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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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蒋介石调集了50万军队闪击延安，妄图以绝对优势一举摧毁我军。1947年3月，蒋介石再次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但是蒋介石的两次阴谋均以失败而告终，而我党却两次化险为夷。危难紧急关头，这全是因为我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担任侍卫副官和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熊向晖同志在第一时间将敌人两次行动的绝密文件及时报告给了延安和毛主席。毛泽东主席后来在评价熊向晖时，曾经说过：“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节目播出当晚，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关注。
6月22日下午，在中直机关老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朱镕基总理与70多位老同志进行了亲切交谈。当他见到熊向晖同志时，特意走向前去表示问候。朱总理动情地说：“熊老，在昨晚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我看到了您。我觉得节目做得非常好，看过之后，很受感动。”
和朱镕基总理一起受感动的还有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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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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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绝大多数舆论监督节目的线索都来自观众反映。对这个栏目来说，一旦没有线索，仿佛枪上没有了准星，找不到靶子，不知道往哪里打。而《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群众反映尽管很多，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趋同跟风。如果《焦点访谈》今天报道了一个卖土地问题，此后反映同样问题的来信来电就会蜂拥而至，成百上千计，给人感觉全中国到处都在乱卖、乱占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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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险不惊／翟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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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水灾实在是旷日持久了，整个一个夏天南方数省的领导人就没干别的，中心的中心就是抗洪。就连老家的内江也跟着凑热闹。小时候我在齐齐哈尔住的时候，为了却内江游泳，没少挨妈妈的巴掌。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条清得见底，挽起裤脚就能淌水过去的小河。可竟然这里也发起了大水。长江的近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为制作节目，今年那几次去长江沿线采访，数次采访数次历险。6月中旬去荆州，是湖北省水利厅派的车，司机瘦而精干，技术老道，水利厅刘巍陪同，崭新的丰田海狮面包上了汉宜公路便以每小时120公里时速行驶。一小时候突发爆响，把迷离中的乘车人惊醒，接着高速形势的面包车左右剧烈摇摆，隆隆作响。有着十多年驾驶经验的本人突然意识到轮胎爆了，急喊“不要踩刹车！不要踩刹车！”司机此时处理非常果断，右打方向，轻点刹车，滑行了百多米后，靠右停下，下车一看轮胎早已碾成碎片，幸亏是右后轮爆胎，如果发生在前轮，高速的汽车没了方向，后果怎么想都不过分。
第二次是去湖南安乡。因为是在武汉临时决定赶去，走得非常匆忙。五点钟要车，七点钟出发。湖北电视台派的车依然是海狮面包，车况良好，司机姓张。这条路要过荆州出公安的黄山头进湖南。因为出了省司机路不熟，只能一路问，一路行。引入湖南境内已是半夜12点半左右了，此时路边百姓们都进入梦想，只能看地图摸索前进。夜越来越深，车越来越少，好不容易来一辆车，招手一停，是外地车辆，还想向我们问路呢。三点多钟路过一个小镇子，有几个路边吃喝的小伙子，喜出望外，下车问路。几个小伙满口酒气，“别，别，别走了，前面的路早就被水淹了”，“要走……你，你们就走。”小伙子舌头都硬了，路也讲不清，我们又将信将疑地出发。
果然又翻过两个山头，突然张师傅一个急刹车，顺坡往下看，灯光所照之处黑压压一片全是水，身上不觉出了冷汗，险些钻到水里去。打开耳机一看，有信号，赶紧给湖南安乡县防汛办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我们是在董家挡，惊叫着说“赶紧退，赶紧退，因为垮了垸子，洪水正向你们那流呢！”我说我在高坡上呢，对方说高坡也不行，那水会顺着低处走，一会儿就把你们围上了，那边音调都变了。
慌忙调头，一路狂奔。果然回来时已有水漫到路上。
