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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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穿的是黑棉布裙子和皮外衣，头上包着一条红围巾。她有文学作品中早已描绘过的那种妇女代表的模样儿。显然，她费了莫大的劲才获得这样的装束，目的正是为了符合这种人的样子。她是黑黑的，中等身材，二十三四岁年纪，但是因为头发剪平了，身上又穿着那么一套衣服，所以看起来要老一些。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特征是认真，而认真的主要特征是面面俱到。她手里提着一个雪白的小包裹，白得象上过浆的。她怎样把这个小包裹经常保持得干干净净倒是个秘密。这个小包裹里装些什么，也是个秘密。这位年青的女人热心地保卫着这个秘密，虽说她的同伴谁也不想去深入了解它。她常常和一个同志走开，不是落在这伙人的后面，便是赶在前面，她一面证明着什么，一面表示责难地摇着头。大概因为她不满意那位同志，所以才把自己的观点解释给别人听吧。当前面路上发现有人的时候，这位穿皮外衣的女人便赶过自己的同志们，第一个去迎见那些陌生人。假如那是德寇或者可疑的人，她便把自己的小包裹搭在肩膀上，那是叫我们注意的暗号。这个女人是娜佳，我们忠实的伙伴。
第五个，过去很胖，但现在几乎是皮包骨了，是个金黄色头发、妙趣横生的人。他自己随时准备‘歌唱’，而且发动别人去附和他。他总是插科打 ，逗弄着人家。当然，娜佳是不会赞成这种行为的。他穿了一件灰色长上衣，帆布高统靴。这位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普列瓦科。
在旁观者看来，我们这伙人的移动是这样的：绕圈子，走弯路，仍旧回到老地方；它的人员向不同的方向散开，然后再聚拢来……碰见人的时候，他们时而久久地坐下来谈谈，时而突然转过身去快步向后走开，消失在灌木丛或树林里。在走进村庄时，他们先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屋子才敲门，在半夜里蓦地离开茅舍。在白天，他们钻进干草堆或麦杆垛里去睡觉。
这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野蛮的生活。我们变得粗鲁、憔悴，脚上磨起了厚厚的硬茧。总之，在这些没有止境的移动中，我们受到了锻炼。谁也没有伤过风，喝过一滴药水或吃过一包药粉，甚至也不感到忧郁。我们习惯在任何环境之下睡觉，醒来时马上神清气爽。
几天以来，朱勃科已经设法通过伊雅琴区的两个共产党员去确定支队的所在地。他们两个都不能肯定地告诉我们什么，虽然花在寻找上的时间并不少。这件事使我沉不住气了。“要是他们在自己的区里还不能做点工作，那还算什么侦察员哪！”他们确切查明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支队还存在，还在活动，是用‘赫鲁晓夫’命名的。
还在沦陷以前，我们在切尔尼多夫就知道伊雅琴游击队已经选定翁别雪森林做最初的根据地。我们决计开始从这座森林找起。
十一月一日的早晨，我们这一伙人转入了伊雅琴区，不知不觉地参加了某种奇异的、错综复杂的游戏。我们知道支队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也许相去还不到十五公里。我们在找支队，而支队的指挥员从我们在若夫特涅伏农庄派出的带着省委指示的通信员那里接到了通知，知道我们在附近徘徊，也正在找我们。德寇和他们的民族主义走狗们却对我们和支队都在搜寻。大家欺骗、监视、消灭自己的踪迹，总而言之，好象在侦探小说里一样。
我们在区里辗转了九天，我必须说，我们的冒险没有使我们迷恋，却使我们生气；至于说困难……倒是有的，有时候困难反而叫我们高兴……
但是我最好还是顺着次序讲。
当时，占领军在大多数地区已经组织了某种类似行政机构的政权。司令官们依从从早期占领的西部各省，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混蛋和罪犯。他们就用些‘干部’来充当伪警察和伪村长。
仅仅在两个星期以前，居民还相当亲切地接待流浪的俄罗斯人，而现在却已开始提防他们了。
我们走进翁别雪森林的一个区段，去找一位年老的看林人。问起他关于游击队的事。老头儿在回答中反而打听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都是战俘，想悄悄回到列普基区家乡去。”
“噢，那么你们悄悄回去吧，干么要打听游击队的事儿！”
他的儿子——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这个人干脆说不相信我们：
“你们别装傻了。难道我还看不出你们是什么样的战俘。告诉我，你们要找游击队干么？”
