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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草地龙虎 作者:陈宇-第11部分

小说: 草地龙虎 作者:陈宇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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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如此三番五次折腾,他究竟想干什么?想把我们逼上梁山么!开会就开吧,不把大家都饿死在这里,有人就安稳不下那颗野心。”毛泽东气得把饭都喷了出来。

  由此,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10公里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的第11师驻在沙窝,师政委是陈锡联。会议就在第11师的司令部内召开。

  沙窝,是藏语音,实际上是个山口的名字,地点在今松潘县毛儿盖区八寨乡的俄灯寨子附近。红军从打古山顺沟而下,所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俄灯寨子。毛泽东等人到达这里,经山口进入小盆地中的俄灯寨子时,从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为沙窝,因此把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称为沙窝会议。实际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在沙窝山口召开,而是在进入沙窝山口后的俄灯寨子召开。所以,如果确切的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应该称为“俄灯会议”。只不过这次著名的会议在当时就以“沙窝会议”记录在案,后人也就约定俗成这么称呼。

  俄灯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环抱中,10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茂密的树林中显得很幽静,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个“窝”。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20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策马到达沙窝山口。张闻天迎上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

  陈昌浩感到很尴尬。张国焘解释道:“昌浩同志是中革军委常委,可以列席会议嘛。”

  “不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只允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张闻天解释说。

  于是,张国焘只好在1名卫士的护卫下进入沙窝。陈昌浩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会议开完后再同张国焘一同返回。

  原定红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改变为只有张国焘一人出席会议。

  张国焘赶到会场时,看到出席沙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实际只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4人,邓发和凯丰2人列席会议,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议在寨子中一座破旧的小喇嘛庙外亭中召开。山风习习,虽是夏热大暑季节,这里倒显得很凉爽。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心中自然很是凄然,问道:

  “恩来和稼祥同志还没有到?”

  “他两个病得厉害,已经请病假了。”坐在张国焘一边的朱德侧头说道。

  “周恩来同志的肝病在这时犯了,把医生戴胡子调了去专门进行护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厉害,所以,恩来和稼祥同志不能参加会议。”张闻天说得更详细一些。

  “聂荣臻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也不能列席这一次会议。”博古说。

  正说着,大家看到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到会场。

  王稼祥拄着拐杖吃力地下了担架,微笑着说:“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有,没有!”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迎上前来,然后扶王稼祥坐下。遵义会议上王稼祥那关键的1票,毛泽东记了一辈子。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清楚,沙窝会议也不能没有王稼祥,说不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又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稼祥在这时的确已经病得很重。他是在1933年中央苏区军4次反“围剿”时遭敌机轰炸而负伤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右下腹,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由于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只好采取保守治疗,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带伤参加了长征,而伤口在征途中却常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以吸收脓液,然后取出棉花纱布排除脓液。”后来到达陕北,著名外籍医生马海德在参加了王稼祥的病情会诊后,感叹道:“我看了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王稼祥就是在这种严重的伤势情况下,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几乎坚持参加了长征路上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了沙窝后,他的伤口发炎溃脓很厉害,身体发高烧,肠子溃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处于病危状态。但当他听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病情好像突然好了许多,坚持着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

  “我们现在开会。”担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宣布会议开始,并说:“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决议。泽东同志刚草拟了一个决议草案,大家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来,把决议草案送到与会者的手中。

  张国焘手握草案,粗略地看了一遍。决议的主要精神是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方针的正确性,并说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张国焘的眼光停留在纸面上,这几行字写的是:“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我们之间发生过分歧,我认为这是值不得大惊小怪的。”张国焘第一个发言说:“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而不是扩大分歧。”

  “请国焘同志直接讲问题。”博古插话说。

  张国焘瞟了博古一眼,不理睬地继续说道:“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论。

  在这里我想就不必一一说了。”

  “有什么言论?有话还是摆在桌面上说明白的好。”博古说。

  “比如有人就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胁迫中央;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也有人说我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政治局其他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还有……多着呢!总之,凡此流言都似乎把我说得不成个样子。”

  “好了,国焘同志,流言是很多的,不光你有,我还不少呢!”毛泽东的话明显对张国焘不满意,他说:“譬如有人就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就怀疑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能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我们这次会议就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润之兄所说的政治路线问题,我本人就这样认为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这次会议,我也许不应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如何,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苏维埃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博古接过张国焘的话题,实是在辩驳:“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是错误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的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的神情变得很忧郁。

  会议就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已削弱,那里也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资上能得到帮助。西北有很多困难条件,但都能克服,因而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目前我们极具有紧迫意义的是军事问题。所以,根据中央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国焘同志坚持错误的事实,我不主张在这时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后再予解决。但必须指明的是,国焘同志向中央要权,这是十分错误的。”

  朱德的发言总是取温和态度,多讲长处,多说鼓励的话,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他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不好,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嘛。”

  张国焘这时想起了同来沙窝却等待在山口放牛亭的陈昌浩,于是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说:“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两个方面军中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中央机关其它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为何不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怎么个表达法?”毛泽东的火气在向上冒,他已经做好了今天与张国焘撕破脸皮也要斗争的思想准备。

  张国焘却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中,仍然继续他的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怎么个表达法?很简单,可采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主要为的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人想象的要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陈昌浩接到开会通知已经来到了这里,可是他却又临时接到通知,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现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听牛叫哩!”“你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泽东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说张国焘在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寸步不让:“我这是在讲团结。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才是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这才是分裂。”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已经西出的红二十五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我不同意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不赞成任何同志在这时参加中央工作。现在是军事行动的非常时期,我们暂时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

  会议直开到凌晨3时多才散会。

  沙窝会议着重讨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红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号召党和红军与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指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决议》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为了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和大局所需,这次会议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决定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重新决定了北上的部署,决定红军依各部现所在地分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团、第9军团(已分别改称为第5军、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第33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北进夏河。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已分别改称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首先占领班佑、包座,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会后第二天,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重新召开会议,亲自指定警卫员放哨,说:“如果一方面军的领导来了就赶快报告。”徐向前在一边却忿忿不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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