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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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前都当了游击队员。

　　在叶林诺森林里，我们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增加到了九百人，主要是靠叶林诺村的居民。

　　我们四周村庄的农民也尽力支持我们。但是德寇已把居民们抢掠一空，以致他们全靠马铃薯活命。暂时还有马铃薯，他们不会反对和我们分享；可是把马铃薯送到支队来就困难了。叶林诺紧接着森林，德寇时常来袭击，但没有在那里驻扎卫戌部队；然而，在图尔耶、格卢博基·罗格、古塔·斯图登涅茨卡雅和其他的村子里，在二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半径中的地区里，他们总共已集中了将近三个师团。

　　在伊凡诺夫卡驻有一团匈牙利兵，在索菲耶夫卡驻有一队强大的伪警。这批伪警是在边缘地区招募来的。这样做有一个目的，使居民们不容易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这一次，占领军包围森林的圈子是相当紧密的，并且在树林四边巡逻。我们只有作战才能获得粮食。为了获得两麻袋马铃薯，有时不得不损失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仅仅为了要获得粮食而从事大规模作战，袭击敌放卫戌部队，从军事上着眼，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宁愿到大路上去打埋伏，好占有德寇的粮食车队。但是德寇怕走森林里的道路了。

　　要养活九百个人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胃口都是有增无减。他们干了许多活，而且都是在寒气里头干，体力的消耗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最瘦弱的战斗员也轻易地吃得下一公斤面包，要是给这么多煮熟的马肉，他也吃得下。我们到手的蔬菜越来越少，至于牛奶和奶油，是根本见不到了。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马，我们便开始把马肉当了主食。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约西列维奇开始制造针叶浸剂。我下了一道命令——人人必须喝这种浸剂。我们用这种方法避免了坏血病。

　　针叶浸剂是我们唯一的、用之不竭的药品。几个月后，雪融化了，泽列克开始收集青草，把它煮过再浸在酒精里。而暂时简直不希望有人害病。

　　然而闹病的事实际上也很少见。甚至老胃病也使人爽然若失。游击队员几乎从来没有感染过象流行型感冒、　疾、咽喉炎之类的流行病。比方说我吧，战前时常害咽喉炎（战后又发作了）；可是在森林里却一次也没有发过。这不仅是我们队伍里的特征，锻炼和无菌的空气防止了游击队员生传染病。象北极人一样，我们多半是害风湿症、坏血病、癞皮病、疮病和牙痛。

　　啊，这伤脑筋的牙痛呦！我不说治疗了，连拔牙都没有什么工具。有一回，我一连五日五夜没有睡着一秒钟：骨膜早已发炎，总之鬼知道是什么。看护长、药剂师、还有战士中间的业余大夫们全围着我忙作一团。他们把各种废物尽往我嘴里塞。我让格奥尔基·依凡诺维奇·戈罗别茨——我们的修械兵、原先的修船厂厂长给治好了。我感谢他——竟会想到动用铁匠的钳子。他一连给我拔下了两只牙齿，拔下后我马上就睡着了。经过一昼夜醒来，我变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戈罗别茨也替我们的病号和伤号做了不少事情。当我们发现受斑疹伤寒的威胁时，他设计用汽油筒做了一个蒸衬衣被服的消毒器。这样使我们全体战士和指挥员能够在两天里一无例外的进行了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

　　戈罗别茨既是木匠，又是家具匠，又是机器匠。在几名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从叶林诺村里拆运出一所宽敞的农舍，把它设置在地下室之间。在这唯一的真正的房子里，我们开办了一所野战医院。我们这里关心伤员的事总是占第一位。有单独的床铺、有被单、有营养丰富的饮食。然而，可惜，这所医院还是不够用。这时我们没有外科医生，连作最简单手术的医疗器材也没有。

　　这儿有一件事，说出来可以作为无限勇敢、钢铁般坚韧的例子。战士格列戈里·马萨雷卡在公路上用地雷炸毁了一辆大汽车，消灭了三十个德国军官。但其中有个军官没有被打死，拿手枪把马萨雷卡打伤了，打碎了左手的一根骨头。不知怎的，马萨雷卡没有及时上医院去。他继续带着受伤的手干爆破工作去了。过了两星期光景，那只手已经发黑到肘以上了，他才去找看护长。

