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出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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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他爱抽烟,还有就是他的打扮。因为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换上了便服,格子呢的西装,脚下却是一双黑色的布鞋,也就是香港人称为功夫鞋的那种。乍看上去,我觉得有点另类,不过,他看上去非常满意自己的装束,上街去了。
刚刚过去的两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挥手打过招呼,之后知道他被调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当时我的感觉是,以他的特点,今年海南的博鳌论坛一定会搞得有声有色。
再后来,我去了海湾。在伊拉克的时候,我知道他被任命为北京市代市长。就在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也就是准备飞到北京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的记者招待会。晚上到了北京,同事们谈论的都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这个时候我才有时间看他的记者招待会的重播。当时我的感觉是,外国记者应该感到满意了,因为他能够讲的已经都说了,不能够讲的,他也明确地表明了态度,对于传媒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确实是传媒期待已久的。事实上,如果当SARS在北京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安排,对于北京的形象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当你越让传媒觉得难以获得资讯的时候,传媒就越会穷追猛打。
我到了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5 月1 日,也就是他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就采访了他。
这次采访非常辛苦,因为早上七点钟之前就要到北京市政府北楼,他工作和目前居住的地方。我有点好奇,因为过去他一直是从事经济领域的决策工作,但是现在,他担任了市长,而且是在非典横行的情况下,他要处理的事情要具体和琐碎得多,他会怎么做呢?
八点二十分,他准时从办公大楼里面出来。他走得很快,没有留意到在他面前拍摄的我们,就匆匆上了他的大面包车。他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精神。我想,在金融界工作了那么久,西装对于他来说,应该曾经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第一站是北京天坛公园。
下了车,他看到了我,马上说,“我关注你在伊拉克的报道”,而我马上响应说,“我关注你的记者会”。
他和晨练的市民聊天。几乎每个在场的市民都说:“我们认识你,看了你昨天的记者会。”而他也非常关心民众对于他的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反响。听他和民众聊天,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言谈中常会冒出很多北京土话,有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我们抓紧时间采访他,他说自己刚刚来到北京,选择天坛,是希望看看北京的市民是不是真的因为非典而不敢出门了。
这个上午,王岐山的行程非常紧凑,从居民区到大学,两个小时走了五个地方。
虽然有的市民投诉的问题当场获得了解决,或者是至少明确有人来负责,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难道所有的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由市长亲自来解决吗?对于我的疑问,他说,其实他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作为一个市长,应该负责处理更加大的事情,制订全盘的政策,但是如果制订的政策不能够在下面落实的话,再好的计划和方案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他要亲自到基层,到市民当中去,就是为了看看,上面制订的计划和方案下面有没有真正做到。他说,他并不希望太多直接干预下面的工作,并不希望批示太多具体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基层做起,深深地体会到,领导批示一件事情非常容易,大笔一挥,希望立即解决,但是对于下面的人来说,这个批示就像一把刀,很多时候可能会干扰了下面的工作。如果下面不能够全面落实工作的话,市民要求市长处理的具体事情会越来越多,而这也就是他召集全北京城八区的区长来开会的原因。可以看到,虽然他平时显得非常随便,但是在说到原则性问题的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甚至是严厉。他的会非常短,他说他不希望开太多的会,但是他也明白,不开会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把会开得越短越好。
和王岐山工作,一些工作人员表示,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经常会突然改变行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原本他的行程里面并没有清华大学,但是他在参观了大运村之后,突然决定马上到清华大学去。他说,因为在大运村看到的学生太少,觉得不过瘾,所以要到大学去看看。其实选择清华大学,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心结,原来他的老父亲就是清华大学第五届的毕业生。虽然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同样进入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的清华梦当时没有实现。不过事情总是会有转机,几年前,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说,当他告诉他的老父亲的时候,老人家高兴的程度比听到他当了什么官都要大多了。而前些天跟着王岐山到北京的发烧门诊去走一走,他身边的人都非常紧张,虽然事先工作人员和他说好,不能够到距离隔离区比较近的地方去,但是等他到了医院,和医护人员握手之后,他径直就往隔离区门口走,因为在那里站了很多的医护工作人员,结果是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使劲地拽了回来。
王岐山是一个说话非常有鼓动性的人,听他讲话的人常常会被他感染,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经常用直率的方式把一些事实讲出来。比如他来到医院,马上就和那些在门口等候他的医护工作人员说,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矛盾——虽然他很想亲自来看看,但是又知道他的到来会让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门口站很久来欢迎他。而正因为他的直率,也容易和别人沟通。那天他和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的代表会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让曾经对于北京挑剔的世卫人员,非常满意地离开了市政府大楼。事后我和一些西方的外交官聊。他们说,世卫的代表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一次坦诚的对话,王岐山知道目前面临的问题,也知道北京的公共卫生系统里面存在很多问题,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
王岐山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没有因为眼前的一些进展而沾沾自喜,而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很多时候是坏的一面,有很强的危机感。正是因为这样,他总是在想,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比如他不断地说,虽然感染数字在下降,但是当民众的生活开始正常,大批民工开始返回北京的时候,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控制局面。
王岐山是一个很懂媒体的人。他对于媒体的友善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之前的工作经历让他和媒体,特别是香港的媒体有着频繁的接触。除了他自己主动配合媒体的采访,他也不停地向自己的同事和手下灌输这样的一个道理:传媒可以让大家知道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我想他深明如何利用媒体。其实这样的关系往往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对于媒体来说,可以更加全面和权威地报道政府的行踪,而对于领导人物来说,可以通过媒体创造出一个透明开放的形象,缩短和民众的距离。这样的道理,很多人没有想到,或者说并不相信。但是王岐山,他不单单是这样想,而且也这样做。
