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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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节目
《焦点访谈》栏目政治性的节目
正面节目
正面题材节目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方面分开，把《焦点访谈》的所有非反面报道过一下目，您就会发现，近两三年我们所制作的正面报道大多是政治类的报道，而传统意义上的正面报道其实是越来越少了。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其实主要是指那些上级布置的政治性的节目。
这是其一。
其二，谈谈政治类的节目究竟该怎样做。
习惯成自然，许多同事因为常常做同一类的节目而被另一些同事称为某某专家，甚至和自己的名字联系起来。比如：李玉强李“法轮”、康平康“典型”，刘宁刘“网络”，本人翟树杰…翟“三讲”，等等。
常常有人听说又有了正面节目派下来，说我又要“滋润”去了。
回答当然是苦笑。谁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
当初自己在总参宣传部做军事记者的时候，军事报道绝对都是正面节目，中国新闻奖的一、二、三等奖也弄了几个。做熟了、做烦了，于是出来换个“口味”来到了《焦点访谈》。开头几年也生产出一些自己还比较满意的节目，部里的奖也得了几个。然而，随着《焦点访谈》节目火了起来，自己却渐渐失去了许多做反面节目的机会。近些年特别是1997年以来，各种各样、各方各面、各位领导和各个单位指定过来、派过来、推荐过来的政治类的题材越来越多起来。以至于不知道是哪一天，这样的节目的数量在以反面节目而著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占到了多数，超过了反面节目数量。
这一类的节目是好做还是难做？
回答是肯定的，难做。这样的回答并不是说反面的节目好做，而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诀窍。
反面的节目需要勇敢，需要冲撞，需要冒险，需要智慧。可正面报道究竟需要什么？我到现在想不清楚，但有一点肯定需要…耐心、细致和风险精神。
这类的节目有点难，也有点烦。
一难是不容易贯彻上级（这里所说的不是台以下领导）意图和要求。拍摄时不算，审片时往往要数家单位、数家部门和数个领导同时进行。最多的，我有一次就赶上27个领导审片，意见记下整整5大页白纸。二、既然是派活就要按照规定动作和规定思路做命题作文，所以例子难找，生动鲜活的例子就更难找。三是时间紧，常常是两三天四五天出活，还得要算上修改的时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你消化。四是采访麻烦，拍“三讲”时我和吕少波在九天跑了11个城市。
除此之外，这些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事过境迁，没有特殊情况不会有人再提起，参评获奖更没份。我本人就已经二、三年时间没有获奖，这里面也不完全是本人太苯吧？所以，奉献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有人会说，正面报道采访有人接待，管吃管喝管招待，还有娱乐，安逸得很。这话只说对一半。有饭吃，有车坐不假，可仔细想想那饭并不好吃。且不说每天晚上你要和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应酬，说着回答了不知回答了多少遍的问题，到了酒风盛行的地区，成杯的白酒、啤酒往下灌，真是不如到街头来他一碗担担面舒服。而且，只要碰上这种场合时间还都特长，一顿饭吃三四个小时是常事儿。摄像可以找个借口跑掉，编辑们只能硬扛。
再说娱乐，前些年还凑合。这些年各地都反腐倡廉，下去后天天晚上在房间里看是常事儿。再说咱是《焦点访谈》的人，总要洁身自好，是不是？
几个“难”压在头上，你能滋润得了吗？况且，现在的节目都是从上面下来，常常是扛着机器去，被采访的单位还不带见呢：谁叫你们来的？是你们自己来的？这经历好多人遇到过：林凤安在宁夏、杨明择在陕西、刘宁在上海……。
既然政治类的正面报道这么难做，还做不做？还是一句话：做。为什么？一是我们栏目的需要，二是栏目生存发展的必要，第三是我们完成后同做其它的节目一样，有工资有奖金。
所以，领导派活咱还得接二连三地接，还要努力做好。但如果谁觉得做这样的节目有甜头，咱没二话就把活儿交给您。
最后才进入正题：政治类的正面报道该怎样做。
答案很简单：拿目前评论部各位精英们的水准，只要把做这样节目的困难想充分，谁都会做。（翟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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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里的平民意识／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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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是你们标榜的平民意识？
这个问题在很多人心里，和平实的语言、降下来的声调，永远商量的口吻、家长里短的内容紧密相联。
我当然无法否认这些很平民的表现，但我从不认为这是“平民意识”的核心。
我们需要一种骨子里的“平民意识”，也许有的时候表面你都看不出来，但关键时刻，“平民意识”就出来了。我认为，追求平民意识，追求的就是这种骨子里忧百姓所忧，愤百姓所愤，喜百姓所喜，不拿自己当大个的一种良心。
因此我觉得朱镕基就有一种骨子里的“平民意识”。
表面的朱溶基现在其实很贵族，比如说，手极软，似乎无骨，很贵人的；西装极上档次，在我们四个主持人和朱溶基的合影中，把我们的西装都比下去了；还有总理特有的前呼后拥。
但这一切在朱溶基张口之后就再也不制造距离感了。
“你们这节目有人不喜欢，但大多数人喜欢，那是老百姓。”
我向总理介绍演播室时说，“这是我们的家”。
总理续上一句“这也是老百姓的家。”
当然，最反映问题的是“群众喉舌”这四个字。有照片为证，朱溶基写到“喉”这个字后，我已做好鼓掌的准备，当写完这四个字，我就忍不住的鼓起掌来。朱溶基笑着回头“还有呢”。
座谈的时候，骨子里的平民意识更是挡不住的往外跑。
“老百姓看不到希望啊，你们抓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老百姓就看到一点希望啊。”……
总理说这话时并没掉眼泪也似乎很轻松，但没人听不出这些事给他内心带来的沉重。
毕竟是现代中国的干部，你从头到尾都听不到“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类亲民的语言，但朱溶基的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已经昭之天下。
这样说是因为还有一个证据，我从来相信，骨子里有平民意识的人是无私的，而无私才能无畏。我感觉朱溶基很无畏，三段论剩下的部分您自己来推吧！
写这些当然不只为了给朱溶基画像，而且为了我们自己。平日里我们的“平民意识”如何显现呢？
其实，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和骨子里的“贵族意识”是相对应的，但你能说后者心态在我们的人群当中没有吗？
