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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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碱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欢快的春风从黄河岸边吹来，一下子跌落在这里呜咽，表示对草原的痛惜。啊，这就是我的田野！
走过硝碱地，穿过干竭了的沼泽，是一片沙化了的草滩。一丛丛芨芨草的宿根周围堆满细沙，并且风还不断地把沙子刮来，越积越厚，越积越高。于是，一个个绿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淹没了、死亡了。绿色在无可奈何地退却；生命在软弱无力地消失。春天回到这里。但是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这片黄色的土地上便没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过硝碱地，走过沙化的旷野。我练就了一双惯于走流沙的脚。这双脚生下来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袜对它来说都太粗糙了，它只能悟在母亲的手掌之中。但现在它已经习惯于赤裸裸地走过砾石，走过荆棘，走过发黑的沼泽，走过蜇人的硝碱地……
在硝碱地和旷野的那边，才是麦田。麦田的边缘，还可看到白色的硝碱，麦苗稀稀拉拉的。这是生命和死亡对峙的地带，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再往里走，麦苗才显得旺盛起来。田埂上长着苦苦菜的嫩芽，还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浇灌也是湿润的、柔软的。空气中有一股哀婉的绿色的气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这个季节，我回连队走的也是这条路。当时的景色和这时竟毫无二致，仿佛这一年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不还是我的幻觉，我的梦境。过去，在我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可理解的灾祸时，我常常幻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能让我再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生活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做得更聪明一些，躲过这场可以避免的灾祸，或是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让时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这个时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从那时开始生活一次，我从这里走回连队以后，还是会象去年一样向她求婚的。这一年，是我短暂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预感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再演一遍了。今后我不可能遭到这样的屈辱，经历这样的精神痛苦，但也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走着，迈着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后就要离婚，这和我们必然会结婚一样，也是一个命定。
啊！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的广阔的黄土高原，我即将和你告别了！你也和她一样，曾经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下面；你曾经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过，把我折磨过；你是一片干竭的沼泽，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灵。自此以后，我将没有一点爱情能够给予别的土地和别的女人。
我走着，不觉地掉下了最后的一滴眼泪，浸润进我脚下春天的黄土地。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五部
第七章
毛主席语录
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感情不合，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的改造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6年3月
我把这张申请书摊在曹学义面前。
曹学义的眼睛避开我的目光，盯在这张申请书上，喝着嘴唇，微蹙着眉头，左看右看，一时拿不准应该怎样答复。
我没有等他示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背靠着墙，点燃一支烟。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摘下绿军帽，搔了拯板刷似的头发，又戴上。他的一条腿抖动起来，致使他的肩膀也随之摇晃。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儿摸摸墨水瓶，一会儿摆弄一下面前的纸张，一会儿拿起笔，但在我以为他要签下他的大名时，却又放下了。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他终于喃喃地说。
“听谁说的？”我有点咄咄逼人地问。“听黄香久吗？”
“哪、哪里……不是！”他赶紧声明。“大伙儿都这么传嘛。”
我不作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毛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性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阳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吞吞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
他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尴尬地笑了笑：
“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合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我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腰曲背的了。卑微感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吟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象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谓地笑笑，两手使劲地搓起来。“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性挺好。”我说。
