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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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 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第二次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以后于1945年10 月到1946年7 月又在战后中国逗留九个月，“对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中国岁月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民心，走向自我毁灭。除了政权腐朽，经济崩溃，“文化法西斯主义”该是个罪大恶极的凶手。费正清就曾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声援。他想努力培养和营造一种文化国际主义精神，这就要求美国不仅向中国提供杭战所需的军事和技术援助，还要干预中国的教育，以求建立“我们之间共同的基拙，从而使我们能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共同价值标准”。这一想法很天真，并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华移入孔教中国的传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样基于有点文化沙文主义的长远考虑更实惠，他在后来主张美国在与独裁的蒋介石交往的同时，还应明智地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培养和鼓励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按照我们的方向来发展，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中共将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
费正清有许多关于美国对华关系策略的建议和报告常被送达总统手中。但正如他所说，中国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他的价值观也同样在中国受到挑战，看来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在实质上一直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对杭。费正清以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中国人真正把科学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应用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群众中，中国社会就能现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学，这个过程有时也相当缓慢，而对于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长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余的不速之客。费正清由此判断，国民党气数不长了。
当他通过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杨刚，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龚澎、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以及孙夫人宋庆龄交往以后，便为他们的正直、热忱和叶待事业充满自信的忘我精神所感动。尽管当时他并未阐明或暗示美国应当放弃贪污、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极权政权，但他已感觉到，这些能讲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那样行事的共产党人，将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他不欣赏马列主义，也不了解延安正发生着什么，但他钦佩那些由燕京一清华大学生组成的有点像上个世纪宗教社团的进步团体和共产党人。最后，正是这些人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获得成功，并团结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量，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费正清回国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和中国国内的政局，惦念着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朋友：梁思成夫妇、老舍、张奚若、费孝通、钱端升等。通过他们，他了解到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事业，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1949年5 月23 日，钱端升致信费正清：“……你的政府越早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我们的新政权，它就越容易能够采取一种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这是你面临的任务。”
从这时起，他真的好像负了一种使命，开始公开发表演说，谈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好处，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进入联合国。1949年秋，他进而坦言：“从中国老百性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判断，它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我认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要超过现存的国民党政权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和判断常常难以改变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断却往往改变历史。冷战开始以后，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这种怪诞而又奇妙的轮回。麦卡锡时期，费正清未能逃过现代极权主义的垂爱，被指控为“老牌的共产党的辫护士。”他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却不比他幸运甚至更糟，他面对莫须有的罪名还能在听证会上辩白，而他的中国朋友一经划定右派，等着的就只有“牛栩”和劳动改造。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许多判断是准确和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中共显然不会是莫斯科的傀儡”； “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民族自决问题，而非外来侵略问题。”另外，他始终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政权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和平要比台湾更为重要。”尽管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会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变、发生而出现转变，但他“藕断丝连”的中国结是解不开的。他一度承认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不可避免，却始终寻求努力创造一种以接触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向美国政府陈述，可以通过旅游同中国接触，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交流，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识见，更得有点军事家的韬略。他这时已经清楚，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是吃了好战和反共的亏。所以他要让美国人知道，了解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会使他们得到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1972年6 月，费正清和费慰梅接受周恩来之邀请，作为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批尊贵客人到了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此时距他们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已是遥遥近30年。同时，他又见到了“结伴而来”，显然在当时“受到限制”的老朋友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和费孝通。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坚冰正在打破。七年之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了这一天，费正清等了30年。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中美建交〃 30 多年戏剧性般的事件中，他起了主要作用”。保罗·埃文斯的评价是客观和公允的。他说：“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赖肖尔在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写的序中说：“在过去30年，谁也没有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费正清那样大。”单就这本《美国与中国》来说，从1 抖8年首版至今，一直深受各界称誉和欢迎。费正清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在四次修订中，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著作的原因。”中国读者对费正清的学术仰慕和钦佩由来已久，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他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情怀（或叫人情味儿）的历史学家。当他知道中国同行正遭受着精神上的巨大迫害，情感的因素就会使他的中国史观发生波动。这当然是指发生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事件。古代史早就成“史”，而活着的人如何演化历史，自然难以推论。谁能料到苏联、东欧那样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睦目结舌的不会光是历史学家。这也就难怪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常会受到中国革命的波动、中美关系的起伏和美国国内压力的影响。因此，研究费正清不同阶段对中国的反应，会发现那里边“包含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过不同的希望和担忧。”但无论何时何境，费正清的言论都是极有价值和必须高度重视的。尼克松访华前夕，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参阅的二三本书中，就有他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和《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以及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现在这本《观察中国》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这本书透过他对别人论述中国的著作，回顾了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拄，记录下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全书共收文26 篇，分成五样：（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南色，（二）中国革命领袖们的严治厉行，（三）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四）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五）近年美国访华人士的观感。历史就是文化，文化也即是历史。有心的读者该能透过费正清换一个层面去正视美国学者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自身都常常忽略掉了。与这样一本书失之交臂，实在是件憾事。
“后继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费正清的学识成就，但是没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众多学术事业中．〃 的地位，即作为学术界与美国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作为一个在知此形式多样的学科领域内博学权威的地位。”
中美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大国，毕竟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容忍差异是通向未来的关键。费正清指出，通向稳定的道路不是通过尼克松、基辛格在实施对中国开放时所划分的那种战略利益的共同性实现的，相反，它是通过识别文化的差异及对它们的认可来实现的。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女士授权我重新翻译这本《观察中国》；感谢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在病中审读了书稿并写下序言；感谢我的妻子郑实，以六甲之身还在帮我校订书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责任编样王立女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