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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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交往的记录。这些打了隔离舱、很适于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中国人也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的船舶到达之前就已航行于澳门、广州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1514年第一个进人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通过这些中国帆船的贸易航线进人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
海上中国在欧洲殖民势力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在对外贸易上，私人企业是基本成份，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主导地位。
总之，海上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看法。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14 世纪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险船去印度并跨越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和非洲时，比因成功绕过好望角而开创欧洲航海新纪元的第一批欧洲人早了几乎一个世纪。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中国并未这样做，因为海外殖民地对统治大陆中国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胁。
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彼此竞争的统治者商业式甚至海盗式的贪婪中，初次尝到了苦头。这种极度的贪婪，使中国朝廷感到震惊，中国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过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 世纪，台湾成为中国探险家郑成功势力范围的大本营。18 世纪，广州成为对欧贸易的惟一通商口岸。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通商口岸开放，海上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掌握外商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买办，很快成为其职权范围内的中方商人，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这种发展虽然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所减弱，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广东人成为东、西方伟大的中间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导下向加利福尼亚迁移的中国人，主要来自该地区。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就是广东人，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最初也是在这里取得的成功。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也是广东人，他在19 世纪70年代成功地把在双边文化中起到先锋作用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带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大都是广东人。
今天，广东又一次主导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海上中国己成熟，它现在包括英国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国、台湾和数以万计的在吉隆坡、槟榔屿、曼谷、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区的华裔，他们将其忠诚奉献给了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地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经济发展之路，与日本、韩国和那些具有孔子伦理背景的东亚国家相似。
就其结果而论，这是一次比大陆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更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革命。在为美国和西欧所熟悉的家庭的或合作企业的基础上，它预示着沿海地区将联合起来加人到国际贸易社会之中。海上中国的人口可能只有2500 万或3000万，而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能量，曾一度超过拥有10 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一的思想
台湾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其经济是“海上中国”的一部分，但它的意识形态却仍然是“大陆中国”的。我赞成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是2000年来所有大陆争权者的主要思想。在这2000年里，至少有1 / 3 的时间，中国实际上存在一个以上政权或有组织的城邦。然而，统一的思想——所有炎黄子孙统一在由天子领导的惟一朝廷之下——一直被奉为最终的政治目标。在其余2 / 3 的时间里，这种思想得以实现，这就更加强了上述思想的说服力。
如同以往的年代一样，中国在20 世纪以避免内战和军阀掠夺的方式体现出对统一的渴望。1912年，中国避免了日本人的入侵，使统一得到暂时维持。1928年，中国以极大的自豪和喜悦取得国家的统一。蒋介石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事业。尽管20 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统一是不完整的，但统一中国，并使其强大到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是蒋介石的毕生信念。因而他的台湾政权30年来一直把统一的思想作为政治信仰，重申其光复大陆的决心。
最高统帅之子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政权，出于父子关系上的忠孝，在道义上有责任按既定方针办。台湾共享着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但仍未摆脱大陆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这是一个陈旧思想与现代实践并存的奇特例证。
更重要的是，台湾所持一个中国的思想使其处在一种同人民共和国保持内战状态的位置。中国盟友那不可根除的、带有宗教成分的成见，横阻在想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来的美国人面前。
假如蒋介石的自傲和对理想的忠诚允许的话，在20 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只要放弃对大陆的要求，就可以合法加入联合国而成为其一个成员。这种做法是建立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的，不受西方思想的干扰。然而，过去30 多年生活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根本就不认同这种做法。台湾朋友仍然要求我们把其作为与人民共和国势不两立的朋友来支持他们。甚至在今天，“两个中国”对北京和台湾都是个雌醒的词儿。
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让我们轻松多少，他们在日常口号中反复强调，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要收复台湾。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并必须慎重对待的。北京的统治者在清除争权者方面没少费力气。明朝的永乐皇帝甚至派出远征队出海搜索那些申请留居海外的逃难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一次大的内战中肃清了明朝的幸存者，而且在台湾独立40年后，又收复了台湾。铲除夺权者对北京来说一直是必需的合法行动。
自帕特里克·赫尔利和乔治·马歇尔斡旋于重庆和延安以来，我们参与中国国内战乱已超过30年。显然，从1972年起，我们只有形式上的地位，中国内战中彼此争权的党派之间的问题，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没有我们什么事。然而，历史还是把我们扯了进去，我们同台湾于1954年签订的双边安全条约，表现出与激发我们早在19 世纪介入中国人生活时就有的、美国人对贸易和接触的兴趣。那时的海上贸易世界属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今天的海上贸易世界则属于跨国公司与新帝国主义。共产主义者对此继续表示痛惜，而有时又要与它们竞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正在向新的事实让步。
