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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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笔被乖诙焦芰贌A(今湖南衡阳东),他仰慕刘巴的大名,想要让刘巴留下来,便派人去追,但刘巴没有回心转意,还是到交趾去了。后来刘巴北返,做了益州牧刘璋的参谋人员。刘备攻成都,向军中下令:有杀害刘巴的,诛及三族。刘备定蜀,用刘巴做了左将军西曹掾(相当于人事局长)。张飞仰慕刘巴,前去拜访,要在刘巴处留宿,以便彻夜长谈;而刘巴根本就不理张飞,甚至竟不屑和张飞谈话,不用说留宿了。张飞愤愤而退。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然是武人,但仰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也。”(足下应该稍微屈就一些)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我怎么能与大兵交谈呢?)东吴方面知道了这件事,张昭对孙权说:“刘巴太狭隘了,不应当拒绝张飞。”孙权说:“如果让刘子初随波逐流,取悦刘玄德,交非其人,怎么能称得起高士呢?”以上的故事说明,诸葛亮仰慕刘巴,但还算不上是粉丝,只能算是准粉丝;而张飞却可以称得起粉丝了。
另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当时有个名士叫高岱,仰慕的人甚多。孙策因为一场误会,把他囚禁起来,要杀了他。他的朋友和“时人”(当时的士人、百姓等)在孙策的官邸前静坐请愿,孙策登楼眺望,见人群填满了街巷,长达数里。孙策“恶其收众心”,竟把高岱杀了。易书《品三国》里也谈到了这件事。看来这么多的“时人”,都是仰慕名士高岱的,也就是古代的粉丝。而东吴的粉丝,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蜀,形成不小的规模了。
粉丝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好意思,恕我直言:是青春冲动的虚拟满足方式,明星成了“梦中情人”,追星实为一种爱恋的冲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粉丝是一种崇拜狂,崇拜某个公众人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竟至失去理智,不辩是非,把崇拜对象神圣化、偶像化、理想化、绝对化。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实在因为粉丝(原来叫追星族)在我脑中盘旋了许多年,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回到正题,我听说易中天也有许多粉丝,在网络上出现了“易粉”“乙醚”等名号。我的态度如何呢?正如上面小标题所揭示的,要做“两面观”。
一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部分人的崇拜对象转移到学者头上来,总是粉丝族文化层次提高的表现,崇拜知识、崇拜学者,总比拿着荧光棒在台下为娱乐明星狂呼乱叫强得多,起码可以学点知识,远离无聊。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种粉丝的出现,又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学术是理性的、平实的、又是严肃的,岂能照搬娱乐界的一套运作方法?何况娱乐界的粉丝现象也不算正常?粉丝现象在社会上的蔓延,既或不算这个社会得了重病,也算是伤风打喷嚏,不可取法也。学术要的是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不需要盲目崇拜,尤其是不希望出现崇拜狂。所以我要站在易中天的立场上说一句(如果易先生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议):易中天拒绝粉丝!
不叫粉丝叫什么?叫学生、学员、学友、同学、弟子。按照古代习俗,亲身传授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弟子之弟子,弟子之弟子之弟子)为门人。另外还有徒弟、门徒、门下、门生、学子……名词多着呢。
标题: 6 戏说与趣说
内容: 从语义上来讲,戏说与趣说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近年由于《戏说乾隆》等“戏”字号的电视剧的出现,“戏说”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解释,就是专指那些脱离历史实际、胡编乱扯的作品而言。于是戏说有了特定的含义。
我是反对脱离历史实际的文艺作品的,甚至包括《三国演义》在内。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瑰宝;但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它却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如果从大的历史框架来看,说它“七实三虚”是可以的,甚至说它“九实一虚”也未为不可。但从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又何止“三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赤壁之战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庞统献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全是没有史实为根据的。其他如关羽的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华容道放走曹操、斩车胄、玉泉山显圣等等,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都不是历史上的实事。中国朝代众多,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三国,而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认知,主要是从《三国演义》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得之于史书,这样就把历史知识搞乱了,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堆本来不是历史,却误认为是历史的三国故事。至今在若干旅游景点中,有许多假的三国遗迹,是根据《演义》附会而来,而人们却当做真的遗迹来瞻仰,就是《三国演义》及其所派生的戏曲、评书等所形成的误区。当然,不仅三国一代如此,以其他朝代为题材的作品,也多有这种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清史的剧目迭出不穷,仅仅康熙、乾隆、慈禧等人,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编剧和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就是瞎编),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在人们的头脑中,清史成为一盆糨糊,越看的多就越糊涂,观众都成了“小糊涂仙”、“小糊涂神”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坚决反对戏说的。我要大声疾呼:编剧先生、导演阁下:题材多得很,你们不要再拿历史开涮了,这么继续干下去,人们头脑中还能有真的历史观念吗?
