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强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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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住历史性机会
世界上的公司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都各有各的磨难，而那些成功跻身世界一流的公司的基点却几乎是一致的：一是能否把握历史性机会适时转型；二是能否建立傲立于世界的商业体系。公司发展、转型千差万别，有了这两个基点，我们大致可以透视顺驰公司转型的基本问题和走向了。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而设置的，不仅仅是用来认识事物，还要驾驭。历史性机会往往在熟视无睹中被糟蹋，归咎起来还是缺乏驾驭机会的果敢和行动。对世界一流大公司进行精心研究的孙宏斌深知，在大国经济转型中创建企业，重要的是把握住体制转型的历史性机会。人们通常探索规律追求公认的判断。孙宏斌却决不看重“一切人”的真理，而是执著地寻找他的例外法则。开发土地招拍挂一度被誉为“阳光地政”，在地产商们为“8。31”大限而忧心忡忡时，孙宏斌却看到了地域房地产市场进入壁垒的坍塌期，全国性大公司成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顺驰抓住时机果断展开全国布局，以“天价”参与招拍挂，发起一场谋定而动的圈地战争，令其他房地产商猝不及防。在竞争对手颇为忌惮“价高者得”原则时，孙宏斌则发现了“土地期货”的妙用，巧妙地把一次性付款发展成2~3年的付款周期，把大头甩在后边等待靠土地本身滚出红利来覆盖所有的费用。这种反过来“合理利用应收账款账期”的资金模式，不是顺驰独创，却被顺驰发扬光大。
他深知天津，也知全国。2001年以来，他在顺驰的一系列内部会议上，这样解读房地产行业的特点：总量巨大，快速发展的行业，竞争度低；产品不可移动性和地域性很强的行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属于政府管制性行业，土地市场基本上是政府卖方市场，基础设施配套由政府企业垄断，每个人都有权力，都是领导人，每一位领导人都很关键；开发商是资源整合商。在对天津市场上上下下全方位的关注与深入了解之中，孙宏斌感触到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中国体制转型造成了资金、土地等稀缺资源的控制权由中央和省向城市官员手中转移，这使得中国楼市成为地缘关系最为厚重的行当。房地产不是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不受统一规则的约束，而是在城市官员任期利益左右下的地缘市场。城市官员也不是通常脸谱化所描绘的那样贪得无厌，更大的群体则是要做出一番事业以造福一方。因此，那些能够给他们所期待的经济发展新支撑的项目和设想，很容易获得城市官员的认同。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大地产商一起来做局。孙宏斌善于从对方需求的角度去琢磨如何勾兑，超越小恩小惠，抓住政府官员真正关心的问题。既然有那么多房地产策划公司来策划开发商的项目，那么顺驰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顺驰对规模和利润的渴望，为什么不能形成与城市官员的共谋呢？于是，比一般企业看远了一点的顺驰，不是简单地企求于地缘关系的到位与否，而是侧重在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衔接到位与否，是否能够抓住城市官员的敏感神经上。
孙宏斌：回归零的空性（4）
修炼团队战略思考的本能悟性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不是一个公式，也不是长期的计划，而是随着环境变化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想法。战略包括最好的将军们的本能的悟性。”孙宏斌认同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在他的团队里，反复强调修炼一种战略思考的本能悟性。他说：“战略思考是综合，它包括直觉和创造力，它是整合后的公司远景，不是太精确表达的发展方向。”＇9＇战略是不断融进新因素的动态直觉，这就把握住了事物的空性。他把战略思考理解成一个与时俱进的持续过程，一种持续的主动选择或放弃。他甚至强调，能够理解这种取舍的，就是顺驰人。不理解的，就会形成障碍，就得考虑离开了。对战略思考的这种理解，被具体化到他一直强调和推行的顺驰核心价值观：“使命般的激情，信任并尊重每一个人，永不满足的挑战精神，鼓励创新、主动变革，创造奇迹的团队精神，共同发展、分享成功。”顺驰的土地竞拍策略，在市场下滑前夕率先跟绿地合作开发无锡地块等＇10＇，均体现了顺驰团队战略思考的本能悟性。
调动一切能够动员起来的因素
人们的梦想、冲动、好大喜功、冲锋陷阵的劲头，甚至恶念与贪婪等，都可以被调动起来以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没有道德上的考察。顺驰调动一切因素引发了全国圈地战争，手法可以跟华为媲美。顺驰的果敢，打乱了一些开发商自以为是的部署，当初万科花费一年半的心血要拿下的苏州金鸡湖东地块，最后却被迟来者顺驰摘走。更不可思议的是，顺驰把开发商与城市政府的共谋，比如把一次性付款改为分期付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由此带来全国性舆论的关注。这其中的道理，很深也很实在。顺驰发家得益于转型期的朦胧与混沌，但是持续发展，却需要一个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曾经助其成功的东西，随着任期官员的更替，或许某一天就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曝光，不是顺驰应对媒体的权宜之计，而是持续发展的必需手段。只有这样，许多私下里的交易，才会见到天日，才会有一个公开的监督体系，才会度过由于任期官员不稳定而造成的波动。把所有的项目寄托在不稳定的任期官员身上，对要持续发展的顺驰是不利的。这一点也许是顺驰把一系列运作公开化的内情。
打造平台释放潜能
孙宏斌对驾驭自己的公司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知道人们需要什么，他深刻理解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那些富有激情、能够无成见地去感知和行事的年轻人，始终是孙宏斌的首选。当年在联想没有得到授权、信任与尊重，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平台，他就无保留地授予他的团队信任和尊重。他强调：“信任和尊重每一个人是我们自始至终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基础，我们坚信付出的信任和尊重，回报的必然是责任心和使命感；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氛围让每一个干活的人或在某一位置上的人有绝对的权力；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氛围让每一个人都有高度的责任心，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挖掘和释放；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氛围需要好的风气和正气，需要员工有对的感觉，让人们对事情的判断、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和直接。”
