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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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无线电新闻是由耶夫先·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斯金管理的。每天早晨点名时，他在队伍面前朗读苏联情报部的通报。接着他转述最后的新闻和最重要的论文的内容。巴斯金在我们这里的声望不弱于无线电广播员列维坦。

　　要是他从以太中收到了好消息，收到了红军获胜的消息，首先就奔到我方司令部来。于是我们自己也从这个地下室走到另一地下室去，我们觉得：拿这种好消息使同志们惊喜交集，也是挺愉快的。后来有人对我说，在苏联后方，一听到解放了一处很大的居民点的消息，人们就跑到街上去讲给那些过路人听。

　　我们这儿没有过路人，但是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想第一个把好消息讲给别人听。

　　你看到某一个战士在森林深处削圆木头，一定会叫住他：“喂，同志，你听到消息吗？”

　　我想起了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暴风雪，天气冷到零下二十度。那天我们得知德寇的扫荡部队已经摧毁了列依明塔罗夫卡，又占领了萨凡基。人们的情绪是不大好的。

　　巴斯金在半夜两点钟跑进来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尼古拉依·尼基吉奇，雅列明科同志！最后消息！好几师德军在莫斯科附近被歼灭了。德国鬼子正在急忙加紧退却。”

　　你不能想象这儿发生的事！当然，我们把全营都叫醒了，好象放警报一样，打响了手枪。人们互相拥抱，把帽子往上抛。卡普拉诺夫除了通常的定额以外，又给每人发了一杯酒，而且毫无怨言。大家热闹了两个钟头才散。

　　但是，哪里还睡得着！大家尽着谈话呀，幻想呀。据一切情形看来，红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开始了强大的攻势。我已记不起是谁首先向我提议的，大概是集体的意见吧。我们组织了几个小组，每组十五人，连夜出发到邻近的各村去。

　　我也带领了一组出发，闯进了霍罗姆诺耶村，叫醒了老乡们。

　　过了一刻钟光景，农民们便向我们在从前村苏维埃的房屋跟前点起的篝火四周跑拢来。结果成了一个变相的群众大会。我作了报告，接着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问题。村子里没有德寇，不不久以前招募的几个伪警都躲起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人竟能暗暗地跑到邻村去了，那里驻有一连匈牙利兵。当匈牙利人赶到时，我们已经无影无踪了。

　　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已经在营地里集合了。大家交换着感想，情绪热烈极了。情报的袭击原来是极有效力的措施。到处农民们感谢我们，请我们常常去，并且说，要是有好消息的话，随时叫醒他们。

　　当然，不冒些儿险是不成的。在丘罗维奇村，德鲁日宁领导的小组冲到了那里，起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人们互相道贺，甚至有人拉起手风琴合唱起“我的祖国，我的莫斯科——我最爱您！”但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大家都警觉起来。游击队员都掩蔽起来准备迎战，本村的姑娘们都逃进了菜园。

　　大约在三分钟以后，从开枪的那方面传来了一个大娘的哭喊声。跟着一批儿童从那里奔了过来，哈哈大笑道：“村长开枪自杀了！他听得红军到了，也许断定先头部队已经进了村子，抓起手枪就把子弹打进了脑袋，嚎啕大哭的是他的老婆。”

　　波布特连科是最后一个回营的。他带着自己的小组上拉多姆卡去了。他们一走进村庄，就看到一所大房子亮着灯光。因为他们早知道村子里既没有匈牙利人，也没有德国人，所以便向那屋子走去。波布特连科命令继续前进，打发其余的人去叫醒老乡们，自己便冲开了大门，拔了门闩，走进去。他看见八个年青人，都从长凳上跳了起来，对波布特连科瞠目而视为，一声不响。

　　“同志们，红军在全力追击德寇拉！”波布特连科叫起来了。“五个敌军师团已经在莫斯科附近躺下了，攻势还在继续着。同志们，乌——拉！”

　　那些年轻人很胆怯地咕哝着：“乌拉……”

　　“噢，我没有工夫和你们在一起，”波布特连科说着，转身到别的房子里去了。

　　后来开了群众大会。可是波布特连科看到，在房子里跟着他喊“乌拉”的那些家伙都没有到场，所以便问集体农庄的庄员们

　　“呃，这些家伙在哪儿？”他描述道：“年纪最大的一个有一撮小胡子，戴着高高的皮帽子。”