那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两个相对立的矛盾体呢？保知想想，“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是为巧妙地操纵那些单纯的野蛮人而使用的中国古老谋略中的一个。我们的关系如同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每位小姐都说“只爱我一个”，并要我们抛弃另一个。基于这一点，在1 / 4 世纪里，我们否认了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同越南关系紧张。此后，北京希望我们彻底反过来，否认我们长期的盟友和被保护者的存在。但美国的世界是多重的，不能满足每一个中国政党。
构想的使用
从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间，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时，才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指出这一点对于“一个中国”的神话，面子上是不大光彩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尽管没有发展台湾的文化生活，但发展了它的经济，美国此后的援助，也扶持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总之，来自中国大陆的内地人还有台湾人所开办的企业，创造出现在的高生活水平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生产能力。作为海上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变得不大容易被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
至于台湾的独立，除了从未以国民党政府实际替代者的面目出现过的地下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这种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台湾独立不仅会使北京一华盛顿的和解恶化，而且也是对北京的公然挑衅，对此，北京绝不会漠然处之。总之，来自太平洋彼岸与中国有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
这就迫使我们借助于一种构想。我们无力使台湾回归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想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用不着把“一个中国”当成我们政治信念的基本条款，所以我们没有义务打破台湾同大陆的分裂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同台湾的长期合作，在道义上我们颇有责任使它维持下去：对国民党政府约半个世纪的承认（自1928年）以及对海岛王国l / 4 世纪的支持（自1950年），产生了思维的延续性和不能摆脱或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友谊的纽带。台湾社会毕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通过贸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径，同我们越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相同的观念和宪法机构，破坏这种关系既不可行也不人道。然而，我们同幅员辽阔的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外交、贸易、旅游和互派科技代表团方面获得稳步发展。北京接待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其中2 / 3 带有中国血统），安排他们做为期几周的游览。放弃同大约占世界人口1 / 4 的人民进行交往，是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个政府具有核威慑力。没有北京一华盛顿的合作，人类未来的和平将难以保证。当然我们对苏联也表示关切。至少，我们要使同中国的接触同与苏联的接触程度相等。
正常化
幸运的是，北京与台北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兴趣有所不同。中苏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时，与美国的分歧就成为次要矛盾——包括美国在台湾的插足（ “占领”）。事实上，就现实政策而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继续存在，是为中美和解局面所接受甚至是所希望的，只要它维持稳定（即抵制苏联的扩张），且不触犯中国的长远利益（如对台湾的主权）。这样，北京理论仁的长远利益就与台北实际的短期利益不同了。我们也就可以从夹缝里溜过去。
以上考虑把我们引到了“正常化”的来龙去脉上来。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我们的政策作一区别。既然接受“一个中国”的理论，那我们除了以协定的形式承认北京对台北享有主权外毫无办法。如果像中国人那样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过去80年的既成事实，即台湾有一个游离于大陆的政府，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治，而且看起来无论我们怎样做，它都会长期保持这种状况。基于这点，我们可以断定，北京对台湾的主权是一种延期兑现的主权。原则上，我们任何时候都承认这种主权，而实际上却徒有其名。至于我们的经济关系，如果我们对北京的承认使其在同美国的贸易上获得最惠国的地位，那么在“一个中国”的信条下，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最惠国待遇同样适用于台湾。这样我们在处理同北京关系的其他方面时，只要是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下，就能很自然地主张给台湾以平等待遇。当然，有许多法律程序需要解决，以便使台湾的贸易和交往以其原有的方式持续下去。然而，这是美国人的事，它关系到我们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但法律的圆滑能使我们得到所需的方案（1980年初，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所需的结果）。
日本把在北京的贸易使团变成大使馆，而把在台湾的大使馆变成贸易使团，这种日本模式为我们铺了路。日本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调整法律一经济程序的榜样，在1972年通过有关三方间的艰难协商才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法律的构想使日本在台湾必要的领事功能继续得以执行，并使其在台的贸易、旅游和继续投资成为可能。
当然，日本模式缺少的主要是安全条约，而我们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才是问题的关键。台湾的安全及我们为台湾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对日本有直接的吸引力——是我们的防务承诺保障着日本的发展。
按照1972年尼克松一周恩来的声明及以后的允诺，美国答应削减和从台湾撤回美国军队，但并未提及在菲律宾和冲绳的美军基地。从苏比克湾到台湾并不很远，而且美国单方面声明将保护该岛不受攻击，这具有永久的可信度。美国的义务不再是保护一个已不承认的政府，而是保护一个区域，同时还要避免触犯北京有关主权的思想，我们单方面允诺的．只是“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应以尽可能少的官方意识来理解，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第七舰队仍会巡护台湾海峡。
同北京进行艰难地或许是非正式地商讨，也许能解决向台湾军队提供军援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向半个世界提供武器的国家，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途径对台湾进行某种形式的援助不是不可能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律构想必须相当成熟。我们可以要求，在承认“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有权向驻京使馆所不及的地方派遣领事。或者，我们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对其附近的岛屿享有管辖权。我们早先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充当了以商业利润为报酬的领事。国际法中有许多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解决方法。
这种正常化的设计，把我们从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中疏远一方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它不会解决北京和台北间的军事对抗，而我们那份虽经掩饰却是真正保护台湾的承诺，仍会使我们介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