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 作者:陈宇-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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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呸！如此三番五次折腾，他究竟想干什么？想把我们逼上梁山么！开会就开吧，不把大家都饿死在这里，有人就安稳不下那颗野心。”毛泽东气得把饭都喷了出来。
由此，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１０公里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的第１１师驻在沙窝，师政委是陈锡联。会议就在第１１师的司令部内召开。
沙窝，是藏语音，实际上是个山口的名字，地点在今松潘县毛儿盖区八寨乡的俄灯寨子附近。红军从打古山顺沟而下，所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俄灯寨子。毛泽东等人到达这里，经山口进入小盆地中的俄灯寨子时，从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为沙窝，因此把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称为沙窝会议。实际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在沙窝山口召开，而是在进入沙窝山口后的俄灯寨子召开。所以，如果确切的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应该称为“俄灯会议”。只不过这次著名的会议在当时就以“沙窝会议”记录在案，后人也就约定俗成这么称呼。
俄灯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环抱中，１０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茂密的树林中显得很幽静，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个“窝”。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２０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策马到达沙窝山口。张闻天迎上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
陈昌浩感到很尴尬。张国焘解释道：“昌浩同志是中革军委常委，可以列席会议嘛。”
“不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只允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张闻天解释说。
于是，张国焘只好在１名卫士的护卫下进入沙窝。陈昌浩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会议开完后再同张国焘一同返回。
原定红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改变为只有张国焘一人出席会议。
张国焘赶到会场时，看到出席沙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实际只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４人，邓发和凯丰２人列席会议，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议在寨子中一座破旧的小喇嘛庙外亭中召开。山风习习，虽是夏热大暑季节，这里倒显得很凉爽。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心中自然很是凄然，问道：
“恩来和稼祥同志还没有到？”
“他两个病得厉害，已经请病假了。”坐在张国焘一边的朱德侧头说道。
“周恩来同志的肝病在这时犯了，把医生戴胡子调了去专门进行护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厉害，所以，恩来和稼祥同志不能参加会议。”张闻天说得更详细一些。
“聂荣臻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也不能列席这一次会议。”博古说。
正说着，大家看到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到会场。
王稼祥拄着拐杖吃力地下了担架，微笑着说：“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有，没有！”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迎上前来，然后扶王稼祥坐下。遵义会议上王稼祥那关键的１票，毛泽东记了一辈子。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清楚，沙窝会议也不能没有王稼祥，说不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又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稼祥在这时的确已经病得很重。他是在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军４次反“围剿”时遭敌机轰炸而负伤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右下腹，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由于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只好采取保守治疗，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带伤参加了长征，而伤口在征途中却常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外面穿上丝线，丝线外面再缠上纱布棉花以吸收脓液，然后取出棉花纱布排除脓液。”后来到达陕北，著名外籍医生马海德在参加了王稼祥的病情会诊后，感叹道：“我看了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王稼祥就是在这种严重的伤势情况下，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几乎坚持参加了长征路上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了沙窝后，他的伤口发炎溃脓很厉害，身体发高烧，肠子溃烂，大便从伤口里流出来，处于病危状态。但当他听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病情好像突然好了许多，坚持着拄着拐杖出席了会议。
“我们现在开会。”担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宣布会议开始，并说：“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决议。泽东同志刚草拟了一个决议草案，大家就此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来，把决议草案送到与会者的手中。
张国焘手握草案，粗略地看了一遍。决议的主要精神是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方针的正确性，并说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张国焘的眼光停留在纸面上，这几行字写的是：“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我们之间发生过分歧，我认为这是值不得大惊小怪的。”张国焘第一个发言说：“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而不是扩大分歧。”
“请国焘同志直接讲问题。”博古插话说。
张国焘瞟了博古一眼，不理睬地继续说道：“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酿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言论。
在这里我想就不必一一说了。”
“有什么言论？有话还是摆在桌面上说明白的好。”博古说。
“比如有人就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胁迫中央；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也有人说我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政治局其他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还有……多着呢！总之，凡此流言都似乎把我说得不成个样子。”
“好了，国焘同志，流言是很多的，不光你有，我还不少呢！”毛泽东的话明显对张国焘不满意，他说：“譬如有人就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就怀疑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能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我们这次会议就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润之兄所说的政治路线问题，我本人就这样认为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这次会议，我也许不应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如何，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前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苏维埃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博古接过张国焘的话题，实是在辩驳：“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是错误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的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的神情变得很忧郁。
会议就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已削弱，那里也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同时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资上能得到帮助。西北有很多困难条件，但都能克服，因而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目前我们极具有紧迫意义的是军事问题。所以，根据中央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国焘同志坚持错误的事实，我不主张在这时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后再予解决。但必须指明的是，国焘同志向中央要权，这是十分错误的。”
朱德的发言总是取温和态度，多讲长处，多说鼓励的话，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他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不好，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嘛。”
张国焘这时想起了同来沙窝却等待在山口放牛亭的陈昌浩，于是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说：“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从一、四两个方面军中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中央机关其它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为何不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呢？”
“怎么个表达法？”毛泽东的火气在向上冒，他已经做好了今天与张国焘撕破脸皮也要斗争的思想准备。
张国焘却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中，仍然继续他的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怎么个表达法？很简单，可采取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主要为的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人想象的要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这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在此我不得不告诉大家，陈昌浩接到开会通知已经来到了这里，可是他却又临时接到通知，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现在他就等待在山口上的放牛亭听牛叫哩！”“你这是不要中央！要搞分裂。”毛泽东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说张国焘在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寸步不让：“我这是在讲团结。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才是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这才是分裂。”
毛泽东据理力争：“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六军团、已经西出的红二十五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我不同意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不赞成任何同志在这时参加中央工作。现在是军事行动的非常时期，我们暂时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
会议直开到凌晨３时多才散会。
沙窝会议着重讨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组织问题，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红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重申了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动摇，号召党和红军与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特别指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决议》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为了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和大局所需，这次会议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２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决定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重新决定了北上的部署，决定红军依各部现所在地分左、右两路军向北挺进。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５军团、第９军团（已分别改称为第５军、第３２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９军、第３１军、第３３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北进夏河。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１、第３军团（已分别改称第１、第３军）和红四方面军第４、第３０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首先占领班佑、包座，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会后第二天，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重新召开会议，亲自指定警卫员放哨，说：“如果一方面军的领导来了就赶快报告。”徐向前在一边却忿忿不平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