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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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过不了两个星期，我已经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了。
在我膝上放着的沉重的军用挂保重，我带着一份给党中央的关于我们地下省委的战斗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报告。最近两星期以来，在艰苦的行军、在和围攻我们的扫荡队不断接触的情况下，省委会经常会晤。有时夜间在村庄边的农舍里，有时在田野里的篝火旁，我们长久地讨论了报告的每一页。有一回，在一辆被抛弃的意大利式带蓬大车里躲避秋雨的时候，我们沉入了幻想……是的，正是幻想，虽然是在起草报告。那时我们已经知道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已从斯大林同志那里接到了某项新任务。我们懂得，这份报告不仅是过去的总结，而且是对未来的瞻望。决定将来可能把什么任务托付给我们，要看党怎样评定我们的战斗活动、怎样评定我们对群众的工作。
我打开了军用挂包，翻阅报告，在它的言简意赅的字里行间，体现了我们的全部思想、情感、希望、理想……我又想到了莫斯科，一想到飞机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又感到害怕了。
机窗外是漆黑一片，机舱里是一些小灯泡的朦胧的光线，我听到伙伴们的微弱嗓音。其中有人碰碰我的肩膀，问我……我叫喊着什么来回答他……
我时常瞧瞧夜光表面，却看不出已经过了多少时间。我竭力想记住另一次的时间，可是当我再瞧时——发现已经忘了在这以前是什么时候。我闷得慌，而且觉得很冷。驾驶室的门打开了。副驾驶员通知我们，说是正在前线上空飞行。
我走进了驾驶室，突然瞧见了战场。我们是在四千公尺的高空飞行。这是个明朗的夜晚，但是没有星星。最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地面上正闪烁着许多鲜明的火光。我想，鸟瞰的范围大概有四十公里。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火箭正在四面八方掠过暗空。长条的光线顺着地面向不同的方向爬行……我没有马上想到这就是汽车的前灯。忧虑的感觉消失了，赞美替代了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烟火。大概莫斯科的胜利礼炮比这还要更加光辉灿烂，但是那时关于礼炮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最后的胜利却还远着呢。
副驾驶员凑着我耳朵叫了些什么，而在同一刹那，整束的光箭射进了天空。探照灯的光柱开始在我们四周搜索，我们的飞机的银翼一闪，许多红球便开始十分接近地爆裂开来，不是稍微高一点，就是稍微低一点。发动机的喧嚣、劲风的号叫和呼啸压倒了一切声响。我瞧着这些红球散心有好一阵。然后我突然了解：这是高射炮弹呦，正是我们必须最最害怕的东西。
飞机显然正在攀高。寒冷变得不可忍受。我回到统舱里，跪在窗洞边。除了重伤的人以外，大家都把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不久，爆炸变得稀少起来。我们设法交换着感想。我的呼吸轻松些了：飞机正在急剧地下降。我的心脏已经不那么很快地跳动，可是觉得筋肉疼：原来我在这整段时间中紧张过分了。
四十分钟过去了。驾驶室的门又打开了，副驾驶员报道，说是快到莫斯科了。
飞机场的光线很暗淡。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们。有人和我握手，我吻了个不相识的络腮胡子，接着迎接的人们让开了路，一位穿军服的女子伸手给我。她的握手是急剧而有力的。她高声介绍自己道：“格列索多博娃中校。”
之后我们顺着一条微微撒着雪花的林荫道走去。一道门给打开了……里面灯火辉煌，几十张白色的确桌子，一大群穿着联合服和毛皮短外衣的人……大家都和我们握手。我们吃东西，干杯，谈话，回答了很多问题，纵声大笑。
这是莫斯科近郊飞机场的飞行员食堂。原来并不是特别为我们预备吃食的：远航归来的人们不论日夜随时都能在这里吃到饭。
早上六点多钟，格列索多博娃中校告诉我们说床铺已经预备好，可以休息了。我问她，我们的伤员安排得怎样了，想去看看他们。但是格列索多博娃说：他们早已全都在飞机场医院里睡着了。
我在小房间里脱衣服，在两条白得惊人的床单中间躺下。我明知道躺下也不会睡着的。但是我很快乐地伸直着身子，吸着清洁的床单的气味。于是，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在椅子上我看见了稀奇古怪的军装：一顶横着红带的大帽子、一件背心——华丽的匈牙利厚羊皮的短外衣、皮大衣；在一切东西上面，还放着一支冲锋枪、四只备用的弹盘、一支毛瑟枪、一支德国式连发手枪……
一分钟以前，这一切全都在我身上，大概不下十五公斤重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觉得这么轻松了。最近我几乎一直没有取下所有这些装备。
我们等候着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代表们。格列索多博娃同志说，她已经用电话和莫斯科大饭店取得联络：那里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房间。汽车马上就来接我们。
