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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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光是为了这件事想入党吗？”
他对我惊奇地看了一眼，接着十分严肃地答道：“我想，您是在开玩笑，费多罗夫同志。只为了这件事申请入党该是愚蠢的。我早在团队里就写过申请书，但是没有来得及缴上去。我还保存着介绍书呢。”
“你们在哪里被包围的？”
“基辅附近。彼特罗和我吃了三个多月的苦才找到游击队。”
“你身边一直带着那些介绍书吗？”
“一直带着的。”
“那么说，吴拉先柯埋掉了自己的党证，而你却随身保持着介绍书了？”
“正是。”
理解到这样说对于他的同志不利，他发觉说错了，连忙补充道：“那毕竟有分别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彼特罗有党证，而我只有一份候补党员的申请书。”
“到这儿来，让我看一看。”
他脱下军大衣，拆开背部的里子布，拿出摺得整整齐齐的、用防水纸包着的三份党组织打印过的介绍书和一份自己的申请书。
“揉皱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带着认罪的声音说。“这一张是现在已经阵亡的伏朗科中尉写的。这是上校戈采里泽同志亲自给我的，第三份正好是吴先柯的。他在我们机枪组里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好。我就是他鼓励入党的。”
我审查了证件。然后仔仔细细地向战士的眼睛看了一眼。不，假定这一切全都事先想好是不可能的。何况同申请书和介绍书包在一起的，还有妻子和儿女的一张照片，以及因在集体农庄工作优良而获得的区苏维埃的奖状。
“唉，你们真是些古怪人。你瞧，这不是证据吗？”我把吴拉先柯的介绍书指给这位战士看。“这里甚至有他的党证号码和入党年份——都说全了。把你的好朋友叫来吧，告诉他，要他谢谢你。”
你得看看，他多么高兴地听着我的话啊。
“不错，不错，我们真实些古怪人。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啊，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为人好极了，那样开除党籍是不公平的。”
他离开我的时候，起初慢慢地走着，后来加快了步子撒腿跑了。
我听见他在大声叫喊：“彼特罗！到这里来，彼特罗！”
参加省委会议的，除了委员们——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卡普拉诺夫、德鲁日宁、雅列明科、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以外，还有参谋长尔凡诺夫、助理书记巴利茨基，有时侯还有分队指挥员们和党区委书记们。
省委总是在战斗的空隙时间，在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点开会。冬天多半在地下室里，但是当部队在行动时，就在我的橇车旁和篝火边了。
往往有这位或那位同志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会议：因为需要发布命令，解决迫切的问题。往往战士中也有人跑来报告什么事件。
我想讲述的会议，是在无数的简间断中召开的，那时我们正在参加作战。
我没打算拿当时环境的细情末节来使读者厌烦。现在要记起个别的同志的发言是很困难的。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些非常重大的。虽然事先有过不少争论，可是采取的决议却是一致的。
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各支队合并以后便赢得了战斗力。进行得手的波戈列察之战已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当时当大家明白部队的巩固引起移动，当我们为了不致全军覆没而不能留在原地这一事实已变得很明显时，许多人开始抱怨了。
比沙拉勃叫嚣道：“我们在抛弃家乡，啊哼－呃，放弃自己的根据地！”
格罗明科出乎意外地附和他道：“从这儿我哪里也不想去：这里周围的一切我都熟悉，全都侦察过了。把我扔在这儿吧！我单独和自己的弟兄们……”
事情弄到说出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来：“除非跨过我的尸体！我情愿死在实力悬殊的战斗中！”等等……
但是当我们告诉他，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会给自己招来他今后继续留在党内的可能性的问题时，格罗明科沉思熟虑了。接着他走来说：“同志们，我服从党纪。”
但是单凭省委的命令或决议，单凭人们还没有了解意义的命令和决议的力量来约束人们，也就是说专靠上级领导人员的威信来取得的纪律，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是决不能长久的。
我们想要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当我说“我们”时，我心目中这个词儿就是指党的省委。但这也许是领导上的任性，不顾正确的意思，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从自己的愿望吧？
