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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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话，平时也不说笑。有一次，我把我们的集体宿舍称作“光棍委员会”，他听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静的角落慎重其事地对我说：“哎呀！老章，你怎么能说什么‘委员会’呢？领导上最注意有什么组织了，给人听见是不得了的呀！”而他并不象患有被虐性的精神病，他经常脸朝着墙用一笔端正娟秀的漂亮字体写申诉书。
“怎么样？还没有答复？”寂寞的音乐使我同情起他来，我又问。“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还以为你早就回家了哩。结果你写了那么多，还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认真地说，“是上面没有见到。准是让什么人在中间卡了。要知道，我是立过功的呀。”
“你立过功？”我好奇地问，“立过什么功？难道你起义以后还在解放军里打过仗？”
“唉！你不知道。”他颓然躺下了，仿佛在追忆往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师部集中学习，我们原来起义部队里好些人的历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被他“提供”过“历史材料”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这时不知道是谁平了反，又在农垦系统中恢复了职务，于是“在中间卡了”他的申诉书。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却当局者迷。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写，多多地写。总有一天上面能见到的。你总有一天会回家的。”我安慰他说。
“哼哼！你等着吧！”
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我碰见过很多爱告密的人，“营业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这儿又是一个！但他现在好象已经放弃了告密，专门拼命地写申诉了。先是诬陷别人，后是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人的一种命运！
暗夜中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粪池味。
是不是天气要变？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肺的沙枣花的清香。
毕竟春深了！
她们的房间里点着一个超过规定的大灯泡。我一进门就眯缝起眼睛。
“荷，你们在干什么？在下棋？”
她抬起头，哧哧地笑着。
“谁在下棋？这不，马老婆子叫我替她写申诉书哩。”
她们俩面对面地低着头俯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摊着一张白纸。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手里捏着一支笔。
马老婆子说：“老章，你回来了，我看还是请你写。你文化深。”
“对不起，我从来不替人写申诉。”我说，“要是你申请登记结婚，我就替你写。保证上面批准。”
马老婆子骂道：“死鬼！我结婚？我跟谁结婚？怕发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还不知道哩，你们两个正好是一对，他也在写申诉书。”
马老婆子也笑起来：“你呀，从来就没个正经。我的小兄弟，你这辈子就是这张嘴害了你！”
“你才说错了！”我随随便便地在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来。这张床正在她的对面。“我这人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只是现在人把正经话当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当成正经。再说，我前后五次的罪状上都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我这样的人你还请我来替你写申诉书？只怕越写越糟，再把你关进去！”
马老婆子八岁就给山东的一家小地主当童养媳，当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岁，战乱中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贫农团长看上了她，但这个十六岁的小媳妇却糊糊涂涂地拒绝了幸福。这位团长恼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跃进”才找到机会，给她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泪逃到偏远省份的这个农场当农工。而紧跟在她后面的那张“通缉令”终于在六三年“社教”运动时找到了她，于是农场把她当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虽然她早就刑满释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写申诉书，是要求摘掉她头上的这顶不合适的帽子。可是她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位贫农团长现在已经当了她老家的公社书记。地主的甄别是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这不等于把申诉书往字纸篓里送么？
人活着必须有希望，我不忍心灭绝她的希望，只好跟她开玩笑。
“老章，你也申诉申诉吧。看你，都快四十岁了。你要是平反了，还能到学校教书去哩。”马老婆子望着我，诚恳地说。
人都以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希望别人也来尝一尝。
我从口袋里掏着烟，眼睛看着马老婆子的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她只比我大四岁，却好象她活过的每一天都在这张脸上划下了一道皱纹。怪不得连七十岁的老汉也叫她“老婆子”。
你回家去吧！我想，回到你的老家去！你这张脸就是最好的申诉书！让那位过去的贫农团团长，现在的公社书记瞧瞧：“你还认得出你追求过的漂亮小媳妇么？！”如果他还有一点心肝，他肯定会给你平反的！
但这种人恐怕连一毫克的良心也没有！
然而，她还在希望着。不但自己抱有希望，还要把希望与别人分享。隐藏在纵横交错的皱纹下的善良，使她的脸上还经常会放出一点十六岁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样。”我点着烟说，“我先是右派，后来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应该申诉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平掉了，就万事大吉！你写吧，总有一天会给你搞清楚的！”