　　只有用切断才能救他的命。本来应该把骨头锯掉，但是问题来了——拿什么来锯呢？戈罗别茨打听得伊凡诺夫卡有位铁匠。便连夜潜入那个镇市，向铁匠要了一把锯金属用的手锯。这把锯子是生了锈的。他们把它用灰擦过，用水煮过，接着便把这个小伙子的手给锯下来了，当然，并没有任何麻醉剂。看护长、机器匠轮流锯着，当病人忍无可忍时，便自己抓起锯子，几拉便完了事。动手术时我也在场。马萨雷卡皱着眉头、叹着气，间或也呻吟，可是没有大声叫过一次。过了一个半月，马萨雷卡就参加战斗了。

　　这件事可以作为勇敢精神的榜样。可是要这种榜样不再重演才好。要是战士确信如果受了伤将有高明的医生来给他治疗，而这位医生有做手术用的一切必需品，那么他会打得更勇敢的。　　战斗、参加破坏活动、动行军、饥饿、寒冷、拥挤、每天在深雪里进进出出——这一切当然是锻炼人的。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使人愉快。您找不到多少人会把游击斗争的年代认为自己一生中的幸福的年代。我们自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当我们能够狠狠的打击一下敌人时，真是全军欢腾；但是我们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在盼望战争赶快结束，急不可待的等着转折点——红军开始大规模反攻的转折点。

　　被保卫在森林里、被逼得衣食都几乎全靠战利品的人们，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还冒着更严重的瓦解的危险。这首先与那些意志薄弱、禀性反复、政治教育太差或不够的人有关。

　　这时候，由党预先挑选出来留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员们还只是少数派。现在我们的支队大体上是由突围的人员、脱逃的附录和邻村的农民们所组成的。这些外来人决不是毫无生气的群众。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卓越的战士、侦察人员、破坏工作人员；出现了战斗品质优秀的指挥员。但是我现在不想谈到他们。

　　在脱逃的俘虏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自愿投降德寇的。当他们认识到德寇的一切诺言的真价时，已经在营房里喂饱了虱子，挨够了嘴巴，懊悔了。于是他们逃来当了游击队员。我不是随时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全部事情的。当然，极少有人承认自愿去向德寇投降。

　　这些人前来参加游击队，只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求回到德方去；反之也并不怎么十分积极作战。

　　来到我们这里的突围的人员中间也有些“　夫”夫妇。这些人是为了某种原因掉队而被独身农妇收容下来的。他们中间也有些很好的小伙子：有一个伤员，她们给了他安身之处，当他复原时，一下子找不到游击队；但是一有机会，便抛弃家务来打仗了。然而也碰到了这样的人：他情愿拜倒在老婆的石榴裙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可是德寇征发他不是到德国去做工，便是去当伪警。这种家伙心里一盘算，就给自己作出结论，还是投奔游击队更有利。

　　悔悟的伪警也开始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亲自去号召他们，悄悄地把传单投给他们。我们写着，要是他们不离开伪警部队，便要把他们象杀狗一般杀死。虽然如此，当这些人来到支队时，还是长期受到特别监视。我们自然没有委派密探去看住他。只是所有的同志都对他们特别注意。

　　不幸得很，有些其他的游击队员却受到了腐蚀。

　　我们的不幸在于：需要迫使我们不单拿取那些在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还要特地去猎取战利品。为了消灭敌人而炸毁军车，对德寇汽车队打埋伏，这是一回事；但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进行同样的战斗，那就不同了。

　　游击队员去打仗，既不是为了发财致富，也不是为了吃饱穿暖。他是人民事业的战士，人民的复仇者。假如游击队象正规军那样获得供应，那简直是妙不可言哩。但这是不可能的。

　　顺便谈谈，同志们不容易习惯穿全部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衣着鞋袜。后来，当飞机开始空投给我们俄罗斯的服装时，游击队员们多么兴高采烈地脱下了绿色的制服和裤子，多么毫不可惜地把它们踏进泥泞，或是投进了篝火啊。

　　但是在我目前所写到的这个时候，飞机还没有飞来。我们完全依靠德寇来生活。我们截获了一些粮食大车队，便认为打了胜仗。这是不错的，敌人遭受了损失，我们却获得了武器、衣服、面粉和其他必需品。这就是说，我们便得更强有力了。

　　大多数战士懂得这不是掠夺而是战争。可是也遇见一些人，他们醉心于没收贵重物品的过程比战斗来得大。在居民点里进行作战时，这种迷恋就格外危险。在伪警或伪村长家里没收粮食、衣服可以说接收战利品；但在老实的农民那儿，即使拿一壶牛奶也是卑鄙　　的抢劫行为。为了使其他人不犯同样的毛病，为了使居民看到游击队员都是正直人，他必须无情地、当中地受到惩罚。

