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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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刚刚躺下，有的人就睡着了。我下令发出一个“警报”。我强迫睡得昏昏沉沉的战士们排成横行，命令他们立即离开营房，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灌木从中的棚子里安顿下来，在敌军来到以前，躲起来不让居民发现。
“你们必须善于这样生活，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你们的存在！”
有人在到我的面前，开始热烈地劝我：“那边是一片沼泽地，大伙儿会伤风的。”
但是当德机嗡嗡地飞到头上，开始投下照明弹的时候，大家就一声不响，蜷缩着身子…
德机飞来轰炸切尔尼多夫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心境从来没有象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那几天里那么恶劣。
我乘车去交加中央前线军事会议回来。在回切尔尼多夫的路上，我遇到了一队汽车。我拦住了前面的一辆车子，问坐车的人：“你们是什么人，上哪里去？”我们彼此检验了身份证件。原来，坐在里面的都是哥美里省的行政首长，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爱金诺夫同志也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已经放弃了哥美里，”爱金诺夫同志告诉我。“德军正向切尔尼多夫推进。”
我回到省委会时，饿极、倦极了。有人送了一盘甜菜肉汤到我房间里来，我靠窗坐下，把盘子放在窗台上。
警笛呜呜地开始叫了。最近警报一天得响二十次左右。我已经习惯了，常常懒得进防空洞。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轰炸。
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窗外。我看得见大部分的市区。一看屋顶上面，我发现远远的有几架飞机。而另一群黑色的飞机，从云背后突然出现了，这些德机几分钟以后便到了市空。我看着炸弹纷纷落下来，甚至能准确地确定炸弹的位置：最先被炸得飞到空中的是戏院，接着，轮到省民警局，邮局……我机械地继续吃着。轰炸机群飞过省委会大厦上空。爆炸声、机枪声和高射炮声，汇合成一片可怕的喧嚣……人们沿着街道乱跑，有人恐怖地叫着，我无法断定那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
我离开办公室到防空洞去。轰炸的声音把我震呆了。有几位省委会的同事向我走来，我机械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好象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重担，正在我的两肩上压下来。
一位陌生人在灯光暗淡的走廊里拦住了我：“费多罗夫同志，我一早便在这里了。我是从区里来的……”
“您说吧。”
“我被党开除了，上述书已向省委提上来……现在战事发生了，费多罗夫同志，我怎么能在党外呢？……”
“但是您听到了空袭警报吧，要审理您的案子，我得把同志们叫来，查阅一下文件。同志们都在防空洞里……请您明天来吧。”
“明天就迟了。德寇正逼近我们的地区……”
就在这时候，一颗炸弹在极近的地方爆炸了，我们脚底下的地板都震动起来。
这阵轰炸对这位客人并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加快了步子。他继续在我身旁走着。
“同志，您要明白，”我说，“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审查的。”
“是的，是的，”他忧郁地同意了，对我伸出一只手来。
我记不起他的面貌了。可是他的握力很有劲。我真后悔没有能够为他做什么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防空洞里消磨了一整夜。德机来了十二次。我消极地坐着，传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真是一件屈辱的事情。
到早晨，警报虽然还没有解除，我可回省委会来了。
一股一股的黑烟垂在屋顶上面，火舌冲向天空。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大火。救火员想扑灭各处的火焰，但是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火源发生，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干些什么呢！人们已经无法跟烈火作斗争了。
这个时候，留在切尔尼多夫的总共不过几百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已经疏散了。
德寇指挥部不是不知道这市里既没有军事机关，也没有军事目标。但德寇的飞行员仍然在摧毁每一座显然可见的建筑物，追击他们视界以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遵照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纲领来行动。
在空袭的间歇期间，我决定坐汽车去巡视市区。