我们使他们明白了：我们和游击队有些关系，想要赶去和他们联系。小伙子乐了，请他的母亲来弄东西给我们吃，自己动身张罗着照料我们。接着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说是去拿家酿的烧酒，消失了大约四十分钟。他没有拿到烧酒，可是打听到了对我们说来是最关重要的消息。
“顺着这条路走，渡过乌达河，走过普里蒲特尼村，在那里在问彼德罗夫斯克农庄，到了那个农庄，你去找骑巡兼看林人——格里沙。他应该知道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我们对父子俩谢了许久，和他们握手道别。但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却进入了逆境。
我们顺着他们指点的大路走，不久便可看到河流和桥梁。桥边聚集着一群人。娜佳赶到前面去了。
因为她没有把小包裹挂上肩头，我们便向桥边走去。
原来这座桥已经被红军在撤退时破坏了一部分。只有几根桥椿矗出在水面上。拥集在这里的老乡们是附近村子里的居民。本区当局强迫命令他们在桥椿上铺上木板，搭成便桥。
在那里干活的约有十五个妇人，只有工作队队长——年约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是个木匠。
集体农庄的女庄员们高兴有个机会歇息，围着娜佳坐在河边。她正在对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我们也坐了下来。娜佳劝他们对新政权的一切指示和命令实行怠工。
“你们修桥铺路干么？你们在建立城乡之间的交通，便利运输。那不正是德寇所需要的。你们立刻就走散吧。把一切都扔下！最好是把你们搁好的桥板都破坏。这样才证明你们同红军在以便，同游击队在一边！”
妇人们渴望地听着娜佳的话。她们大部分都是年轻而热诚的。
而那年轻的队长呢（我们已知道他名叫米沙·古林），直盯着她的嘴，不时重复说：“噢，对，真对！好极了！”
在河对面大约一公里处，可以看到普里蒲特尼村，这正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庄。便桥已快完工，如果在桥椿上放上十块木板，把它们钉好，我们就可以走过去了。
我暗中扯了扯娜佳的袖子，对她做了个颜色，意思是说：“你说得不错，但是我们得到河那边。醒醒吧！”但她还是继续说下去。
小伙子做了榜样，第一个拿着斧头奔上桥去，两三下就劈下一块木板，接着又是一块，把它们都踢进河里去了。
“喂，姑娘们，来吧！让鬼把它拿去吧！我们大伙儿负责！”
姑娘们迫不及待了。她们一面叫喊，一面打趣，一面欢笑，半小时功夫便把整座便桥拆光了。年青的队长好象对这还不满意。他命令自己的队员把放在河边的全部建筑材料也一并抛到河里去。
我把娜佳拉到一旁：“嗳，亲爱的，你捣些什么鬼啊！？”
她一点儿没有不安，我的问题反而使她大为惊异：“但是，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既然我们号召农民牺牲，我们就得给他们做个榜样。”
好，当然，这是很合理的。可是我宁愿娜佳在河对岸开始宣传……河水冷得怕人。我们涉水渡河，水直浸到腰部。
我们没有走进普里蒲特尼。
朱勃科先赶到那里，回来报告说，村里好象出了什么事：“老乡们很兴奋，都聚在一块儿，妇女们在挥舞着手臂……”
我们被迫游泳以后，可不愿带着这副样子在人面前露脸。虽然天色已经入暮，我们仍决定径向彼德罗夫斯克农庄前进。我们打听到它离这儿只有四公里光景。而且看林人格里沙就在那边。
当我们敲着一所东歪西倒的草顶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女主人很勉强地放我们进去。但是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的笑话立刻使她快活起来，她显著地和善了些，甚至表示愿意煮一些马铃薯给我们吃。我们自然没有拒绝。她把马铃薯连罐放在一张很矮的桌子上。小油灯发出如此暗弱的光亮，以致我们彼此面对面都看不见。
我一伸脚，碰到了桌子下面的编织的篮子。原来我们的桌子是一只麦杆编的大篮子，上面盖着木板。
“女当家的，”我说，“您怎么连张桌子都没有？”
“穷呀，我没有丈夫。自己在缝缝补补……可是你拿针也做不成桌子呀……”
我们在这里至少得住上一两天，这时想出了适当的借口。
“这件事我们能做，”我对女主人说。“咱们为什么不做张桌子给好人呢？我正好是个木匠。瞧，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和我可以在一天里头给您做好一张甚至能在上面跳舞的桌子。同时娜佳也可以洗洗衣服。女当家的，好心有好报：您给她烧一点水吧。”
事情便这么定局了。我们的女主人从邻居那里弄来了一些木匠用的工具，我们一早便动手干活。娜佳也真的动手动脚洗衣服。同时朱勃科出去找看林人格里沙。
