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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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同志，我有许多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向您求教，”博契科说。“区委来不及详细地指导我。我值得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而我的地位又是十分为难。我从来没有做过演员，也不太善于做作。再说这种角色也没有人写过。我自己竭力摸索。我不能把老乡们召来一起坦白地谈谈。书记同志，他们中间有些是坏蛋。
昨天就有这么一个家伙跑来问我：‘怎样报名参加警察部队？人们对我说，战区司令部正在招募警察，可是必须您这里写一封介绍信。’我能对那种家伙说些什么呢？给他一记耳光，也许他要误解，不给他吃耳光呢——也不行。好，我当然具体地为他效劳。我凑着他的耳朵说：‘啊哈，看你这个人，在从前苏维埃政权之下，你送上了要求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现在呢，你又想谋警察干啦！’他回答我说：‘村长同志，我以前是想钻进共青团的组织呀。’‘我是你的什么同志？你应该称我为助理村长老爷！’于是我在他另一只耳朵上赏了一记耳光，同时合情合理地踢了他屁股一脚。
这个刚走，另一个又闯了进来。他是从普列鲁克来的，是我们村子里的富农萧柯季科的继承人。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家父在一九三二年被苏维埃政府流放了，现在还放逐在西伯利亚。我以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可以做我家老爷的不动产的主子。请收下这封区长某某先生写给您的信。他命令您帮助我。’他的‘不动产’就是现在图书馆和托儿所的房子，差不多正是村里的两座最好的房子。我该怎样对付这个无耻的家伙呢？他谈吐文雅，措词也委婉，敲他一下脖子吧？没有适当的借口。”
博契科住口了。
“但我必须说，他并不是第一个人，”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已经有四个富农和两个富农的帮凶来过了。他们要求道：‘把集体农庄庄员们赶出去。您有权过问这件事的。德国人有一条法律说：我们可以收回一切。’我让这位‘知识分子’住进了阅览室的房子，还告诉他，我要把图书馆的全部图书都送给他作为赔偿损失。我劝他把这些书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么着他就连政治文献，连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藏起来了。这就是富农的天性！什么都积贮。好，让他积贮吧。我们的军队一回来，我们就把它收回来。然而还有些别的富农眼热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房子，我就暂时哄哄他们。老百姓对他们恨透了，‘暗地里’把一个富农打成残废。他自然淌着眼泪跑来了。我说：‘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不觉悟。我目前还没有警察部队。等待一下，到德国人的秩序巩固了再说吧……’我要说，书记同志，富农们回来倒是件好事呢。老百姓因此会更恨德国人了。普列鲁克的村长已经问过我：‘你们的供应力怎么样，村里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猪？你偷偷地把它们登记以下，假如你评定得过低——那你就完蛋！’好，那么我怎样来登记呢？走进一所农舍，要是主人是自己人，是苏维埃人，我就问：“有铁铲吗？您为什么不挖个坑呢？记住，一切都得藏好。首先要把粮食藏好。应该把牛、羊和猪都宰了，腌起来，深埋在地里。‘这里的一个女教徒已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她在第一批德国人——一批脚踏车兵——刚到村上的时候，就带着面包和盐出去迎接他们。她头上缠着一块浆硬的白头巾，低低地鞠躬。两天以后，摩托车部队来了。这些人抢去了她的小猪。哈，邻居们就讥笑老太婆啦！现在她成了一位宣传员，到处拿这样的话咒骂德国人：‘这批土匪，暴徒，把我剩下的小猪都抢去啦！把一切都藏起来吧，我的好乡邻，撒旦亲自来啦！’书记同志，对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也多少通晓一些，并且相信不会动摇。虽说我现在的职位是够人家讥刺的。不管我对老乡们怎么说，不管我为他们工作得多努力，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个刽子手。唯一的安慰是历史会给我一个评价的……”博契科带着苦笑说。“老天爷不使我的身体受损害，我的手脚都很健，头也不痛，但是我的心却在痛，书记同志……唉，为什么专说自己的事呢。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
在这些自暴自弃的问题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委屈的音调。