那么,历史题材就不能用了吗?不,尊重历史,恢复历史原貌(当然是相对的),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尽管拍,有一些艺术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离“历史”这个坐标太远。好的历史剧,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戏说”是个内容问题,那么“趣说”就是一个形式问题了。我认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来叙述,甚至借鉴一些评书、相声的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批评易中天讲三国是“戏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按照我们在上面所界定的标准,他是“趣说”,纪连海讲清史人物也是“趣说”。易中天好在讲史中混入一些现代名词、现代事物,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滥,不能造成古今观念的混淆和误导,这就需要有所选择,应该有个度。至于何者说说无妨,何者不可滥用;怎么说?造成一个什么语境?我在后文中还要和易先生商榷,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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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7 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内容: 由于易中天在电视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好象讲史都应该像易中天这样讲,否则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学生听了易中天讲三国,便不爱听历史老师的课了,说是讲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书店里遇到有关三国历史的书,翻看了几页,便不屑地说:“哪有易中天讲的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到底,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心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人们的选择和爱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爱打拳,他好游泳;你爱喝热茶,他爱喝冷饮;你爱听越剧,他爱看二人转;你爱看书,他爱上网,怎能强求一致?拿讲史来说:易中天的讲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有争议的风格。我们撇开这些争议不谈,也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风格的讲史,就把其它风格的讲史都废除了,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易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讲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同的功用,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你喜欢某种讲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讲法。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易中天比我们老师讲的好”时,真想告诉她说:孩子,你们的老师和易中天没有可比性,在中学的课堂上,像易中天这样讲是不行的,中学教学有教学大纲,首先是有时间的限制。易中天讲赤壁之战,加上前因后果,一共讲了五集,相当于五个课时,而在中学课堂上,整个的三国史就只能讲一两个课时,赤壁之战顶多能讲上15分钟。就是在大学课堂上,拿历史学专业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来说,赤壁之战也只能讲一个课时。像易中天那样的讲法,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同时,中学是普通教育,所讲授的各科知识必须是已有定论的、没有歧义的基础知识;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么四个版本的《隆中对》呀,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呀,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呀,诸葛亮要找的“好老板”是刘备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学的课堂上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会有不少麻烦,如会考、高考等怎样答题?学生的成绩不好,历史老师还能继续讲下去吗?或者被炒了鱿鱼,或者被“提拔”为教导干事或后勤人员。
在央视的屏幕上,还有一些讲史或讲古典名著的学者(如讲明清历史,讲《红楼梦》、讲《聊斋》等等),他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评。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风格严谨、平实,语言精炼,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噱头,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娱乐的效果,而是知识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尽管思想不是跳跃式的,没有易中天那样活跃,但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却基本上是翔实的,因而也受到了对明清历史有兴趣的许多观众的欢迎。听他的讲史好象喝了一杯白开水,虽然喝不出可乐和果汁的味道来,却也不必担心防腐剂的含量会超标,可以保证是有益无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阎崇年和易中天作什么对比,他们二人风格迥异,适应的人群也不尽相同,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还有刘心武讲《红楼梦》、纪连海讲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点,也不能简单地比较。我只是说:不同的风格,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欢迎其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风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于学术普及工作的发展。
拿出版物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以历史读物为例,专家学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读者也根据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读物,有的出于兴趣,有的专门猎奇,有的志在秦汉,有的钟情唐宋,岂能完全雷同?说到底,人们的爱好不同,追求各异,只有采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做法。
第二章 切磋30题
标题: 1 三国的年代
内容: 先讨论一个对广大观众(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年代学上的问题。要研究三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尽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开始,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为止,是三国时代,共45年,这是传统的说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归入《汉纪》,算是汉朝;这以后归入《魏纪》,算是三国;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才归入《晋纪》中。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公元220-265年,是三国时期。以后中国的史书大都遵循这种划法,解放前后出版的大中学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年表,也大多沿袭这种划法。这是以汉朝皇帝的在位与否为根据的。
但当代史学界多认为这种划法有问题。自汉灵帝中平无年(公元184)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权已经逐渐名存实亡,国家分裂,皇帝逐渐成为权臣的傀儡,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三国开始的年代,不应以曹丕篡汉为标志,而应以东汉政权实际上的崩溃为标志,因而这个年代应该提前。而且如果三国从公元220年开始,很多史事和人物都不太好说。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而官渡之战发生在公元200年,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夷陵之战发生在公元221-222年,岂非只有夷陵之战才算三国时期的战争,官渡、赤壁二战都不是?再拿人物来说:吕布死于公元198年,公孙瓒和袁术都死于公元199年,袁绍死于公元202年,郭嘉死于公元207年,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周瑜死于公元210年,荀彧死于公元212年,庞统死于公元214年,鲁肃死于公元217年,夏侯渊和关羽都死于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是在曹操死后;如果说以上这些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是三国时代人,那三国还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讲?
那么,根据史学家们的意见,三国史的年代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呢?
三国史有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关于上限的划法,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以下的一些划法:
1。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黄巾大起义后一年,东汉政权已经衰落。
2。 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军阀混战开始。
4。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开端。
下限主要有两种划法:
1。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
2。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一统。
易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为三国
时期,长度是90年。但这种划法虽然在史学界早有人这样主张,却是有缺点的。
先说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这年关东群雄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与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