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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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耶戈罗夫向我控告帕伏罗夫。
帕伏罗夫当时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爆破手，他奉令去接收空运辎重——炸药和信管，我们还派了两名爆破手——穆斯塔菲和古勃金——去帮助它。当时掷给我们的重要是装在一些麻袋里的。在炸药块中间塞了大量的皱纸。而在装雷管的袋里塞得尤其多。于是帕伏罗夫和他的助手们把装着炸药的袋子都拖集在一个地方，挖了个坑，把所有的炸药都堆在那里。那次送来给他的炸药不少，有好几百公斤；他们把雷管和引信带到一边，然后把所有的纸集成一堆来付之一炬。干完了吃重的工作以后，他们站在那里休息，在篝火边取暖。耶戈罗夫朝火光奔来了：“你们在干什么？马上熄火，堆着炸药的弹抗敞开着呢。”
“别担心，我们知道！这又不是第一次，”帕伏罗夫神气十足地答道。“会出什么事故呢？”
“能出的事故多着呢。雷管突然爆炸了怎么办！”
“雷管怎能到这里来呀！”
帕伏罗夫刚说完这句话，篝火里有什么东西放了炮。后来一个接着一个地炸开了。这时小伙子们着了慌，急忙动手泥土盖灭了篝火。这才没有出事！不然，这里会闹出骇人听闻的灾祸哩：因为离开这几个坑不远还有两个放着炸药的坑，总共有五吨来重。要是一个坑里炸开了，其他的一些坑里也会由于雷管爆发而爆炸的。
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来根除鲁莽轻率和漠不关心。应该承认，我们直到末了也没有能够克服得了这种严重的罪过。
有一次，我听克拉夫琴科给新补充的爆破手们上课。
“你们瞧，这根患燃导火线是这样来接起雷管体的！”克拉夫琴科用平时一样平和的声音对自己的学员们解释。“插进了导火线，然后夹紧……”说着这句话，他就用牙齿咬了咬铝制的雷管壳，然后给年青的游击队员们看。“往下传过去。同志们，仔细地看一看。但要注意：如果你们再压缩半公分，或者是过分使劲，那末雷管就会爆炸的。在这种情况下，下鄂骨会炸掉……”
我提醒了克拉夫琴科，有专门夹雷管的工具，式样象平口钳。
“将军同志，我们整个支队只有一把呀。”
“真的吗！我要告诉耶戈罗夫，要他找一下，给每人都发一把。”
“别费心了，将军同志，所有的钳子都已一扫而空了，我早已问过……”
“可以给莫斯科打个电报，头一架飞机就会送来。”
“当然可以，不过……”
“噢，说吧，你为什么不说完呢？”
“他们用不着这些钳子，将军同志。过去小伙子们有的早已给扔掉了。不方便，放在口袋里太重了。并且，您要知道，这是传统。一开始就是用牙齿来咬紧的……”
“但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冒险吗？”
“费多罗夫同志，您可别这么说。爆破手们从头一天起就应该学习克服恐惧心。我是这样看法的。”
我终究给莫斯科打了个无线电报，请求给我们寄一些夹钳来，他们给送来了；但是我们的爆破手们只有在冬季严寒开始时才使用这些钳子，因为这时金属管含在嘴里挺不舒服：要冻上嘴……
我们跟任何形式的鲁莽轻率进行斗争，即使它是由于高尚的动机而激起的。
克拉夫琴科的老朋友和助手邦达连科，是不久以前同他一块儿从莫斯科来的，已经有不少的敷雷经验。
克拉夫琴科委托他进行训练年青的爆破手。在训练的过程中，本来应该把新型的定时地雷介绍给他们。但是邦达连科虽然在飞往莫斯科去以前炸毁过几列军车，这种地雷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当他同巴利茨基一起去进行破坏工作时，关于这种地雷我们还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由于进行爆破工作而受过奖的游击队员，要在青年们面前承认自己不懂得这种地雷，邦达连科是办不到的。
他借口病体恶化，对大家说，为了使神经镇定起见，他必须单独地过几天。
邦达连科把自己的帐篷安设在离营地半公里的枞树林里。他真的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四天。
而回来以后，向克拉夫琴科报告道：“支队指挥员同志，邦达连科战士听候您的吩咐。”
“你复元了吗，伏洛佳？”
“是，菲佳，我复元了。”
“你那个小包儿里是什么东西？”
“是定时地雷，指挥员同志！”
“噢，原来定时地雷在那里呢。我再也想不到它藏在什么地方了。你为什么把它带去呢？”
“研究研究呀，指挥员同志。”