但是汽车没有来。我们躺在那里闲聊了两个钟点。后来沃洛丁提议不必等候，我们自己趁电气火车去。他是莫斯科人，到处都熟悉。
这个意见配我们胃口。我们很快地穿好衣服，跟好客的飞机场主人们道别后上车站去了。
起初，火车里并不拥挤，跟我们同时走进车厢的只有几个妇女和学生。接着一个老工人坐在我身旁。
一个八岁光景的小孩子指着我们这一边。后来，当人们陆续来到时，我们才发觉好奇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
老头儿第一个和我攀谈起来：“孩子，你们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你说这些人是什么意思，老爹？”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挂着这么多武器，就好象要去打仗。可是从衣着看却又不象士兵……”
有个肮脏的技工学校的学生用响亮的嗓音插进来说：“他们是游击队员。”
“你怎么看出来的？”雅列明科问。
“德国的冲锋枪，小胡子，还有带子。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捉摸得出。你们一定是把胡须刮掉的，对吧？”
话就这样谈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给人们围住了。别的车站上上来的乘客们也向车厢中间挤来。我们成了大家注目的对象，问题纷纷而来。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越过人们的脑袋大声喊道：“你们中间有一位叫莫罗索夫的吗？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莫罗索夫。据无线电里广播，说是在游击队里服务，至于在哪儿却没有说起。”
大家很感兴趣。当我们弟兄们中间有人发言时，车厢里顿时变得肃静无声，就象在听演讲一样。我们给人们的关心所鼓舞和感动了。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对于游击队所遭遇的危险有一种过于夸大的概念。
当我们竭力设法打消这种恐惧时，听众便反对道：“这是你们谦虚。我们知道……”
我告诉技工学校学生说，在我们支队里，有二十多个象他那样年纪的小伙子。起先，这个孩子情不自禁了：“我真能够报名参加吗？我真想去。我已有两个哥哥在前方，我要帮助他们！”
四周的人都笑了。他窘得涨红了脸：“不，我懂得，”他望着窗外说，“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
“说得对，”我邻座的老头儿证实道。“你得做个英雄。我的孩子，游击队员是一种特别锻炼的、坚韧不拔的人。你我还没有吃够饭呢。”
其实，这种把游击队员当作某种神话里的巨人的概念，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概念，但它已被报纸的特写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们打进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往后，我在莫斯科看了一阵报纸和杂志以后，发现那些关于游击队的丰功伟绩的故事，往往是夸大其词的。这些特写里的英雄们都是那么无限勇敢和特出，甚至使人问心无愧：你为什么不这样呢。自然，一般读者会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大胆汉相比呢。”你瞧，关于恐惧心的克服就写得很少。然而这是最重要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作家的队伍里，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叙述最平凡的人们怎样在森林里工作和学习，英勇精神怎样成了必要性，也就是说，怎样成了共同的纪律和觉悟的一部分。
我们也被看到的一切事物所惊奇。我细瞧着一位戴眼镜的瘦长妇人，样子大概不很客气。她肩上靠着一把套在纸夹里的象枪一样的铁锹，甚至锹柄的周围还缠着带子。她微微一笑道：“您这样瞧着我……”
“老实说——不是瞧您，而是瞧铁锹……”
“当真吗？可不是，假若您没有看惯，这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您且看看四周吧……”
我依了她的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许多人都带着铁锹，有包在废布里的，有包在纸里的……而且，差不多全体乘客——在膝盖上、肩膀下、手里——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麻袋和钱包。
“马铃薯是我们的养育人，”一个年青的女工认真地说明道。“游击落队员同志们，我们是铁锹英雄……你们以为怎样，”她兴奋地接着说，“干么笑啊？我想这儿每个人就是用这些铁锹到莫斯科的四周去挖战壕的……”
在任何情况下衷心地、朴直地谈话，苏维埃人的这种本事是极好的。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交谈，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就象认识了好几年一样。
“可惜，德国的火车走得不是这么快！”巴拉贝叫道。
不仅是我们，差不多所有的乘客都了解这句话，并且哈哈大笑了。