我们沿着谢甫琴科大街驶去。每隔三四家房子，便有火焰从窗户里窜出来。一匹跛脚马向我们劈面冲来。司机不得不把车开上了人行道，要不然这头疯狂的牲口要撞在汽车上了。
在我们后面不到十五公尺的地方，一道墙倒坍下来。几根燃烧着的横梁拦住了那匹马。
一个戴毡帽、戴眼镜的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爬着。我招呼了他一声，他没有回答。
司机把车停下，我又叫他：“同志！”
这时候他爬起来了，用失神的眼睛对我瞅了瞅，然后冲进一幢房子的大门。追他也没有意思。
我们驶进了古比雪夫广场。这里大部分的房屋都在燃烧，有些早已倒坍，甚至在广场的中央，都感到灼热。
广场中央有一个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张开了两臂站在那里。他的脸部已给烟灰薰黑了。我招呼了他一声。
他没有发觉我。我再交换他，仍然没有引起反映。司机把汽车开到了他的身边，我拉住了这位同志的一只胳膊。他服从地爬近了汽车，然而好久以后，他还不能回答我的问话。
后来，我告诉他，我们怎样把他拉上车的，他耸了耸肩膀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们又驶过了几条街道。当我们到了市府小公园的时候，亨格尔机群又在市空出现了。其中有一架对我们的汽车扫了一梭子。子弹在头顶上面嘶嘶穿过。
我们还救起了另外两个人，有一个不得不绑起来，因为他已经发了疯。
我们巡驶了大约一个钟头。在这段时间内，有两批轰炸机在市区上空掷过炸弹。我们转会省委会去。我怕只能见到一堆废墟。但事实并不这样，省委会仍然侥幸地巍然独存。在两百公尺的半径以内，没有一幢房屋免于损毁，而省委会只有玻璃窗给震碎了，而且只是一部分。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撤退了。省党委会、省团委会和省执委会应该动身到十五公里以外的鲁卡希夫卡村。我们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电厂已经不能发电，电话的电报的联络也已中断，切尔尼多夫已经和外界隔绝。实际上市区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工厂和机关也早就撤退了。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疏散一空、惨遭破坏的城市。
当我乘车经过自己的住宅时，我惊奇地发现房子依然完整无恙。我正将车子停下，想去拿些东西，至少拿两件替换的衬衣和一双高统靴……但是我把手一挥，算了。可是过后不久，我对这件事就觉得相当后悔。
我穿了一件皮大衣、一件军装上服、一条军裤、一双硬头高统靴……我的腰带上挂了个地图夹子。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名游击队员和地下省委委员由波布特连科同志率领，坐了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离开鲁卡希夫卡到霍尔梅区去了。决定要我在后面再耽搁一些时候。
分别时，我跟每一个人轮流拥抱和亲吻。
“我要完成撤退市民和工业设备的工作，把红军带到切尔尼多夫省边界，然后再回到你们那边来。你们尽可确信，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第二天，我们知道霍尔梅区和科留可夫两区都已经被德寇占领了。波布特连科送小队越过了驻扎在那个地区的第十八师的战士的防线。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在我和自己的同志重逢以前，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我要谈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事情。我是一个弃儿。德涅泊河上的一个领港兼摆渡的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柯斯提尔亚收养了我，我得感谢他。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弃儿，自然孩子们也嘲笑我了；虽然如此，他们却怕我，因为我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要不是大革命，我在青年时代一定要受不少磨难的。没有一个体面的姑娘会看上我，会来嫁给象我这样的人——一个私生子。
我住在耶卡捷林诺斯拉夫郊外——现在叫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洛茨曼斯卡亚·克明卡村。
那里的居民到现在还记得我。你要是向他们问我的年龄：“你还记得柴维金斯基吗？”
“当然记得！”他们全会回答。
“柴维金斯基”，意思是“育婴堂”出生的人，也就是弃儿。
我进了两年制的孤儿学校读书，很努力。虽说淘气，但是求知欲放强，这可能是我从小就理解到，自己以后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吧。
我十二岁就开始做工，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里当牧童。十四岁那年我离开了我的养父，开始过独立生活。我做过牧人、马夫，也在一个包工头的工场上干过活，就这样一直到十九岁。
一九二○年初，我在从前的地方医院里工作，当一名杂差：我要打扫院子，劈柴，生火，搬运尸体。红军战士们也上这家医院里来；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才想到要志愿参加红军的。那时我年纪已经不小，自己已经能够意识到参加红军是我的出路。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主要是受物质方面的服从、长统靴和上好的口粮所引诱。