原来在这四天里，邦达连科未经旁人的帮助，就把地雷拆成了组成部分，研究了它的每一个零件，然后把它重新装好了。
“现在我可以教人家了！”
在七月七日夜间，以耶戈罗夫为首的我们的爆破队到铁道上去埋设新型的、自动的定时地雷时，发生了这样的插曲。
在半夜两点钟，帕伏罗夫和克洛科夫把地雷在铁轨下面埋好了，本来应该插进雷管的。一般来说，这时对敷雷手是最危险的。而且这是在战斗环境中的第一次，况且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只能摸索着来进行工作……
帕伏罗夫摸到了地雷，就拿着雷管定它伸过手去。
“等一会儿！”克洛科夫小声说。
“怎么了？”
“放心，一切都好，伏洛佳。我只是把自己的脑袋放近一些……要是牺牲了，就大家死在一起！”
邦达连科的故事也好，帕伏罗夫和克洛科夫的插曲也好，我只是在战后才知道：无论是克拉夫琴科，无论是帕伏罗夫，在游击战争时期都没有对我讲起过这件事，为什么呢？怕受处分吗？
是的，应该想象得到，我会处分邦达连科和克洛科夫的。我不得不这样做。虽说我心里当然会以他们而自豪。
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的时候，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部各省造成了很特殊的情况。侵略者不仅不感到自己是这里的主人，而且已经不想摆出自己是这里的主人的架子。现在德寇主要的顾虑是保卫交通线，而首先是铁道。不论多少同内地区中心的正常的交通都完全停止了。一些较小的城镇的卫戌队，都是用无线电和电话跟统帅部来互相联络的，如果被覆线要通过森林，电话的联络便几乎永远不起作用。邮件是用飞机运送的。汽车如果走公路的话，那只有用强有力的卫队来护送，而且至少得有八辆到十辆的纵队。我们不会夸大地说，在象柳别绍夫、卡明－卡什尔斯克，甚至科维里这样的大城市里，侵略者经常总感到自己是被包围的。这些城市的卫戌队一分钟也不能撤离环城的防御阵地。
现在，在乌克兰的沦陷部分里，没有剩下一个省没有庞大的游击联队在活动。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这个省里哪怕只要有一个强大的联队，就会激起几十个新支队的生命力。在切尔尼多夫省是这样，我们来到沃伦省以后，沃伦省也是这样了。
在我们来到以前，这里有几个支队在活动，同时还有特别空投在这里的一些小队在活动。在我们的大队分散到这个省，影响差不多普及于这个省的全部地区以后，当地的支队就象雨后春笋一般茁长起来；出现了新支队，原有的支队也增加了人员。从布格河那边波兰方面转移到我们森林里来一队队从俘虏营里逃出来的一些小队，和我们或者和当地的支队合并了，或者是自己合并成为一个支队。森林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居民！甚至很难判断现在哪里有更多的人在村镇里还是在森林里。多少森林的居住地出现了！正是居住地。要知道在森林里除了一些支队以外，还住下了从被扫荡队烧毁了的村庄里逃出来的农民。他们在森林的旷地和洼地上种了庄稼：有乌克兰人的、有波兰人的、有犹太人的、有茨冈人的。有人告诉我，在沼地深处的什么地方还躲着一群德国人：是从政治犯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不敢到游击队这里来，在那里挖了一些地下室，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方法在谋生，耽在那里等待着战争结束。
现在德寇很少、绝少企图扫荡森林，一般地绝少进行对游击队的公开进攻。即使企图的话，也情愿派由德国人带领的欧诺夫分子的、宾捷罗夫分子的和其他民族主义分子的匪帮来打击游击队。
希特勒匪徒们承袭着一九一八年德国侵略者的政策，想设法哪怕在我们这里挑起类似的国内战争也行。有一次，在柳别绍夫附近，一队很有组织的从外表看来很想宾捷罗夫分子的部队，对弗罗洛夫和雷先科的游击卫戌队进行进攻。在战斗中，他们起初表现得相当顽强——噢，准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但是当我们好好地开始对他们施用压力，给他们尝尝迫击炮和机枪的滋味时，就纷纷逃跑了。有一部分落进了游击队的手中。他们都戴着带三叉戟帽徽的帽子，甚至一律穿着灯笼裤。后来怎么样呢？原来他们连两句乌克兰话都不懂——全部是真正的德国人！
我们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假面化装跳舞会呢？原来还是为了那个目的：使当地居民懂得，这里在打内战。据这些俘虏告诉我们，他们排成了队伍走过好些村庄，并且让翻译员故意常常大声地、无缘无故地用乌克兰语发口令。
