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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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傻街泄婧笏踩チ耍�18个月以后他们才结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记传教士的信条，家庭应服从事业。他有一个孩子两岁时死了，当时他正在一次旅行中。
当然，传教士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必须和其他传教士，其中包括中国基督徒一起度过大半生，在酷热、肮脏的中国城市、乡村生活。托德普喜欢到长江下游庐山（中国的避暑胜地）的幽僻山间或天津以北海岸的北戴河度假。在这里，他们接触不到中国人的生活。赫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部充满剥削、误解与敌意的历史。教会学校以及出版物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图为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玛丽·斯通在镇江一家教会医院里实施手术。
很清楚，从整体上看，传教士拥有自身的文化，并小心谨慎地保持这种文化。总之，如果习惯和观点变得过于中国化，他们就会失去传教士精神。
托德普传教生涯的另一阶段始于20 世纪30年代。内政部认为，他仅仅是个“人道主义者”，并没有真正献身于上帝。正如艾米丽所说，“大卫对人类充满了太多的爱”。政府不再帮助他，但他得到非官方的支持，把工作坚持下去。很快，他有了另一个机会。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开始人侵中国北部。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传教士，在维持他们开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有益工作方面，确实有所作为。他们直到1941年还没受到日本人的攻击。夹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侵略之间，传教士们感到，他们的时间明显不多了，但他们还在继续为中国提供帮助。
在托德普独自从事乡村工作之后，赫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活泼生动的画面：这个高大的美国人骑着一辆印度摩托车，满身灰尘，在一阵阵马达声中参观村庄。在当地军阀和日本人的侵略下，那些日子完全是在饥荒和疾病中度过的。严酷的现实使精神事业失去了意义。1943年，日本人最终扣留了托德普。赫西告诉我们，他忍受着信仰崩溃的痛苦。艾米丽已被送回国。托德普病了，毕生从事的工作一无所获，好像连上帝都不能解答他所见到的人类的痛苦。
这一信仰的丧失，似乎使我们对赫西的了解比对托德普的了解更多。这本传教士的著作并不关心精神奉献，而更注重对中国人民的实际帮助。赫西不是那种屈从压力和放弃信仰的人，即便这种信仰在他的中国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约翰·赫西在这里描述的，是他自身基督教意义上的幻灭，无疑，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历过这种幻灭。毕竟赫西自己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只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儿子。他用托德普信仰的破灭，来象征传播基督教的活动至少在中国是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传教士对社会机构所做的全部工作和对被压迫中国人民的有益帮助，现在看来，有它辉煌的瞬间，但已告结束。
如果约翰·赫西说明的正是这一点，那么，他把这一点同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关注结合了起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关注中国是个永恒的主题。托德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之后不久，又回到了战后的中国，开始是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义参加了工业合作社，他甚至又回到了以前到过的中国农村。1949年，共产主义者组织井发动农民在“斗争会”上对他进行批斗，第二天，农民朋友们仍在街上热情和他打招呼：他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的代表驱逐出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去世了，终年72 岁：
赫西叙述了许多中国现代历史中错综复杂的人和事，这使他无暇研究流传在美国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民间传说。显然，美闪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横跨大西洋研究欧洲人的起源，而且又转而向西，从大陆到太平洋，但没有人试图把古老中国的贸易和19 世纪90年代中国似乎要开放的新开发区综合起来看、事实上，到1899年，门户开放己被奉为美国人的对华政策，虽然贸易尚未明显兴隆起来，但此后中国成厂能白由开展基督教工作的地区。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同俄国人的迥然不同少俄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南俄处于蒙占金帐汗国残酷蹂瞒下开始的。13 世纪，蒙古人向西席卷了中国。俄罗斯人向东迁移，为的是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不冻港，这一迁移几乎没有任何传教的动机。