　　他们回他说：“我们本地没有那样的小胡子。他是区警察局派来的教官，在这里招募和训练年青的伪警。他们正在那里开会。因为害怕游击队的缘故，所以大都在夜里开会。”

　　波布特连科气极了：“不可能。这个小胡子跟着我喊得比别人还响呢。”

　　“但是您最好看看自己吧：腰皮带上是五颗手榴弹，肩膀上是冲锋枪，手里还有毛瑟枪……要是您看到这样一个人，不但喊喊‘乌拉’——还要喊救命哩！”

　　“跟我来！”波布特连科命令自己的游击队员道，随即向那所房子奔去。他喊道：“给这些坏蛋扔几颗手榴弹尝尝！”

　　但这座屋子已经一片乌黑，坏蛋们全溜掉了。

　　在说完故事的时候，波布特连科摇摇头，苦恼地说：“同志们，咱们的警惕性不够啊！”　

第三章　省委在森林中
　　大约在十二月中旬，一个分队的政治指导员向支队政委雅列明科请教一个问题：“什么是游击队员？”

　　雅列明科困惑地对他瞅了一眼。

　　“您问得迟了一步，”他答凹。“可是假如简单地回答地话，游击队员就是人民的复仇者。”

　　“政委同志，这我懂得……但是，政委同志，您要知道……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战士们进行了关于当前的任务的谈话，进行了关于我们争取什么的谈话……您说——人民的复仇者。我也是按这样的意思解释的。但是他们不很了解。个别的战士以为游击队员的地位是特殊的。有一个这么说，游击队员没有前途，如果和红军战士们比较起来，他的地位简直是不中用的。况且游击队员既没有地方退却，也没有地方进攻。”

　　“噢，比方说，我们不是在实行进攻战吗？波戈列察……”

　　“我也说过。他们不同意。他们说，那不是攻势，只是突击。我们突击一下便躲进了森林。他们问，往后怎样呢？要知道森林毕竟被包围了。又有人问：现在红军正在莫斯科城下发动攻势，一天天地展开攻势，那边的战士快活……”

　　“那么游击队是和红军的行动毫不相干的吗？政治指导员同志，您本来应该解释说，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和前线联系上，可是无论如何我们是跟军队在一起的。红军的攻势也就是咱们的攻势。”

　　“这些人也懂得这一点，政委同志。但是您瞧，比方拿战士尼基佛尔·卡里斯特拉托夫来说吧。他是农业机器站的钳工。他在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总是深刻的。他说，战前，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计划，而且努力求其实现。现在，他也想不仅要信赖红军，而且照他自己的表示：‘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深入到基层中的游击队的发展计划。’”

　　雅列明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了我和地下省委的其他委员们。这里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事实上，没有计划、没有清楚的远景，我们苏维埃人的确是不能生活的。计划已经成了他的需要、他的习惯、他的第二天性，这是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主要区别之一。这种需要表现得突出或者逊色，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发展。钳工尼基佛尔·卡里斯特拉托夫使理想和计划打成一片，实质上是对的。苏维埃人已经习惯于理想可以实现。不管怎样，他总希望确切知道引导他往何处去。

　　我们本来应该向战士们说明我们游击队进攻的道路。

　　在军队里，每一名战士都懂得，我们前进并且追击敌人时，这就是进攻；我们放弃自己的阵地而敌人占领乡村和城市时，这就是退却。

　　在军队里，每一名战士都懂得：如果他的部队配备完全，并且技术方面的装备良好，那它就是强大的。这个部队越庞大，就越能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假如部队是机械化的，一切都用汽车来调动，这样就好。当然，坐橇车走的公里要比步行的公里多得多。

　　就是这种看来好象是极简单的道理，在森林游击的条件下，都必须重新审定一下。

　　的确是这样，什么算是进攻呢——部队向西活动，深入敌后算是进攻呢，还是向东，走向前线算是进攻？收复居民点算是进攻吗？要知道德寇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居民点驱逐出来，而那里的居民会被德寇严酷地惩罚。

　　支队的大小并不总是决定它的力量。一小队勇敢的人员能够轻易地躲藏起来，时常给予敌人很沉痛的打击，特别是借助于破坏行动，打击得更厉害。

　　由此来了第三个问题：应不应该置备马匹和辎重队？当然，骑马比步行惬意得多；但是也许哪里也不需要骑马去呢？在自己的地区里，我们以团结一致的小队来作战不是更好吗？我们非常熟悉本区的情形，森林里的所有小路都摸熟了……