后来，将近一就四三年底时，这时前线开始接近这些地区了，德寇指挥部把退却的军队撤到这里，企图把我们钳住，想防止集中的游击队攻击自己的后方。现在侵略者不从自己加强的卫戌队里爬出来了。他们夜里换了睡衣躺在床上的时候早已过去了。现在他们和衣睡觉，稍稍高级一些的军官没有一个愿意住在没有钢门和钢窗的房子里。大概在德国什么地方总建了一个制造这样的钢门的特别工厂吧——侵略者是那么需要它们。
火车站同仓库和管理局的房屋都是用圆木和厚达三公尺的双层防御工事围起来的。司令部、指挥官的大房子、大门旁边的卫兵的据点，这一切都用地道相连，连便所和厨房都用战壕沟通了。
游击队有时对柳别绍夫和卡明—卡什尔斯克发生三、两发炮弹。那里侵略者的卫戌队便在所有十字路口建了土木碉堡，并且只有三五成群地从这个碉堡跃进到那个碉堡。
当德寇终于了解到，与其说我们对他们的卫戌队有兴趣，不如说对交通线有兴趣以后，就开始在通铁道的进路上埋设地雷，在通向他们的进路上安置伏兵。
如果说早先从我们的一个支队到另一个支队的路上，我们必须防卫和德寇的正规军相遇，那么现在我们只要担心敌人借助于自己的民族主义匪帮中的奸细们所埋设的地雷了。地雷成了双方的主要武器；可是它们的作用和效果，在我们这方面和在德寇那方面是不可比拟的。我们炸的是桥梁、铁路和大道，使军车倾覆，而德寇及其帮凶只在一些小路上活动。
但是我们的爆破手们到铁道上去毕竟变得一天比一天困难了。从前只要蒙过护路队的警卫就行，而现在应该注意，可能在矮树丛后面藏匿着伏兵，在跨过小河的桥梁底下可能有敌人的地雷在伺候着爆破手；换句话说，为了在铁道上埋地雷，首先应该扫除通向铁道的进路上的地雷。
困难虽然增加了，被我们颠覆的军车数量却也每星期都在继续增多。但是使我担心的是，在敌人的地雷上受了重伤的事故越来越多。在离开铁道时，我们优秀的指挥员之一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牺牲了。德寇把地雷挂在树枝上，把导火线向下拖着……当然，很难预察到这种诡计的。但是我们的爆破组在袭击列车以后，特别是在得手的袭击以后回归营地的路上，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不太谨慎，这一点我们决不能不闻不问。小队指挥员别洛夫也由于不小心而牺牲了。他俩都是巴利茨基大队里的。常常有些马车载着伤员们到我们的中央医院里来。有马尔科夫队里来的，有塔拉先科队里来的，但最常见的是巴利茨基大队里来的。
巴利茨基继续带领人数很多的游击小组到铁道上去，他自己也跟着他们去，并且要求分队指挥员们也参加每一次爆破战……
到八月中旬，巴利茨基大队所颠覆的列车数目是最大的。在一个半月当中，他炸毁了四十八列军车。为此许多游击队员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可是巴利茨基的威望却依然很高。
我记得，跟巴利茨基的队伍接邻的一位支队指挥员尼古拉依·阿尔希波维奇·普罗科皮克尤到联队司令部来了。他和麦德维捷夫一样，也是为了特种的目的而来的。他这个比较不算大的小组是在离科维里不远的地方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一批从德寇俘虏营里逃出来的红军战士和当地的农民青年来和这个小组合并了。在短短的时期中，普罗科皮尤的小组增长为一个有二百多名战士的支队。善战的、果断地指挥员决定，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时，顺便来动手打敌人的军车。
来到我们这里以后，普罗科皮尤叙述了他的支队是怎样和巴利茨基的支队在一起进行“卸货战役”的。
“您想想看，我们的人有一百二十名，而巴利茨基随身带来了大约一百五十名战士。有这样的情报：说有一列载着军装的军车要开来。我和巴利茨基决定要把货卸下来。我们在树林里散成散兵线伏下，距离铁道约有一百多公尺。巴利茨基不爱惜炸药——在机车下面埋下二十五公斤，把整个机车给炸得粉碎：车轮的碎块、车轴、钢轨的破片都在我们的头顶上嘶嘶地飞过去。然后我们用冲锋枪和机枪的火力向列车打去，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巴利茨基，喊道：‘跟我来！’他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个煞星，亲自顺着列车跑来跑去：‘弟兄们，把那节车厢打开，拉门哪！’每个战士手里拿着一束稻草。他们从车厢里拖出碰到的东西，而在包儿或者箱子的空地位上，用稻草和火把在车厢里放起火来……军车着了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