他找着了根据，于是拿起笔。
“要是你们俩都同意，领导就批罗。婚姻自由嘛，以后你们觉得还能凑合，再复婚也行。现在，离婚的多，复婚的也挺多。”
领导就是他，他就是领导。说完，他一笔一划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种丢掉了既宝贵又沉重的东西的失落感，本能地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戳子、签名，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些可笑的符号。我说：
“我想搬回周瑞成那间房里去，行不行？”
他脸上掠过一丝警觉的神情，但随即表示同情地说道：
“暂时不用忙嘛。那间屋子好久没人住了，一冬天没生火。天气暖一点再搬也可以。你们不是住两间房么？你们先一里一外住着咋样？”
“我想还是早点搬出来好。”
“那随你！”他摆了摆手。
他的眼睛最后总算被我捕攫住了。这时，我才理解她去年在羊圈告诉我的话。但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我还有什么资格与他计较？
“随你去吧！”我心里也这样说。
吃完晚饭，黑夜终于来临。这是一个阴郁的、令人失魂落魄的黑夜。白昼的光一点点地从没有涂漆的破旧白木窗框退出去，象生命一点点地离开肉体。而与此同时，料峭和春寒一点点地从破旧的窗框、从土墙的各处细小的缝隙中向里浸润，使屋里的空气渐渐凝缩起来，土房如坟墓般地阴森。田野中的那片树林，虽然还没有绽开绿叶，但树干已经灌满春天的浆汁，变得柔软了的枝条，在晚风中发出百无聊赖的飒飒声。这是一个既使人失望又给人希望的黑夜。我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炕上，一只灰色的小蜘蛛，悄悄地在报纸糊的顶棚上爬行，仿佛象人一样，也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语录”。原来，今天是“惊蛰”，各种小虫虫都要在今天爬出来。
她在外屋洗完锅碗，掀开门帘走进来，随手拉亮电灯。屋顶上顿时投下惨白的、刺目的光芒。我眯缝着眼睛，但没有敢看她的脸。她一如往常，欠着身子半坐在炕沿上，不停地搓着两手。她刚擦了装在蛤蜊壳里面出售的润肤油。她爱修饰，并且注意保养，这和从小当农民的妇女迥然不同。如果不是失身而劳改，她恐怕是另一种命运吧。但是她竟劳改了，沦落风尘，这不也是她的命运么？
她专心致志地擦着自己的手。我在思忖着怎样开口。
女人的耐性极大，尤其有沉默的本领。我终于忍不住了，清了清嗓子，说：
“今天咱们的申请批了。”
我特别把重音放在“咱们”两字上。
她仍不说话，边擦油，边仔细地查看自己的手指，好象必须在每一个指甲缝里都抹上油似的。这是一片布雷区，但是我要越过去才能达到彼岸。我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展开，放在她面前的炕沿上。
她不动声色地向那张纸瞥了一眼，又擦了一会儿手，然后用两根手指刷地一下把纸拈起来，一折，撕成两半。
“咦！”
我惊诧地轻呼了一声，但又即刻停住。我不敢再往下说。这一片冷漠的冰层非常薄，稍一不慎我就会掉到里面，再也浮不出来。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的脸。
她没有抬起眼睛，还是看着自己的手指，镇静地说：
“要这玩意儿干啥？要结婚，谁也挡不住；要离，谁也捏咕不到一块儿去。既然没有感情了，就是不批，不照样分得开吗？”
“当然，当然！”我连忙表示赞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拿着这玩意儿到场部去办手续么？”
“哧！”她鄙夷地斥了一声。“你这脑袋瓜子真好使！咱们结婚的时候到场部去办过手续么？”
啊！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去年，黑子把曹学义的批复给我们拿来以后，我怕夜长梦多，连队批了，场部的干部还可能从中作梗，征得她同意，就没有去场部办手续。反正山高皇帝远；谁家结婚的时候，来宾进门也不会先索取结婚证检查一番，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不禁发出一声神经质的怪笑。原来，我这个被“群众管制”的人竟和她过了一年非法的夫妻生活！承认我们是夫妻的不过是群众，是时间，是我们的感情和习惯。到后来，连我这个当事人也忘却了我们还没有履行法律手续。这样说，我这些日子所费的心机纯属多余，要走，我满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我忘却了，她却记得。她向我投来十分憎恨的一眼，厉声说道：“哼！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没诚心！”她轮廓丰满的嘴唇突然变薄了，露出雪白的门齿。“你满肚子鬼心眼！我今天才把你看透了！”
她的话象冰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沮丧地说：“你别误会。当初我是诚心的，决不是要花样。我笑，是因为这事情很滑稽。黑子说过，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我看，没有法律的日子也很方便。”我叹息一声，“我们真象场戏，真象场梦！”
“我是做梦做醒了。”她说。
醒来的应该是我，而现在她也说自己醒了。我迟疑不决地停在薄冰上，不敢再迈出一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想的，会说出什么话来。是不是夫妻两人决不能清醒，清醒了就会分道扬镳呢？
夫妻生活就是梦。不是美梦便是恶梦。千万不要清醒！
她象是想起了什么，兀地站起身，掀开箱盖，一件一件地把我的衣裳拿出来——这些衣裳没有一件不带有她的气味。她很冷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离婚，她好象已经熟于此道了。
“人穷也好，穷人离婚简单；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她居然还有这么一份幽默感。最后，她把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我的衣裳上，说，“这个也给你，当特务离不了这玩意儿。”
我无可奈何，撇了撤嘴。现实摧毁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的一切，但她又把任何要反抗命运的，要在严酷的现实中去寻找一点供氧的罅隙的行动却都当成是“反革命”。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捏着小拳头喊叫：打倒这些反革命。我干巴巴地说：
“这个东西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有啥不能要的呢？”她故作惊诧地摊开两手，用冷冰冰的语气说，“这些东西，你拿去；屋里搬不走的，你给我留下。我不是傻子，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她继续在敞开的箱子中掏着。这只神秘的箱子仿佛有掏不尽的东西。她从一块小手帕包中拿出一叠钞票，很熟练地点出二十张。“还有，这二百块钱，你也带上。”
“咦！”这时，我是真正惊诧起来。“你还给我钱干什么？我们……我们生活这一年又没存下钱，我心里有数的。”
忽然，她支持不住了，象一个孩子精心搭置起来的积木在一刹那间全部倒塌，她冷漠的、冰凉的、严厉的表情陡地垮下来。她用拳头堵着嘴，呜呜地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