上午九点我们才从常德方向进入安乡县城。那条唯一通往外界的道路水已有一米多深，我们的车像洒水车一样冲了过去，排气管在水里喷出烟和气泡，江水在车里也有半尺多深。
一路上只见成群结队的老百姓背着包，挽着老人，不断从县城里涌现出来。原来县里已经通知所有的县城老百姓必须在晚上6时前全部转移。
如果不是这些男女老少穿着现代服装，加上时常许多长得相当漂亮的湖南甜妹子在车前掠过，大家肯定会把这个场面和哪部描写抗日战争的影片中情形联系起来。
只有增援部队和我们的车向里面开。
第三次是第五次、第六次洪峰到来之际，我们和《新闻调查》的两辆大面包去武汉机场去荆州，依然是在汉宜高速公路上，那天晚上大约两点多钟，突然天上下起大雨，电闪雷鸣，前面的依维克车上《新闻调查》弟兄们还在不停地拍摄采访。因为高速公路高于路面很多，路边不时有一些高压线和铁塔掠过。我就在司机座边，还是有些紧张。睁大眼睛陪着司机说话，想给前车赛纳打个电话，又怕手机无信号，招来雷击，没有敢打。后来干脆关掉手机，随他而去。正疾驰间突然一道闪电伴着响雷从天而降，越过见面《新闻调查》乘坐的依维克，直插入路边的草丛中。这也是《新闻调查》弟兄们赶巧拍下的一个珍贵的镜头。其实类似这样的危险每一个去灾区的记者都几乎遇到过，张恒和张涛曾在分洪坝前装填TNT炸药，现场拍摄采访，在只有800米距离上等待起爆（要知道那是20吨TNT，光响声就足以把没经训练过人的耳膜振穿）。
柏杨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几下最险的石首采访，那是长江江水急转弯的地点，不仅随时可能出现溃口，而且那里还是血吸虫高发区。陈耀文所在的洪湖也是。
8月16日晚上最紧张的时候，当时公安分洪意向已非常明显，百姓已全部撤离，荆州市长王平亲自带领全副武装的军人、民兵挨家挨户地搜巡，发现百姓便赶到堤上，只等时间一到便鸣枪示警，炸坝放水。可此时刘涛、王天琥还扛着摄像机在分洪区里满处转。因为时间已非常紧迫，所有车辆包括牛马也都不见踪影，刘涛和王天琥在里面只能徒步扛车行走。一旦分洪，两人肯定泡汤。
……
因篇幅问题，这些事无法一一列举。不过几乎所有的去过灾区的弟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过瘾、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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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满仓”的真相》之真相／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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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位姓陈的记者带一名摄像师找到我，要求了解《焦点访谈》几年前播出的一个节目《粮食“满仓”的真相》的有关情况。当年，这个节目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它披露了一个地方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共和国总理的内幕。但也许是这个节目的标题起得不太好，把真正的“新闻眼”弄瞎了，以至于很多人记得《焦点访谈》报道过这件事，却记不得是那个节目。陈先生也一样。不过他一同我说“骗总理”的节目，我自然就明白了。
我不清楚香港无线为何要在朱镕基总理即将卸任的时候重提此事，但陈先生向我保证绝无恶意，“朱总理在香港也是很得人缘的，”陈先生说，“如果我们诋毁他，对我们电视台没有任何好处。”陈先生称他们只是想在竞争激烈的“两会”报道中独辟蹊径，选择朱总理在五年任期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做成节目。尽管我从不认为朱总理被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出于对事实的负责态度，还是向他们介绍了我对这件事所了解的背景情况，不过，我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录像要求。
由于我看不到香港无线的节目，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如何报道的，但我相信他们会尊重事实。毕竟，这是一个严肃的媒体。
其实，《焦点访谈》曝出这个被称为“惊天骗局”的过程，一点也不神秘。
调粮补仓骗总理的报道能够播出，几乎就是偶然。
1998年6月下旬的一天，当时主管我这个组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梁建增从编辑组（那时群众来信由这个组负责处理）拿来几封信，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能成为《焦点访谈》报道线索的，反映调粮补仓骗总理事件的材料就在其中。
来信寄自安徽省芜湖市的南陵县——一个陌生的地方。
说实在话，我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读到、听到反映一些地方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的事情太多了，但这些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一种模糊的感觉，如果较起真来则说不清、道不明，很难查证。
但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却太具体了，令人不得不信。
时间：1998年5月22日。
地点：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鹅岭镇粮库。