我在六个月一期的骑兵学校毕业以后，获得了副排长的称号，被分派到库班第九骑兵师的第五十四骑兵团。当时我是一个慓悍的小伙子，骑术很精；但是库班个哥萨克人对于我的勇敢并不惊奇。他们全都长着大胡子，曾在俄德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打过仗。在这批人中间，我不可能当什么长官，哪怕是小官儿，因此我改当了骑兵连长的副官。
我参加过好几次战斗。最初我们的部队退却了，后来就发动攻势。就我个人来说，在这段时期中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把我成为一个热忱的骑兵，爱好马匹、马刀和踢马刺的事给算上。那时，我决定把骑兵当做我的命运，我的任务。
然而我没有成为正规军的军官：我在对尤登尼奇匪帮进攻的时候受了凉，结果患肺炎躺在医院里。接着并发症也来了，使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复原以后，军事人民委员会就派我到铁道兵团去当排长。
我在那里服役和剿匪，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复员了，我的军事生涯也从此中止了。
我已二十三岁。但我没有职业，甚至连任何一定的目标也没有。不过我知道，而且确信：我在生活中不会落空。我有强健的体格，军队又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很想读书。但是我进不了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我的知识程度还不够。因此我打定主意一面做工、一面读书。
在建筑米里法到赫尔松铁道上的一座隧道工程中，我干支柱工助手的事搞成功了。我说搞成功，是因为那时还存在失业现象。
这里，在建造隧道工程的时候，我获得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锻炼和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我的工作是艰苦的，因为总是在潮湿和黑暗里干活。但是我热爱劳动，热爱精通技术的人们。
我在距离工地不远的曼特立科夫卡村上租了一间房子，定居下来。不久，我便在那里结了婚。我必须习惯这块地方，给家庭买一点东西，所以我以全力工作。
在那个时候，我的理想和志向是什么呢？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结过婚，而且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那是假如有人对我说：嚯，阿列克塞，你好好地想一想吧——为什么不立志做一个党务工作者：当一位区委书记，你瞧，就着就当省委书记呢？我会耸耸肩膀，哈哈大笑。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呢。
不但我自己想学习，苏维埃政府和党比我更希望向我这样的人学习和成长。
我的理想是平凡的：当一名矿工长。所以我专心一致地细瞧着那些老前辈，那些经验丰富的伙伴们，我从来不推辞任何工作。
自然，这时斯哈达诺夫运动根本还没有发生，甚至连突击运动也要往后些才有呢。
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有一个工人大大地超过了生产定额，有些老工人便会咕咕哝哝说：“不要减低工资吧。”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就不满。而且工会的工作人员们时常把自己和行政人员尖锐地对立起来：“让行政上来对计划负责吧……”
不，这不合我的口味。
我总是拿那些忠心耿耿地干活的工人作我的榜样。
我还记得，我特别喜欢两名工长，格立高里扬弟兄——亚尔顿和约瑟夫。他们待人坦白直率，不论对年纪大的、小的，一概给以帮助，倘使必要的话——还肯借钱。他们全是优秀的工长，都乐意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别人。这批人都是爱跳舞的快活人，在空闲时交交朋友；也不会拒绝喝点儿酒，但是知道适可而止。我喜欢他们的穿着——穿得很好，但并不招眼。
我最亲近的朋友和师傅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巴布洛夫，他和我在同班工作，也是支柱工，不过比我高一级。巴布洛夫是共产党员，领导重大的社会工作。他在本地工会主持生产部门的事务。
就是这个巴布洛夫教我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使我把阅读当作迫切的需要，使我对于政治文献也感到兴趣。他常到我参加工人委员会的机会，拉我假如生产问题的讨论，而且第一个对我说起关于入党的事。
在那个时候，曼德立科夫卡造好了一个俱乐部。从前，我们只好在家里消磨黄昏，出去看看朋友，或是成伙地在街逛逛，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趣味。俱乐部里有图书室、戏剧组、音乐组。
我的自传，对于苏维埃人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我可以总结在几句话里面：我是被党、被苏维埃政权所培养的领导前进的，我的眼界和兴趣是随着国家文化的成长而发展的。
一年后，我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