王岐山很像一个明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大家从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一定会被他的讲话所吸引,这样的特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备的,所以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受媒体欢迎。他所到之处,经常有人要求和他合影,而他总是来者不拒。
有几次采访他,每次别人要求和他合影的时候,如果我在场,他总是要向别人推介我,让大家和我来个合影。然后当大家和我合影的时候,他就非常得意,因为他终于能够成功地把我从他身边支开。我还记得那次在大运村,一群女大学生围住了他要求拍照,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站在那里准备拍照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人群里惟一的男士,“看来我成了洪常青了。”拍完照,他马上指着我对那些大学生说:“你们应该找她拍照,她就是那个去伊拉克的女记者。”看到我被他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他显得非常得意,哈哈笑着走开,把我撇给那些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女生们。
在市政府里面办公的王岐山和公开场合的他有点不同。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总是穿着西装,保持着那种在商业银行工作时留下的痕迹。不过,在办公室里面,他就会穿着他的夹克,端着他的保温杯去开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和市委书记刘淇一样,两个人都没有架子,所不同的是,刘淇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人,而他,个性分明,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有点意气风发,虽然这样的意气风发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不经意地表现出来。
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属于北京市的文物古迹之一。我不知道,从王岐山住的地方,能不能够看到大楼门前那棵葱郁的大树,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留意它。
对于他来说,市长这个职务和他以往的工作实在太不相同,因为这是一份需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去解决他们的需要、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的工作。
我爱香港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上班,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坐渡轮。我想渡轮是香港的独有的地方,虽然其他的城市都有渡轮服务,但是谁也比不上香港的天星小轮。尽管轮船公司不断地翻新渡轮,但依然掩饰不住它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沧桑。
坐在渡轮上,没有坐车那样拥挤的感觉,我总是挑最后面的位置,然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就这样欣赏两边的风景,倾听海的声音。
这个时候,会发现香港真的很美,港岛区的那些高楼大厦,高楼后面的太平山,还有偶尔在海面上飞过的海鸟,这些只有在香港才能够同时拥有。
很多时候,在这个城市住的时间久了,总是会有一些厌烦的感觉,但是每当飞机从另外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城市飞回香港,在香港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我都会发现,原来那种回家的感觉竟是那样强烈。香港机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在那一个瞬间,都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
我爱香港,是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成为一个电视记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1995年的冬天,我移民来到香港,当我在巴士上看报纸的分类广告的时候,看到一家国语电视台招聘记者和国际编译,我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非常简单,先被负责人问了一些基本的数据,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外电稿件让我翻译,我还记得那篇稿子的内容是有关美国某个州遭受暴风雪袭击的。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来说,不算难,所以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我已经把整篇文章翻译了出来。我还记得当负责人拿到我的稿子的时候,先是惊讶我的速度,然后开始看稿子,边看边露出笑容,最后他抬起头来说,如果这最后一句“安坐家中看电视”,改成“苦坐家中”,可能就和全文的内容协调了。
就这样,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成为电视台的一名国际新闻编译。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进入的这家电视台,用的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数码系统,我的上司和大部分同事都有着丰富的电视工作经验,我开始了进入电视这个行业的第一课。
从计算机系统的运用,到如何利用电视画面来进行剪辑,还有电视文字稿独特的结构,都从头学起。虽然我在这家电视台只是工作了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却有了很好的基础。
其实如果当时我还是在内地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这份我从小学就立志要做的职业,因为要进入电视台或者是其他媒体工作,除了激烈的竞争,还有就是要看关系和后台。对于什么都没有的我来说,我只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一毕业,就通过考试进入了外资企业。也正是在外资企业的工作,让我的英文有了更多的运用机会。我想我要感激香港,因为在香港,我真正体会到,原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只需要依靠自己的实力。
进入第二家电视台,同样印证这样一个道理。在这家台湾和香港合资的电视台里面,大家每天都是在高度紧张地工作着,因为电视这个行业,直播就是直播,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差错,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做好。而就是在这家电视台,我的上司给了我做记者的机会。我想很大的原因,一来是自己的工作表现,手脚快,反应快一直是我的特点,从小学开始就是这样,做作业和考试,我一定是全班第一个完成的。事半功倍的好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事情。第二个原因,之所以给我当记者的机会,我想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自己的长相,虽然不漂亮,但是有亲和力,而这也是当电视记者和平面记者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貌会成为被考量的职业因素之一。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香港出外景采访新闻,那是调景岭最后一批居民拆迁。
为了这次采访,之前我还特地去买了一套套装,虽然之前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必须穿套装,但是到了香港之后,当电视台编辑,服装就变得随意多了。不过出外景毕竟不同,需要展示记者的职业性,服装非常重要。从进入电视台的第一次开始,我就留意记者如何进行采访,又或者自己真的天生适合当记者,虽然那次全港媒体都挤在那里,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怯场,除了做民众的访问,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串场,那是我的第一个出镜串场。为了赶新闻播出,在从现场回公司的路上,我开始写稿子,到了公司马上冲进剪辑房,和剪接师一起剪片,就这样,我的第一条电视新闻报道完成了。
在香港从事电视新闻行业,并不是一些观众想象的那样风光。因为在香港,记者只是林林总总的职业的一种,要约访问总是得抱着求别人的心态。我还记得有一次到内地采访,我约一家公司,结果对方问我是不是要给钱,要多少钱。当时我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