“大概，您教会德国鬼子慢慢地走吧！”女列车员很懂事地插入说。“用这样速度走的话，要是有地雷，就一塌糊涂了。老爹，您说是不是？”她向我说。
我很高兴地瞅了她一眼，她无论如何不会在三十岁以下。
“我做您的爸爸还早着呢……”
“您多大年纪？”
“四十。”
“啊！我总有点儿不相信……大概您也不会相信我是二十二岁吧。您算算看。”
她快活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四周的人也都笑了。为什么呢？看来我们应该发愁……
“您瞧，咱们俄罗斯人就是这个样子，”老头儿还是解释道。
车子开得相当长久。我想要抽烟，自己卷了一枝烟卷儿。
“一下子就看出您是个游击队员，”女列车员说，“纪律性不够。好吧，您是客，在这儿抽吧，万不得已时，我来向检查员解释。”
当我们走上共青团广场时，普遍的注意迫使我们振作起来。我们甚至不自觉地排了队齐步前进，就这样排着队走进了地下铁道车站。
十分钟后，我们便和斯特罗克奇、柯尔尼茨、斯皮瓦克、斯达尔琴科和格列丘赫拥吻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政府的这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这时都住在莫斯科大饭店。接着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柯尔尼茨因为迎接我们布置了一次隆重的早餐。
我听着演讲和祝词，而从街上传来了电车的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同志们，听着！”巴拉贝突然喊了一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啊，见鬼，这不就是莫斯科吗！要知道我们是在莫斯科！要知道克里姆林宫很近，斯大林同志就在那儿！让我们来为莫斯科和斯大林的健康而干杯！！！”
在这次祝杯之后，大家喧哗起来了，当然，我已经听不见铃声，也听不见汽笛声了。
然而，可惜，斯大林同志这时不在莫斯科。
有人对我说：“等一两天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就要来的……”
但是斯大林同志被前线的事情拖住了，我就这样未能和他见面。
我不得不满意于格列丘赫、柯尔尼茨和斯特罗卡奇各位同志所叙述的一切。他们和柯夫帕克一起参加过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他们听到过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给游击队员的临别赠言。格列丘赫和斯特罗卡奇所讲的事情，帮助我准备和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各位同志的会晤。我打算要问的许多问题，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我知道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工作十分繁忙，认为和他们的会晤将是简短而且严格的公事性的。因此我写好了自己的报告，又把它删节了几次，在 长的表报中摈弃了一半以上的问题。
那时在莫斯科行使职权的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它的实际领导人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同志是西南战线的军事会议的委员、后来是沃罗涅什和乌克兰第一战线的军事会议的委员，进行重大的工作；他还直接领导了乌克兰的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总参谋长是斯特罗卡奇同志。此外在莫斯科行使职权的还有中央司令部，首长是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柯同志。司令部归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管辖。
我在这里莫斯科与党中央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会面时，看到游击力量是那么强大，人民在敌后的抵抗已经获得了那么大的活动范围。也许我看到和感到的更重要的，是游击运动在整个国家武装力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筹划和领导的。
在军队里，连队、团队、师团、战线经常感到邻近有其他的连队、团队、师团、战线，不仅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行动也一致。游击队经常是隔离的，经常是被敌人包围的，往往夸张自己的孤立。无线电和飞机就是它与“大陆”和军队取得联系的一些工具。这种联系的线索是很容易断绝的，那时就感到完全孤立了。
我在中央司令部和乌克兰司令部认识了一些练达的军官。它们经常而有效地使用着远方的失落在森林里的游击队。
在和斯特罗卡奇和波诺马连柯谈话以后，我了解当我们和莫斯科失去联系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不幸。
莫斯科也不比我们少着急。双方都在寻找。可是我们在找到了蓄电池以后，只轻轻地叫一叫，而莫斯科却整天整夜地往空中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