他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虽然找到了那个格里沙。原来格里沙是个十其八岁的青年人，但是顽固得出奇，是个拘谨的小伙子。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无法从他那里探听到半点消息，”瓦夏说。“请相信我这个侦察员的辨别能力：据看来，不仅是他，就连他的母亲和小妹妹都知道游击队在哪里。我已经对他做了一切的暗示，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他发誓说：‘叔叔，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的女主人在集体农庄的场上找到了一些木板，我们的桌子顺利地做起来了。普列瓦科当当地敲着槌子，沙沙地使着刨子。一些小孩子紧贴在玻璃窗户上，跟着出现了大娘们。
有人来定货啦：“请你们也到我那边去吧。我家的大门在冬天未来以前得修一修……”
“我的床坏得不得了。你们能不能做一张新的？我有钱，但是在农庄里上哪儿去找木匠啊？”
进来了一个板着脸孔的家伙，几乎要对我进行审问了：“您早就干这项手艺吗？”
“这是我的本行。我过去在切尔尼多夫一家家具工厂里干活。但是战事开始了……现在正从俘虏营里出来……”
实际上我从来没做过细工木匠，但干起这项活来倒并不坏。早在隧道上工作时，我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支柱工——其实也就是木匠。普列瓦科也能巧妙地使用锤子和钻子。
虽然那个男人装作相信了我们，但是我们懂得不值得久在这里活动。
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一起去找看林人格里沙。我们希望比瓦夏更能够感化他；但是毫无结果。真是个倔强的少年！他对我们看都不看，而且回答我们问题的那副神气，好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德寇的审查员。我甚至开始怀疑对河的老乡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是故意要我们走岔路。
德涅普罗夫斯基突然大怒道：“小伙子，你真是个古怪人！我们确实知道你是共青团员，而且你还和游击队有往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找到他们，否则，德寇……”德涅普罗夫斯基用手指围着脖子表示想象中的绞索……
格里沙沉思了。我们也不打扰他。显然，他很为难。的确，这种问题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一下子解答的。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件使他为难的事：昨天晚上，游击队在普里蒲特尼处决了一个卖国贼，同时在彼德罗夫斯克农盯打破了一所德寇封起来的仓库，搬了八袋面粉到森林里去……于是现在要判断这些新来的陌生人是什么人：确实是共产党员呢，还是德寇秘密派来的警察。
“有了，同志们……在普里蒲特尼有个叫季顿科的集体农庄主席，现在在家。他也许能告诉你们一些消息……就在左边第三家。只是请你们不要径直沿着街走去，要走菜园的一边……”
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和我都认为格里沙做得很正确：与其由他自己来解答如此困难的问题，倒不如把我们送到老同志那里去的好。我记得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名字，曾经见过他。于是我们按照格里沙指点的方向出发了。
但是我们在普里蒲特尼还是没有走运。季顿科不在家，已在前一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妻子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甚至是过分娇滴滴地说话。但是她避开了我们的视线，也不说同志这样的词儿，大门也不关，也不请我们坐：从各方面看来——她是害怕我们。
当我们从她的房子走出来时，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他们一定把我们当作伪警了。不错，那些伪警是够讨厌的。要知道老乡们正在很好地掩护游击队员来避人耳目呢。你以为试试用手枪来威胁他们，他们会说出来吗？”
“格里沙显然早已到这里来警告过他们。而我们这两个老傻瓜，还相信他呢。”
怎么办呢？当我们在村街上谈了几句，正要转回去彼德罗夫斯克去的时候，突然注意到马 附近挤集着一堆人。我们向那边走去，格里沙竟站在那些本地人中间。他站在自己的马旁边，那匹马浑身是汗。
我招呼他走过来，说实话，我气极了：“小伙子，你究竟跟我们玩些什么花样巧呀？你为什么尽说谎，把我们当作傻瓜似地哄着我们！？”
“来枪毙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格里沙很勇敢地回答，眼睛里充满了决心。
他的相貌诚实可靠，眼睛炯炯发光——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枪毙的威胁，也不会吐露一言半语。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