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过一个基仔教传教会，但只为俄国人服务，并把主要精力花在汉学或酗酒上。俄国人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草原，遭到强大的清帝国的痛击。1689年被逐出北满的阿穆尔河。美国人同样经历了殖民扩张，似只限于征服像西丁、巴尔和杰若尼莫那样的美洲印第安人部族首领。这些部落首领实在缺乏其远方族亲，打败了俄国人的中国康熙皇帝的才能。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20 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国际产生之前，俄国人从不努力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无疑，当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时，俄国人成为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楷模。我们不能不说，比邻的俄国人比起遥远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今天，当我们思考超级大国的对峙时，不由又想起了往日的苦恼：20 世纪4O年代，反耶稣的苏联共产主义者盗走了已经门户大开的中国，从我们手中扼杀了基督教的潜在发展。20 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的现代化努力谋求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时，我们也许应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无意识动机。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
托德普是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物，除了记者、共产主义者或外事人员这些工作（乔·麦卡锡曾从事这一职业）之外，他几乎做过一名传教士能做的所有的工作。然而，他的生活使他远离宗教信仰，进人到现实世界。他打算向中国输出技术并试图向中国移植人权。只要我们能基于《召唤》所提供的知识来思考，那么，这种行动将肯定继续下去并更有意义。
此篇评论的是约翰·赫西所著《召唤》（纽约，诺普出版社，1985年），发表于1985年5 月30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不可能的传教》。
05 汉学研究误入歧途：一个北京骗子
［在研究中国人的神秘生活方面，传教士的主要竞争者是那些汉学家，他们从语言和文化着手研究汉学。这两类外国人自然都对北京着了迷。］
本世纪初北京吸引了许多西方人定居，因为近1000年来，北京一直是外族征服者和汉族合作者的首都。公元947年，辽代契丹蒙古人建都北京；1122—1234年，通古斯金朝占据北京；而后，1368年，蒙古人进人北京；1644年以后，北京一直被满族人占领。1800年，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中国古都的官吏和商人像以往接受外族人一样，接受了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不久，满汉官僚们让英国人帮他们打败了上海周围的暴乱者，又让带着爱尔兰式精明的厄尔斯特青年罗伯特·哈特帮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新的财源。因此，当英国人热衷于谋求合法地位、保护商业扩张的利益时，中国统治者利用英国人的图谋和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帝国内部的中国派系被引进管理机构，汇入了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集团之中。
1900年，基督教联军（加上日本人）镇压了试图驱逐他们的义和团运动以后，外国定居者更喜欢北京了。从1901年到1937年新征服者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外国人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期，是一个外国人享有特权和特殊自由的时代，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深人到中国人的生活中。20 世纪初，在北京的外国人同13 世纪的蒙古部落首领或17 世纪的满族领袖或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凯姆布鲁克和法斯卡尔领导的天文局一样，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我们现在称之为治外法权）。而且，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赌赛马或信仰上帝。对在他们家中和办公室勤快工作的中国仆人来说，文化共生现象像是一篇古老的传说。任何操着俚语的北京人，都会使外国朋友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外国人试图通过语言侵人中国文化，但他们却无从下手。