博契科被询问了好久以后才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区委把他开除党籍的决议。可是实际上博契科没有对我说明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心里照旧是个布尔什维克。等打完了仗，我们再来判定我是否合格，我反党的过失是否可以原谅。现在，我这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能够给党带来极大的帮助……然而，最好还是来谈谈我们目前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是：把集体农庄怎么办？那就是说，怎样处理它的财产？能够分的，我们早已分给人家了。例如所有的牲口、品种种子、小的用具器材。但是我们还有些打谷机、碾米机和播种机。毁了吧？我们下不了手。第二个，是干部问题。最近几年来，这些人都已成为才干十分不同的人。我们又有拖拉机手，又有农田工作队队长，还有保持记录的女挤奶工。他们在小小的、自己个人的农场上没有发挥技能的余地，反而感到苦闷。根据德寇的法令，并未要求完全瓜分劳动组合的农场。而且据说，料想不至于颁布这种法令。他们保留下了一些公社，以便更容易榨取。但是我们在公社里干活，马马虎虎、吊儿啷当。然而人们习惯认真地、诚心诚意地工作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一位女拖拉机手——注意到窗子里有灯光。她正和女友们坐成一圈。我想，她们一定是在算命。可是不，我看见一本书。我便问：‘你们对什么东西这样感兴趣呀？’您想是怎么回事？她们原来在温习拖拉机的技术常识。
嗳，书记同志，怎么办？责骂呢、赞扬呢、还是哭呢？人们看惯书、听惯收音机、看惯电影了。从前我们村里每隔三天就有新片子运来。
新近又出了一件事，说来惭愧，我差点儿给孩子们打死。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发现有人在偷偷地拆走风车、打谷机和马拉的草耙上的零件。如今农庄的院子是没有人守护的。说实话，我甚至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样的举动是好是坏。多半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破坏农场，不要留给德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到呢。
前几天，我顺着田地朝室内打谷场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从那里跳出几个男孩子，躲进灌木丛中去了。到了打谷场——那里我们放着拖板——飞轮已经拆下，点火球已经扭开，所有其余的螺丝帽也已经卸下了一半。我摇了摇头，倒并不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而只是觉得出乎意外。后来我四周瞧了瞧，看见离矮林不远有一堆新土，上面放着一块触目的石头。我走到那里，拿脚碰了碰石头，突然象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耳边刷刷飞过。我弯下腰，有个什么东西叭哒一声正好打在我的脊背上。回过头去一看——一颗螺丝钉在地上打着滚呢。我火冒了，不顾一切地闯进灌木丛里去。巧得很——我拿住了浑名叫做郭切特的米沙。我抓住他的后领摇晃了一下，他就咬我的手，吐唾沫，同时还对什么人发号施令：‘小伙子们，你们还等什么，扑上来呀！’
这个米沙在去年对集体农庄很帮了些忙。他曾宣布‘铁木儿运动’比赛，领导少先队工作组收集麦穗；并且在集体农庄的花园里组织了守卫队……那时候他是朋友，而现在呢——成了敌人。他两眼冒火，象狼的眼睛一样，而且气得直咆哮。忽然又有五个孩子向我扑来，把我掀倒在地上，拿小拳头使劲向我的腰眼儿打。我的怒气已经消了，喊道：‘住手，小伙子们，别把我打死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他们相信了，松了手，以后我们就在那灌木丛里开了半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议。我稍微向他们露了些口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把机器零件涂上机油，埋在地里，而且在它上面放了一块显著的石头。我批准了这件事，不过我们想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暗记。因为石头过于明显了。
书记同志，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话：人民是最宝贵的资本。我在这里是地方官，表面上好象是德国人委派的，实际上却是苏维埃政府和地下布尔什维克党派定的。我习惯设计和统计，也习惯会计。好，我结算出，村子里有二百零六个有劳动力的男子和五百十二个有劳动力的妇女，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老大娘不计、少年人不计。男子有很多种：新来的——那些可疑的任务，还有过路的——那些脱逃的战俘和战区的难民。当然，我保护着他们不让德国人伤害，并且将继续保护他们。这是我顺便说的。可是血统上属于我们村子里的自己人，可以说也不少。妇女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本地人。
您要问：为什么要计算呢？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不论从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的观点来看，他们毕竟是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待在家里。双手支着头眺望窗外的景色。书记同志，您看我究竟应该怎样使这种力量转过来反抗德国人，让每个人都起来斗争！？”
