形因素（正是这种种隐形因素决定了存在的形式和人类的命运）。当他要将这一切揭示出来时，他发现了一个困难：传统的艺术构思（依照生活的样子来进行结构）十分虚弱，无能为力，至于说深刻性，更不可企及。作为一个由德国文化熏染而成的人，卡夫卡选择了演绎性的艺术构思（德国人的思维模式具有强烈的演绎色彩，这是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大哲学家的一个根本原因）。《城堡》的基本框架是虚拟的，城堡以及K对城堡的憧憬、进攻都是假设，从一个情节到下一个情节，是推演出来的。它没有将初级意义上的真实作为唯一的真实。它丢掉了物理主义的真实观，而对现实世界进行了破坏、变形和重组，并通过纯粹的想象，创造出世界上不存在的某些关系。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真实。它不能返回到现实中来接受检验。因为，它的真实性是一种抽象的真实性。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发现这样一座走不进的城堡，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发现那样一个顽梗的、莫名其妙的K。从哲学角度讲，《城堡》的基本框架又是真实的。它把隐藏着本来无形的框架，拉到了现实世界中。将无形变为有形，用不存在的形象去显示存在的抽象——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寻找到的并热衷不舍的一条途径。因为只有这条途径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沉思之后欲要达到的深刻。
然而，《城堡》又不是一则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虚空的寓言。大概是他第一个创造了这种新式寓言。他居然在虚拟的框架里填满了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细节。从K一进入村子的那一刻开始，卡夫卡就在尽一切可能地去制造真实的氛围，为所有的人抹去“寓言”的印象。K在客栈里被轰起的情景、K与弗丽达在肮脏地面上交合的情景、K以及弗丽达和助手们在乡村小学校脱了衣服睡觉第二天早晨面对上学的孩子来不及穿衣而仓皇藏起的情景，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细节，是完全生活化了的细节。这就是现实主义批评家们要将卡夫卡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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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过去7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城堡》，还依然觉得它是那么的结实，那么的不可穷尽，那么的像一部神的话语录；然后再低头回看中国新时期文学，仅仅才过去几年，就有那么多作品（这些作品还曾轰动过）倒毙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我们会怎么想？无限期的存活与瞬息间的死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城堡》的回答：我抛开了世俗的态度，我穿过了现实的表面，我放逐了实在的时空，我甚至否定了时空，我认为，具体的、特定的时空并不重要，我要抓住的是那些不易断裂、不易了结、不易与时间与境况一起衰竭的恒定和永远，我必须活在今天，活在明天，活在明天的明天，城堡得永远存在，K不能死。
死亡的作品已不能作答了，因为它们已经死亡，只能由我们代它们倾诉死亡的原因：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现实的表层上所发生的一切牵引住了，我们太在乎“当前问题”、“敏感问题”了，我们总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并且是我们确实经历过的时空，我们若失去“某年某月某地”的交待就会大为惶恐，我们总是脱不了世俗的念头，我们总是想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一个个中国主题而却无一个世界主题，我们总想让小说去解决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两大主题：“房子”和“粮食”），我们太形而下了。
从《城堡》看卡夫卡的性别立场
文/骆晓戈 来源：天涯之声
女人是什么？是战利品，是权力的延伸，是和领地一样的财富，还是人？
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描写Ｋ冒充土地测量员，企图让政府批准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安家落户，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无法进入城堡的经历，叙述了K 与弗丽达的情感线索。K与弗丽达的相识到产生爱情的确是异乎寻常的，在乡村酒吧间，K是一个外乡人，企图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弗丽达则是酒吧的女招待，K 很快发现弗丽达不是普通的酒吧女郎，她可以用鞭子抽打一群汉子，这些男人是当地长官克拉姆的随从，弗丽达从一个看牛栏的女孩子，爬到酒吧间的这个位子，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她还是长官克拉姆的情妇，K 在弗丽达的指点下，从门上的一个小孔“看见”了克拉姆的尊容，而且弗丽达“特批”他愿意看多久便可以看多久。K 和弗的爱情从一开始关系便是不一般的，他们作爱居然是躺在长官克拉姆的房门前“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
卡夫卡的《城堡》是一部性别立场非常鲜明的作品，作者从情节一展开就将突出的表现他对专制、权力和性的长久的思考和凝视。有人说《城堡》中的K 似乎是一个性无能者，甚至推论卡夫卡是不是在性方面的缺陷所造成，我认为这是对卡夫卡的一个“误读”。K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当他意识到他将在这个城堡附近安家，娶弗丽达为妻，他马上得考虑他的工作问题，他应该找到长官克拉姆，他假如不能拥有正常人的生存的权利，他便会失去爱的权利。甚至他发现弗丽达跟他离开酒吧到乡村小学后，离开了克拉姆几天，便在他的怀抱里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他由此不安。决定去找往城堡送信的巴纳巴斯，在巴纳巴斯的家中发生的事情则比弗丽达离开了酒吧跟着K“私奔”更为严重。
巴纳巴斯的姐姐阿玛丽亚将他父亲的长官得罪了。阿玛丽亚与许许多多乡村姑娘一样对权力和金钱有着本能的向往，可是当权力的象征索尔蒂尼派人送来一张征召她的纸条，上面全是下流和粗野的话，阿玛丽亚激怒了当场将纸条撕得粉碎。于是悲剧在这个家庭无休止地展开了，也许索尔蒂尼并不在意这件事情，一个权力的象征者在专制的社会里，女人几乎说得上唾手可得层出不穷，可怕的是村民的经验，他们一旦得知巴纳巴斯家得罪了长官，他的父亲，一位乡村一贯信誉很好的鞋匠没了客户，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走了。手下干活的伙计也走了，他们的父亲在冰雪里坐了一天又一天，等着城堡的老爷，希望女儿有机会弥补“过错”，直至全身瘫痪。甚至另一个女儿卖身于城堡老爷侍卫随从任意蹂躏，一切能努力都努力了，希望仍然很渺茫。就在K到巴纳巴斯家之后，他的未婚妻弗丽达离开K，弗丽达在学校的临时住所呆不下去了，返回了酒吧间。K终于发现他为了安家，娶弗丽达为妻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一切都是徒劳。
这样卡夫卡的《城堡》与男权文化彻底划清了界限，当一个人在专制社会里得不到起码的生存权利时，性对于她或者他同样没有人的尊严。更谈不上爱情这种神性的感情。只有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利用与被利用。拥有女人和拥有牲口、扩张疆土，掠夺财富同等的意义。卡夫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揭示了这一切的悲剧所在，他久久地凝视过了久久地思考过了专制下性与权力的交换关系。
应该说卡夫卡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人道主义理想光芒的，专制制度下女性的不幸，同时也是男性的不幸，他的性别立场表现为一种双性的结合，他从双性平等的立场出发既能体验女性的受凌辱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也很希望男性能够与女性携手共进，努力建立平等互助互爱的男女关系。当他在揭示麻木的村民时时事事将性与至高无上权力结合时，他觉得自己都被摧毁了。所以在他弥留之际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无疑这也证实卡夫卡的不朽，他与那个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确是势不两立的。
由此我想到众多的所谓文学，床上戏往往是作为“卖点”出彩，那些众多的宣称自己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学家们，在描写那些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风尘女子时，主角一出场就爱得死去活来，爱得轰轰烈烈，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真正爱他们笔下那些不幸的女性，还是让这些红尘女子强打精神粉墨登场乔情表演，以迎和打着饱嗝喷着酒气的权贵们的胃口呢？作家的性别立场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专制下的男权文化的尾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一再“误读”卡夫卡的。
论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书写
黄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