　　现在不仅是原先的游击队员们，凡是读过关于卫国战争中游击运动的书籍的人都知道：游击队不是地方部队便是袭击部队。前者坚守着自己的地区，后者却进行一些战斗便开走，然后兜些圈子回来，完成了几百公里要不就是几千公里的转移。

　　在一九四一年时，连支队的指挥员们也不明白有这样的区别。那时要是有人问我，问波布特连科，问雅列明科说：你们想不想把自己的支队变成袭击队呢？我们会回答不上来。

　　谁都没有命令过我们成为这样的支队。

　　运动战，换句话说就是袭击战术，是由生活本身要求我们进行的。

　　人们有时说，某些游击队长期驻守在森林里。不错，有时候小支队局限于防守，好几个月既不在居民点出现，也不在公路上出现。但我知道没有一个苏联游击队曾在全部沦陷的年月中安心地坐守在那里，单是东藏西躲，一事不干。

　　假如有人讲到某一支游击队在整个战争时期呆在森林里什么都不干，这或者就是企图诽谤游击队员，或者它根本不是游击队，而是一群刑事犯。

　　住在森林里是不怎么舒服的。有人要问：那么猎人、看林人和其他的森林专家又怎样呢？他们常年住在丛莽密林中，在荒山野地里钻进钻出。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不是住在森林里，而是在那里工作。并且一般说来，这种比喻是不合适的。一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另一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

　　在和平的条件下，那时就是有好好地进行建筑，稳固可靠地躲过恶劣的天气，组织起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也绝不是人人都喜欢森林生活的。你把耕地的农民、车床上的工人、工程师赶到森林里去试试看吧，不，他不会愿意在那里待好久的。而在严寒的冬天，地下室的墙壁上盖满了霜，里面又挤又脏，而且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况且你又知道，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会出其不意地冲进来，无情地消灭你和你的同志们。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这是令人嫌弃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极大多数苏维埃人生就不能消受长期的游手好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是同样积极的，也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打得一样出色。这些失败的基础，有下列的原因：无能的领导、战术上的不学无术、政治上的近视。地理上的因素也有关系。在森林和山岳条件下作战，给予游击队显然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有展开游击运动的理想地理条件的区里，敌人很容易而迅速地压制了所有的抵抗根据地。

　　当然，成功的主要条件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我们的条件，主要的、带决定性的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的程度。在那共产党员能够保持自己主导地位的地区，在他们没有丧失和人民群众联系，号召群众跟着他们奋起斗争的地区，也就是侵略者受到打击最沉重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游击队都成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的力量。

　　当然，已经组织起来的、团结起来的共产党员们的支队，决不会耽得很久，也就是说，不会游手好闲的。我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原因，因为有些乌克兰游击运动的历史家们，只看到战争后半期的游击队的强有力的打击。他们认为整个前半期，也就是说组织阶段，是坐守和畏畏缩缩活动的阶段。他们把许多庞大的游击队的出现，和一九四二年末展开的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的运动，解释成由于德寇的恐怖手段和迫切要求复仇而产生的。因此这些蹩脚的理论家就把留在敌后的苏维埃人吸引来参加游击斗争的党的群众鼓动工作给一笔勾销了。

　　人民的抵抗的增强是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胁的加强、地下鼓动工作和游击队的打击的扩大成正比的。而这些打击不是别的，正是敌后的党的军事工作。

　　我们不是一下子就适应地下活动的条件，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我们新的组织形式的。在初期，当许多人指望短期斗争时，我们中间也有一批喜欢躲藏、忍受和坐守的人。打了几仗之后，这时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信心，这种情绪才开始消失。

　　对我们来说，转折点是波戈列察之战。

　　到十二月中旬，联合部队总共已有五百多名战士，而且逐日都有新战士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的鼓动员到处号召抗敌。省委会在自己印刷所里出版的第一批传单，一版印了几千份，标题是谁是游击队员，他们在和谁作战？我们在传单里对老乡们说：‘打击法西斯匪徒，去当游击队吧！’于是人们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

　　但是，生死关头来到了。我们已经不能不冒失去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危险而收容志愿人员的那个时候来到了。

　　志愿人员大多数随身带着武器，然而我们还是无法武装所有的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手榴弹、手枪——那些容易藏在衣襟底下的战利品；但是我们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