是的，有些同志就是这样讲的：“费多罗夫已给他战前工作的规模冲昏了头脑。他是虚荣心很重的人，不能安于现状：在他指挥下的总共不过是小小的一队人——一个省支队。”
有人反对道：“为什么说是费多罗夫呢？决议是由党的省委通过的啊。”
“我们知道，”那些反对建立庞大联队的人回答道。“省委全体委员都服从支队司令员费多罗夫，在省委会里他也坐着第一把交椅，谁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呢？”
只有在激烈的辩论中失去理智的人，只有不懂得党的领导原则的人，才能这样议论。
不，斗争的理论迫使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坚决地坚持合并支队的路线。在通过这项决议时，省委首先预计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给他们定下的组织任务的完成：把绝大多数的苏维埃人尽可能吸引进对侵略者的斗争中来。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一定时机内找到事变过程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便能握住整个链条而准备好达到战略成功所必要的条件。
问题是要从党面前许多任务中间挑选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当时工作的中心点，实行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在那个时候，我们发动苏维埃人民起来和侵略者斗争的事变过程的特别环节，是建议一个强有力的游击联队。它是这样的一个联队，它的存在和作战会使留在被奴役的地区里的千千万万人民都知道；也会在党的号召下把绝大多数的苏维埃儿女吸收到自己身边来参加游击队。
假如把乌克兰的所有支队，甚或把一省的所有支队都合并起来，那就愚蠢了。但是一省的游击联队至少必须有力量足以：
一、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
二、和前线及我们苏联后方经常保持无线电联系。
三、有一个供从苏联后方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飞机降落的飞机场。
四、把自己的宣传员干部分门别类，使那些干部能够分析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对苏联人民解释他们面临的任务，对居民广泛地报道各条战线上的真实情况。
五、有一个印刷所，刊印并散发传单和报纸。
六、把根据地作为政治的领导中心，指导省内全部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
七、作为所有当地的支队和附近各区的抵抗小组的刚毅性与纪律的榜样。
显然，小支队较之大支队只有一个优越点，那就是容易隐蔽的可能性，但是不能解决列举的问题的。
有些个别的同志，表达了一批政治方面落后的游击队员的意见时，反对省委掌握本省整个游击运动领导权的一向，说我们因此束缚了人们大众的主动性。他们说：‘要是你们建立起庞大的队伍，就会引起德寇指挥部的注意，使它在支队活动的地区集中扫荡队和作战兵力，因而使居民遭受更大的负担和灾难。”他们说：“游击运动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自发的人民运动，这种运动是在侵略者的暴行所引起的愤怒的影响之下出其不意地爆发的。假若农民们知道占领当局如何切齿痛恨共产党员的情形，便害怕给显然是由党来领导的游击队以帮助了。”
我们必须提醒这些自发性的拥护者注意斯大林同志的几句话：“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着觉悟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在工人阶级前面行进，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觉悟的水准上，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害运动按照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听从自发运动，跟着这运动后面做尾巴。自发论是减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地思想体系，是任何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省委谴责了个别的共产党员的‘尾巴主义’情绪。他们向我司令员提议，保持支队的更进一步发展的路线，并采取一切措施来使它具有机动性。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夜里，我们支队的全体游击队员都坐上橇车，指挥员们跳上了马背，纵队转移了。我们在深厚的雪地里与会曲折地跑了一个半钟点，当驶到距离旧营地有十五公里时，向导员领着纵队的先头部队跑上了大路，喂得饱饱的马匹也使出全力飞奔起来。