博契科激动地说着这些话，差不多在叫喊，他时而坐下去，时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显然，他提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为了要获得解答，而是多少想说说，一吐肺腑罢了。
西蒙年科的母亲拿了一桶水走进房来。博契科双手捧着桶，凑到唇边，久久地喝个不停。我注意到他那双工人的大手，全都带着黑色的刮痕。真是个热爱生命和劳动的人！然而命运却逼迫他扮演一个卖国贼的角色。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必须纠正他：
“博契科同志，您刚才说，要人人反抗德国人。要人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对待别人，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您自己不是说过，富农们正在回来。您说过多少男子和女子的数字。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坐在自己屋子里想些什么事……”
博契科没有好好听。他一心一意想打仗。
在我离开列索沃耶之前，我们又会过好几次面。
我也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的妻子和成年的女儿招待十分殷勤，请我吃饭：“请尝尝我们自己腌的火腿吧。我们杀了一只很小的乳猪。我很少说，把所有的牲畜都宰了，免得给德国人拿去。”
博契科这里还有几个客人围着桌子坐着。我低声问他：“那是些什么人？”
“请放心，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都是自己人，是躲避德国人的苏维埃人。”
这些“自己人”中间的一位显然不合我的心意。他脸上有一种假仁假义的、教派分子的神色。
这个人年纪四十五岁左右，小眼睛骨溜溜地乱转，胡子稀疏而带光泽。我心里叫他：浸礼教徒。他身上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但是一直坐立不安，好象在他军装里面，还穿着一件苦行者所穿的马鬃内衣似的。他不知怎的，尽量佝着身子鞠躬说：“多谢主人们的掩护和盛情……！”
接着他悲天悯人地慢慢儿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火线那边，我的小宝贝们在等着爸爸。可是爸爸却落在德国人手里，爸爸为了小宝贝们在淌眼泪……”
“喂，朋友，战前你是干什么的？”我忍不住问他。
“跟您的行业一样，”他回答了，马上咧着嘴笑。
“跟我的行业一样，也就是说，象我一样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喽，”我开玩笑似地说；可是突然发现这个家伙慎重地眨着眼睛，好象在警告我别透露得太多。
他相当自在地回答了我的问话：“我并不重视我服务的地方，现在，您瞧，我是个讨饭过活的流浪汉。”
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挨近我，趁没人注意的当儿，小声说：“看来，我们的主人是顽强的苏维埃人出身。”
我故意凑近地同样低声问：“你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在有些谈话中……究竟是谁指定他当村长的？”
这时我立刻把他说得窘住了，使他意气消沉，不再追根究底地问下去：“是我委派他的，就是没来问你！”
经常有些人在博契科家里作客。他欣然接待这些人，给他们吃喝，给他们治病，还供给他们穿着。大概至少有二十五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当然，他这一点应该受到荣誉和赞扬。他大多数的“临时住客”后来都假如了游击队。不过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是个极重情感的人，对任何人都不分好歹地开诚布公。我警告过他，但无济于事。
由于我的请求，博契科到普列鲁基去联系那边的地下工作者。
这件事他没有办成；可是打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在伪村长会议上，听说在区里昂城里已有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八人已遭枪决。又据说，费多罗夫已在本省出现。全体伪村长和伪警察奉命立即向上级报告可能发现您的行踪的任何消息。”
这时，博契科开始低声地对我说，不过这个人的低声说话说得那么响，大约在街上也听得见：“区长个别召见我说：‘我听说，费多罗夫正在您那方面活动。显显您的本领吧。假如我们把他捉住就好了……’他的诺言是如此慷慨，害得我几乎是一路奔回家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应该迁移……”
夜里三点钟光景，我醒了，马上从床上跳了起来。我的心情是惊惶不安的。我从枕头下抽出手枪，放在自己身边。我的心卜卜地跳得挺厉害，妨害了听觉。仿佛大门外有人在叽叽喳喳说话。我竭力设法使自己镇静，不想无缘无故为了一点儿小事叫醒主人。
房顶上密密地滴下水来，神像底下的小油灯的灯芯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此外再没有别的声响。我正想再躺下去，认定这是因为我和博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