在这种文化情势下，出现了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公众的中国问题学者和汉学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像中国的官僚阶层那样）使他们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并且受人尊敬。这两种角色是相关的，但并不能轻易融合。《时代》记者G·E·莫里森对中国的评论，没有受到任何语言知识的限制。J·O·P·布兰德只懂得一点实用的中文，但写了大量广为流传的著作。这两位学者常常能从中国问题专家埃德蒙·泰洛尼·贝克豪斯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回顾以往我们知道，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著作的外国汉学家和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同族人的外国学者。像莫里森这样精力旺盛的学者甚至能成为著名学者，成为一个能向中国人解释侵略者奇特生活方式的外国顾问。这些人在两种文化之间如履薄冰，有时他们被他们的国人所迷惑，相信“中国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 因为文化差异从理性上讲是难以解释的。这种差异有时使你感到可怕，有时又令人神往。只有性格坚强的汉学家才能不受他的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的诱惑。事实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复杂和神秘的。中国空谈家的预见能力并不比现在更强，而且，他们遇到莫测高深的问题不能解答时，往往用无关的细节描述来掩盖，这是中国学者的惯用伎俩。在北京俱乐部广泛流传的街谈巷议，与人们在西城中国人圈子中得到的消息相比，只是些简单的事实而已。
1901年到1937年间，一个在北京有很好社会关系的英国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个人的目的和欢乐，而对其后果却可以不负责任。北京是外国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温床：城东南受武装保护的使馆区内居了着养靠国内汇款生活的嗜酒的高官显贵：有外交背景、爱交际的寡妇，退了休领养老金的音乐家，喜欢孩子的困窘诗人，艺术收藏家，诚挚的学者，天主教前传教士，身为考古学家的教士，还有一些毛姆式的人物，虽然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被中国的名胜、喧闹、烹饪和北京的风俗迷住了。他们有权资助仆人、商人、中文教师（主要是满人）、马童、女仆、厨师、卫兵、人力车夫、清洁苦力、卖花商、街头小贩以及那些能帮他们接触中国人生活的人。外国团体争相体验这种经历：然而，到了20 世纪30年代，有一个他们只知其名但从未见过面的汉学家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把他们都甩在厂后面，他住在西城过着当地人的生活。
牛津大学现代史讲座教授休·特里沃，罗伯认为，贝克豪斯是个文学大骗子，其主要著作《琦善阁下的日记》，作为重要章节收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1910年）一书中，这是一部晚清朝廷的秘录。《琦善阁下的日记》由贝克豪斯提供材料，布兰德执笔，这是那个时代惟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二贝克豪斯说，这部日记是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l900年，在琦善的书房发现的。日记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荣禄描绘成一个反对义和团过激行为的温和派。学者们早已指出，这本日记不可能对这一事件做出聪明的预见，而且，它抄袭了后来发表的材料，但像布兰德那样的一些人却坚信贝克豪斯是无辜的，这个捏造的罪名是强加给他的。
《北京的隐士》一举推翻了这种辩解。贝克豪斯爵士是个少有的骗子，他不断地在高层宫僚中进行金融交易，但每次又都诡密地使之成为泡影。杜撰只是他机敏地把自己的梦想当做事实传给世界的一种手段。特里沃·罗伯先生的著作，揭开了贝克豪斯捏造事实的伪装。贝克豪斯的父亲是巴克莱银行的董事，他弟弟是英国海军元帅。他因负债无力偿还离开牛津，呆在国外。1899年他到了北京，这年他只有25 岁，靠国内汇款生活，同时他已经是个老练的骗子。他给罗伯特·哈特爵士带去几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德文郡公爵和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写的介绍信。这位神通广大的年轻人腼腆、可爱，有着天赋的语言能力，他主动结交了很多人，很快便成为莫里森和后来的布兰德的中文翻译，并与他们密切合作。
贝克豪斯伪造琦善日记只是个开始，1910年以后，他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杜撰之作。他自称同中国文化上层的知情者有联系，军机处大臣王文韶、大太监李莲英、总督徐世昌、国务总理段棋瑞、邮传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认为合适的人，都是他的好友。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显贵，对外国人来说形同陌路，文化、语言、社会的隔阂使外国人难以渗透到这些人组成的圈子之中，但并没有外国人就他们与贝克豪斯之间的友谊提出疑问。他超越了文化的断层。
1910年，他通过欺骗结识了大船业公司的经理人约翰·布朗。1916年，通过和中国政府“谈判”，他让这家公司“为中国海军提供6 艘l0400吨级的海防战船”但就在那一年他从北京消失了，这笔交易也随之告吹。
与此同时，他还经营大宗中国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为英国公使约翰·查顿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国秘密购买武器，以便在欧洲与德国人对抗。买主是英国陆军部和吉青纳勋爵（英国陆军元帅）。鉴于贝克豪斯在不列颠和中国如此神通广大，他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一微妙使命（中国是中立国，德国反对中国出售武器）。很快，他报告说已经购买到几十万条毛瑟枪、来福枪，几百挺机枪、几百门野战炮，听有这些都是从当地将军手里秘密购买的。他到处忙于协商、谈判，说武器要由长江“船运”而来交易一笔接一笔，英国出钱，满载武器的商船由上海开往香港。英国外交部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舰护航。船停在福州，后因改道滞留在广州：
查顿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