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象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它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么？”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钮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这本来应该是从报纸上、广播上宣传得人人皆知的事情；报纸广播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份份从一位数直到三位数的“红头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点，在一个由风暴无意识地抛来的杂物凑合起来的小村庄，在住在这个小村庄的我眼里，从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象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可是那曲里拐弯的笔划构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诺斯迷宫，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最高层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它的力经过无数传动杆传递到下面，到此地，好象要经过月球把太阳的光反射到地球上来的相同里程，我们的神经末梢只能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颤动。在这里，大自粮食定量的增减，小到今天书记主动“请”我抽一支香烟，你就在这里面去捕获微妙的信息吧。理解是不可能的，完全得凭感觉，于是一切都神秘化了：陨石、地震、母鸡司晨、怪胎、毛孩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自然现象，和越南停战、西哈努克访华、姚文元的大块文章、国宴上姓名的排列以及在曲径小道旁开出的新闻之花，对社会的影响仿佛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天人合一”学说盛行的时代；我们又返回中世纪。我努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理解规律，书上的东西全是明明白白的，我大致知道社会要往什么方向去。这种理解不但是支持我生存的梁柱，并且化为我灵魂中直觉的触须。但一接触实际，一切都紊乱了：那些传来的信息全非线性排列，而是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它逸出了常规，并且干扰了直觉，就和飞机施放的金属雨干扰着雷达波一样。
但是，这个信息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外面是真正要起变化。一股火焰穿过烟囱；一股热流贯穿我周身的血脉。同一条船上翻下来的，不管是先翻下来的或是后翻下来的，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爬上了那条大船，并担任了船长，他当然首先要指挥营救。至于那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后会向哪儿开，得等到把所有的落水者捞上来再说。
她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我。一对女人的眼睛，不是羊的眼睛，但却象羊的眼睛一样温顺、怀疑、警惕、游移。而这时我能向她说什么？一种朦胧的感觉不能算是理解，即使理解了也难以进入那座迷宫。我并不想把那条大船击沉：既然我已经落水了，大家都下来吧！这条船应该有我的一份！我只想回到大船上去，晾干我的衣衫，舔净我的伤痕，在阳光下舒展四肢，并在心灵深处怀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参与制定船的航向。十几年来的经验已经说明了：可以由一个人掌舵，但不能由着一个人把船爱向哪儿开就向哪儿开。但我能把这些说给她听吗？
电灯泡雪亮，我已经不习惯这种光明了。羊圈里几个月来点的都是上一个世纪的煤油灯，我喜欢那种黑暗中的温暖。在黑暗中想象着呢喃的细语，轻柔地抚慰我寂寞的神经……而现在我面前竟坐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而且是她！她在劝我，用那款款的动听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又言不及义，仿佛有弦外之音。我忽然悟到了她目光中询问的意义：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和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难道除了“申诉”、“平反”，就没有别的话说吗？
她的目光中不仅有询问和游移，那闪闪烁烁的光波里还有期待、盼望和默许。仿佛她己支好了一种架势，只等待我猛地一击。但她又绝不会进行抵抗，她准备好了在我的一击之下全面瓦解。我坐在这边床上，她坐在那边床上，中间是一条褐色的泥地，不足两公尺。这真正是一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你把它当成森严壁垒就是森严壁垒，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便会化为乌有，弹指一挥就能抹去。时间在默默地流淌。她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诡谲而神秘。那大胆而又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虽然她穿着衣服，但薄薄的衬衫下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今天是个好日子。好事怎么都挤到今天一块儿来了？这是值得庆祝的！我好象已经半解放了！我脸上也乏起了诡谲而神秘的微笑。我想她能理解；我想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既然她能识别男人不同的眼睛。那黄色的内分泌不断地增加；我醉醺醺的。我体会到一种惶惶不宁的幸福，一种极为快乐的紧张。我又觉得口干舌燥，象在芦苇荡中一样……
但正在我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马老婆子却推门进来了。
“唉！四处找不到墨水。”马老婆子向我和她的脸上搜索似地各瞥了一眼。“真命苦，写个申诉书都这么困难。”
“你到办公室找去，”她怂恿她，“会计那儿有。”
“嗬！那可了不得！”马老婆子佯装惊吓地说，“那曹书记又要问了：你写啥？你又没亲没故，要写信？肯定是写告状信！”
我们都轻松地笑起来。马老婆子满布皱纹的脸上又露出十六岁的天真。
“还是你们好，”马老婆子说，“要不在乎它，也就不愁了。”她又在木箱前坐下来，操起一件缝了一半的衣裳，头埋在衣裳上，单刀直入地说，“真的，我不是说笑，你们俩正好是一对！”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
马老婆子是好心，可是太急切了。
我说：“你大概是指我不写申诉，她也不写申诉吧。那么，你写申诉，周瑞成也写申诉，你们不也正好是一对吗？”
“你又没正经了！”马老婆子把针在头皮上一刮。“我说的是真格的！你们俩都劳改过，谁也别嫌弃谁；年龄也相当；你有文化，人家文化也不低，上过初中哩！黄香久一搬进来，我就想到了，就等你回来呀。”
“去、去、去！”她笑道，“我再不结婚了。这辈子结婚结够了！”
“咦！”马老婆子教训她，“咋能不结婚呢？女人天生下来就是跟男人配对儿的。”又说，“我是没人要我，有人要我也结婚！”马老婆子的决心倒挺大。
“怎么没人要？”我说，“原先那个贫农团长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马老婆子正色说，“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没家，我也跟他了。他人还挺不错哩，长得人高马大的，能踢能打，是块当官的材料。他给我戴上帽子，本想压压我的傲气，没有别的。”
看来她还恋着他。可是他却把她逼得离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