事由：朱总理来此考察时看到粮食满仓的景象是假的。鹅岭粮库里的粮食是为了应付中央领导的考察，从其他粮库紧急调运的。朱总理被骗了。
我无法相信反映情况的人会在如此具体的事情上捏造情节，特别是，举报人不仅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胡林英和联系电话，而且还怕我们万一找不到她，又提供了其他两位知情者的姓名和联系办法。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不久之前新闻中确实报道过朱总理在安徽考察粮食流通工作的情况。慎重起见，我让编辑借来了5月25日的《新闻联播》，果然头条就是，而且时间挺长，还有同期声。随后，我又找来了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也看到了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消息：
5月21日至25日，朱镕基总理在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的陪同下，先后在芜湖、巢湖、合肥等地（市），实地考察了粮站、粮库、粮店以及国有、个体的粮食加工厂，详细询问和察看了粮食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并就深化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的有关问题，分别与省、地、县及有关部门领导和基层粮站、粮库、粮店干部职工座谈，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从这些报道中，印证了朱总理到过芜湖，尽管没提南陵县鹅岭镇粮库，但讲到了朱总理实地考察过粮站、粮库；而且《人民日报》在这篇报道中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内容是朱镕基总理和含山县粮食局局长薄德豪在清溪中心粮站话粮改。
就此我确认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这是一条“大鱼”。
当时，《焦点访谈》正在为朱镕基总理力推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鼓与呼，重炮猛攻一些粮食收购、储藏、加工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个线索无疑又提供了一颗重磅炸弹。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组里的策划编辑杨红，让他迅速打电话给胡林英核实。
果然没有找到胡林英。
按信里留下的其他两位知情人的电话，杨红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证实了胡的说法。杨红让他们转告胡林英，请她转天晚上在家等候，我们要与她直接了解情况。
杨红在《焦点访谈》是有名的快嘴、话痨，但他与胡林英的第一次通话，就慨叹遇到对手了——对方比他还能说，而且声音分贝极高。这次通话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到后来，杨红自觉耳膜不堪忍受，把电话举到了距耳朵一尺多远的地方，并不住地呲牙咧嘴。
我实在心疼电话费，示意杨红我亲自同胡林英谈。也许是近一个小时的喋喋不休把自己搞累了，也许是听说“领导”来谈使自己有了克制，胡林英丝毫没有在意我提出的“问什么答什么”的不礼貌要求，简洁回答了我的问题。
最后，胡林英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是。”
她说：“我用党性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让我很感动。
胡林英说她随后会寄来更详细的材料，并希望来栏目面谈。我说只要保持联系，寄材料就行了，不必花钱费力跑趟北京。
果然，她与我们保持了热线联系，隔三差五就来电话补充些内容。她不仅履约寄来了厚厚的材料，而且先后几次自费来到栏目组。然而，正是这些材料和接待，让我产生了隐隐的不安。
胡林英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很干练。印象中她跟我介绍说原是农校的干部，几年前竞聘当上了鹅岭镇的科技副镇长，自称政绩不俗，但在今年的换届中落选了。她认为这是有人在整她，这届班子存在严重问题，她一直在上告。
——后来胡林英与我们接触时，谈的大多是这些问题。
几乎在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在正义中夹带着一点说不清楚、但显然并不十分纯正的动机。
不过，我不赞同苛求举报人的动机，而是主张就事论事。尽管我对胡林英提出的一些要求感到不快，但抛开她个人的问题，我依然对她反映的情况颇感兴趣。
就在胡林英一次次催促我们何时到南陵采访时，我也在为找记者发愁。
当时我所负责的中心组只负责《焦点访谈》日常节目协调工作以及前期的选题、策划和后期的包装、播出，尽管那时有两位机动记者，但他们恰好到河南采访去了。况且，作为一个为记者组服务的机构，我也不能把“好题”留给自己人做，那会被认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谋私行为。毕竟，各组都有自己的利益。
开始想把这个有分量的选题交给骨干记者操作，但两个记者组却没有一个人接这个“好题”，理由是：这个节目就是做回来了也肯定播不出。
的确，就是主管我们的梁建增副主任也不敢说这个节目一定能播出，但总值得试试吧。
但也不能怪记者，他们的播出压力确实很大。如果一个记者长时间播不出去一个片子，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是工作的情绪。
此时，一个老记者正在安徽，因为采访的情况有变，准备打道回府。我想让他去趟南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