迎面来的一些橇车都从大路上闪开了。他们大概认为去的是匈牙利人吧。说真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一百二十多辆橇车，坐在里面的人全带着步枪、冲锋枪和机枪。此外，还有大约七十个起码的人。在那个时候，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没有想到游击队能够以这样强大的纵队来移动。
我们从旧阵地，从住惯了的地方撤退，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推进了。但是这一次的撤退同时也是我们的胜利。
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已走了大约三十公里。我们停歇下来，听到了遥远的大炮射击的轰轰声。
我把格罗明科和比沙拉勃叫了来：“有多少大炮在设计？”
他们大家都认为有许多尊大炮。接着五架轰炸机向森林那方面飞去，我们听到好象地也震动起来。几架飞机飞过了我们的上空。但是德寇当然决不能在上面想到半公里长的纵队竟是游击队。以前还未有过这样的游击队呢。
就在这时，我要求尔凡诺夫把当前的情报通知格罗明科和比沙拉勃。两千多名德寇已经开始进攻营地。现在让他们扑个空吧！……
“你们懂得撤退有时也是胜利吗？”
“您该早说呀！我们，呃，也好让我们明白一下呀。”
“你们明白游击队司令员不是劳动组合的主席，没有义务向你们提出报告吗？”
我们在丛林里作了短短的休息，吃了些东西，却没有生篝火。指挥员们聚集在司令部橇车旁边，默默地静听正在加强的试射的大炮的轰隆声。
当炮火渐渐平静下去时，波布特连科问道：“谁的眼力好？谁能看见那边在干些什么？”
看来德鲁日宁的眼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不错，他把望远镜紧贴在眼睛上。但是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望远镜能看到三十公里远。
“他们已经布成一条散兵线，”德鲁日宁带着极认真的样子报告道。“正躲在树背后，在挖战壕呢。又开始前进了，跃进着，爬着。现在他们趴下了。看来他们在奇怪怎么谁也不回答他们的射击。有一个军官在招手。三个士兵开始向他爬去。他们大概是最勇敢的：军官在对他们向前指点着……”
他很高兴地、令人可笑地在想象中描述着受骗的敌人的一举一动。
“你瞧，他们终于在正营地里了……”德鲁日宁接着说。“德寇在把手榴弹扔进那些空空的地下室里去。一个暴跳如雷的军官一面喊一面在使劲打自己侦察兵的耳光。”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德寇率领整整一个团开进了空无所有的营地。重炮、坦克和飞机一齐出动，而且事先已经把歼灭一大对“股匪”的电报拍发给柏林了。
到中午，我们已经走了五十多公里。我们马土停蹄地冲进了迈依布多雅、拉索契基和茹拉夫列瓦·布达哥村。
居民都躲起来了，有的在田野里和菜园里四散奔跑。
伪村长们出来迎接我们，带着乌克兰口音说了一句德国话：“晚安！”
伪警排成了一横队，队长们伸直了袖子上佩着臂章的胳膊，大家跟着他零零落落地大喊：“希特勒万岁！”
当然，他们嚇坏了，没想到会和游击队碰面。
当老乡们弄明白了，打听到游击队已经来到时，立刻都回了家。小伙子们拥上了街头，姑娘们从珍藏东西的地方扯出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我们的弟兄们也拿出了手风琴。不论在屋子里或是在街头——到处跳舞。
我们也没想到这样的接待。节日！无论对于我们或是农民都是个地道的节日。我们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甜菜肉汤，还有夹着干酪和酪浆的饺子。我们好久没有如此尽情地快活过。虽然每一个女主人都明白——跟着游击队来的，一定会有德寇，但是她们在我们面前没有显出为将来而恐惧。
虽然如此，我们大吃大喝地并没有多久。就在第二天，农民们便看到游击队员都是些挺严肃的人。我们加强了阵地，布置了哨所，开始了操练和政治学习。我们在这几个村子里耽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们从这个新根据地对邻近的几个村子的敌方卫戌部队作了好几次进攻战。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我们就从这里茹拉夫列瓦·布达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批无线电报，和在西南战线的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进行联系。
我现在用三言两语写下来的事情，实际上是巨大的集体劳动的结果。
我们在哪里弄到橇车和马匹的呢？到底怎样找到一架无线电台的呢？
我早已在本书的第一部里写过，地下省委和省游击运动司令部在告居民书中劝告过各集体农庄把共有的牲畜分配个农民，把保存着的最好的马匹转交给游击队。许多集体农庄都这么做了。劳动组合的主席们知道德寇会没收最好的牲畜，便把最有精神的、养得肥肥的和克苦耐劳的马匹交给了游击队。
然而，可惜，侵略者往往比我们动作得更迅速。当支队里还在进行关于该是机动的还是地方性的、该有骑兵和辎重车队还是限于把马匹供给侦察员的争论时，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已经没收了集体农庄几百匹马。
我们在十二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