当然，与充分授权相伴随的是孙宏斌“零容忍”的底线，譬如任人唯亲、吃回扣、拉帮结派，甚或关联交易等。在狱中时，他曾经反复深思柳传志当年行为的合理性，意识到自己确实有拉帮结派的倾向，那种倾向是公司所不能忍受的。换位思考，他理解了柳传志，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了标尺。2001年春节前，顺驰置业能干的总经理被免职，因为他重用了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的部门经理。有时，当高层领导开始感觉到自己“功不可没”，不能归零时，他也就必须离开了。从顺驰透露出的信息看，张桂宗与张伟的去职，与此关系很大。孙宏斌不愿意与生活在过去中的人共事。这是顺驰团队一再年轻化的原因。他常常念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经验从来不重要，只要你有激情，只要你是开放的，你是空心的，你是无我的，你就是一往无前的，你就可以充满创造。或许，他那跳越与偏执的思维，唯有没成见的年轻人才敢大胆去实践。当然，孙宏斌另有解释：“我们的用人标准是，你是否符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否支持战略、是否努力、是否有责任心、是否有发展潜力，和年龄无关。”
顺驰跑马圈地的偶然性中充满了必然性。局外人看到的永远都是偶然性的黑马，很少人去探究抓住偶然性机会，需要付出多少必然性的努力。孙宏斌感叹：“有人说顺驰是一时冲动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我都准备三年了。”确实，没有视野、战略、共谋、整合、释放等一系列环节精心准备，没有过硬的商业模式，便不可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性机会。
任正非：坚定的硬汉（1）
在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尼采
任正非是一条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2005年他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与巨子”100名排行榜，他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企业家。《时代周刊》的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如何打赢一场场战役的那段往事，将载入中国现代公司成长与发展的史册。
活下去的倔强
活下去，是任正非智慧的源泉。他感慨：“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任正非1944年出生，从小就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任氏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当时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饥。他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谁能想象得到，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可以想见，任正非青少年时代是在何种贫困、饥饿中度过的。生活的艰苦以及心灵承受的磨难，成为成就少年任正非性格的别样机会。
1967年在重庆上大学的任正非，挂念挨批斗的父亲，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挨过车站人员的打。步行十几里，半夜回到家，父母来不及心疼儿子，怕被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儿子前途，催促着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重庆。分别时父亲脱下唯一的翻毛皮鞋给他，特别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2＇长子任正非知道那临别嘱咐的分量，啃书本、钻研技术，成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
如果说，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那么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饥饿感一旦消失，人的生理动力也就完结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是人的本性。
为了活下去，任正非创办公司。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财务有了好转。少许好转的财务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而是继续被投进了经营。当时的任正非，与父母、侄子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做饭。当时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来改善生活。
华为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在当时的中国交换机市场上，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基本来自国外的电信企业及其在国内的合资企业，在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风险性。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何华为公司放着唾手可得的钱不赚，却去劳神耗财地搞科研，“实在太傻了”。然而任正非自有他的一番见解，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技术开发的动力是为了生存。”
任正非曾自我解嘲说，无知使他跌进了通讯设备这个天然的全球力量竞争最激烈的角力场，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这个角力场的生存法则很简单：你必须首先拥有一支全球力量。而中国五千年来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都不足以支撑一流的全球化大公司。这个致命的忧患，一点没有阻挡任正非往前走的果断。在高科技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才可以自主，才有竞争优势。为此，十几年如一日，华为一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投入。投入强度之高，当属中国公司之最。
存在是意志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与生物基因同等功能的文化基因———米姆（meme；，又译“迷米”），是米姆推动着社会进化的进程。借用道金斯的发明；我们把华为硬汉们为之奋斗的观念称为“华为米姆”。
“华为米姆”体现着任正非的个人意志。在人们还在为新经济狂热的时候，任正非则已经透过泡沫看到这个行业供给无限性与需求有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在这样的行当，唯有品牌与服务才能留得住客户。因此，华为十几年如一日，始终以自主知识产权与超值服务为坐标。对于任正非来说，做公司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不是为了光鲜的排名榜，不是为了做什么社会精神领袖，更不是为了跻身政府官僚；做公司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服从，他必须忠诚地服从来自客户、市场、员工的每一个召唤；做公司是惶者生存，永远有数不尽的危机，永远面临倒下去的临界点；做公司是永远的谦卑，要牢记着时间的作用，时刻警醒着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要勇于走向孤独。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这是他为之战斗的观念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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