　　回想到这类事是不愉快的，可是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战士中间有些人从农民的院子里带走一头小猪或小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我们初次遇见这种现象。但最糟糕的是这些小偷还有辩护人。那些辩护人说：“这有什么稀奇，弟兄们肚子饿啊。如果不是他们带走，那么反正一样给德国人没收。”

　　主要的危险就在这个“反正一样”里面。这种没有原则的路线是被比沙拉勃的一个朋友杨·波良斯基鼓吹着。他是分队指挥员。

　　有一回，他的分队的战士偷了一位老大娘的小猪。他不是自个儿吃完的，而是与同志们分享了。

　　我要求说出肇事人的姓名。由于不正确的同情心，同志们决心掩饰这个罪行。我把指挥员本人叫来了。

　　“撤我的职吧，你随意处分我就是，我不说！”

　　我们撤了他的职，把他降级为普通的战士。但在分队的眼光里，他是“为真理而遭难”。

　　不过在两个星期以后，波良斯基本人在抢劫时当场被捕了，这时战士们才明白，是波良斯基把他们带上了可怕的途径。

　　当然，他本来应该被枪毙的。我已经准备了一道命令——在队伍面前审判。

　　但是波良斯基开枪自杀了。

　　过不多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在队伍面前枪毙了原先他分队里的两个人。

　　对犯罪行为的纵容和无原则性，总是导致蜕化堕落的。

　　当然，枪毙或是以枪毙来威胁是不成的，只有很好地组织起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使战士们对抢劫犯、对抢劫行为、对包庇抢劫犯的人引起反感。

　　省委采取这个决定：在支队里，特别是在新的补充队中间加强教育工作。那年冬天，在积雪很深的叶林诺森林中，我们印刷的战报－消灭德国侵略者！－开始每周出版了。各中队里每旬至少出墙报一次。

　　我相信，读者对出墙报这种报道一定认为简直是拘于细节。你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有哪里不出版墙报的吗？每一个集体农庄、每一个茶室、每一个托儿所、当然还有苏联陆军的每一个连队里，都有墙报啊。”

　　然而请读者想一想吧，假定有一个人，他住在被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村子里，套着卐字袖章的喽啰们每天侮辱他、卖国贼村长和伪警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片言只字，命令他永远忘掉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可是这个人设法脱了身，跑到森林里来找游击队。他冻得发僵，掉在雪堆里，躲在每一棵树背后，最后帽子上有条红带儿的人们领他到一个已给几百双高统靴踏实了的场子上。就在这个场子上，他首先就看见一块钉在树上的木板，上面有彩色斑斓、充满插图的纸张。这是墙报，苏维埃生活中的朴素的、寻常的一部分。于是他立刻明白：已经到了家，到了苏维埃领土上。这就是说，这儿的制度是苏维埃的——请他遵守。

　　我们出版的创刊号使战士们造成了巨大的印象。事实上，往后他们对墙报表示更安然，但急不可耐地期待着每一期的出版，积极地投稿，并且非常害怕变成讽刺画的对象。

　　当天气稍微和暖时，我们又出了一种“活报”。它是我们的演员、诗人和新闻记者们搞的。

　　这是一种小型歌舞技艺节目——是些愉快而又令人兴奋的节目。懒汉们、胆小鬼们、爱靠别人发小财的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和鼓动工作者的主要题目之一，是我们敌人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所进行的解放战争之间的区别。

　　我记得第二中队的墙报上，曾登载过侦察员在俘获的德寇军官身边找来的一封信。

　　我们有一位画家在这封信上作了一个绿色的、粗体字的标题：打死他！

　　当然，一般说来，这个题目是对法西斯匪徒讲的。游击队员往往把自己对他射击的或扔手榴弹的，不管是希特勒士兵，不管是军官，在自己的眼中都是视同一律，不分彼此的。“德国鬼子”——就是了。我们痛恨每一个侵略者。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一切灾祸，我们把这笔帐都记在作为射击目标的德国人身上。

　　但是这一回，我们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标本。

　　我们的侦察员们在哥美里到切尔尼多夫的公路上捉住了这个标本。虽然他不过是个中尉，还佩带着军需兵种的肩章，但战士们根据种种形迹便断定抓住了一只高飞的鸟儿。

　　不论是服装、姿态，或是分外的胆怯，这个中尉都与寻常的德寇中尉不同。他身上的制服、裤子都是新的，是向出色的裁缝定做的。违反常规，他在军装大衣外面还罩了一件有海狸皮领子的、长长的皮大衣。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儿。我们发现他在制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