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该适应无私无畏，因为这样，我才能看到你的骨子里，有些什么，正所谓“画人画虎难画骨”。（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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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软焦点硬起来／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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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有刀、枪、剑、戟，这些都属于硬家伙。可是大侠们有时候也爱用点九节鞭、两节棍什么的，这些算是软家伙。软家伙和硬家伙各有优势，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手选择合适的兵器能够达到最大的杀伤效果。同样的道理，《焦点访谈》的监督性报道也应该进行这样的选择。
刚刚播出的《街上流行“大盖帽”》就是《焦点访谈》新出手的软监督节目之一，节目讲的是制服泛滥的现状。策划了一个小时，拍摄了一天，没有什么故事，没有多大的投入，也没有多少交锋，但是这个软焦点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观众反响强烈。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投入产出比？本人以为关键就在于抓住了公众关心的新闻点，采取了相对轻松诙谐的表现手法，使得节目既有关注度又比较好看。在这里我把这类节目成为软焦点，以和以往的常规监督性节目相区分。
以前《焦点访谈》基本上全部是清一色的硬焦点、硬监督节目，特征是针对违背国家政策的政府行为。这些节目由于必须要完成论证违规的重任，要面对被监督对象的阻挠和封杀，“主体”的沉重往往导致节目的可视性并不十分理想，而且社会普遍关注度一般不高。最终导致《焦点访谈》留住了领导的眼球却失去了社会强势群体的关注。而且由于是针对政府行为，力度越大反弹也越严重，导致节目死亡率居高不下。当然，硬监督还应该是《焦点访谈》的主体之一，但是我以为应该把软焦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增长点。软焦点应该具备的特点是：公众普遍关注；具有很强的可视性；是非边界可以相对模糊等等。及时捕捉这样的软焦点，可能有时会比执着于那些领导关心但是社会关注度较差的硬焦点更能获得好的传播效果。
从以硬为主到软硬兼施，《焦点访谈》的同仁要转变观念。“大盖帽”现象众人司空见惯，没有人报题操作。只是在节目闹春（节后）荒的时候《焦点访谈》中心组出了这么个策划案，以急救章的形式草草出笼。如果不是叶老亲自当司机，孟克、肖津两位老师在寒风中满街去找，再加上运气好碰上了一些好“演员”，效果很难保证。如果把这类软焦点明确为《焦点访谈》的常态之一，精心策划，从容操作，定会成为监督性节目新的增长点，为《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再上新台阶提供广阔的空间。（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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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访罗格所想到的／方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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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2003年9月1日播出的《专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一期节目，引起了一些关注和好评。
这期节目从采访到编辑再到播出，一共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其中采访时间不到半小时）。每一个程序都如同打仗一样，在赶、在抢，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斟酌。好在是几个急性子的“快手”，总算准时送上了播出线。
为什么获得了好评？想来无非是这样几个原因：一、抓住了罗格，且是独家专访，这就成功了一半。二、专访是用英语，体现了我们的国际化。三、基本拿到了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内容。
而说到采访本身，我其实觉得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在我看来，采访本身的确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还大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问题可以更尖锐些，交流感也可以再加强些等等。这些都是我的遗憾。
节目播出后，我曾自问：为什么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没了在《东方之子》中的犀利和大胆？答案很简单：因为是给《焦点访谈》做节目，我不敢大胆，不能大胆，不愿大胆。
坦白地说，自从坐到《焦点访谈》主持人的位置上，我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既怕不能语出惊人而辱没了这份荣誉，又怕不知缘由地说错了话、用错了词，犯下种种种种的错误：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方方面面的顾虑使我不敢说自己的话，甚至，不敢有自己的思想。
当然，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苦衷，每一位主持人、记者、编辑也许都曾因此而痛苦和无奈。于是，我们不再珍视自己的灵感和创作激情，有时，我们的“政治敏感”甚至比领导更强。
作为主持人，从《中国新闻》到《东方时空》再到《焦点访谈》，我始终在为自己的“空间”而烦恼。因为我深知有了空间，才有主持人的个性和光彩。老《东方时空》的四位总主曾因“面对面”而拓展了空间，张扬了个性，树立了权威。而新《东方时空》推出后，却因直播形式而限制了主持人的发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经验和教训。
很多人问我，美国的主持人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我所看到的是：100％。尽管有人为他们写稿子，尽管他们也常常念别人写的稿子，但他们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则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没人过问。我并非说那是榜样，但当我们质问为什么美国的主持人各具特色，而我们则是千人一面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该把错误完全归咎于主持人。
在《专访罗格》一期节目中，我获得了比平时多得多的空间，也获得了比平时多得多的好评。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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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荣誉／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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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年初，看过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后，我就想，有一天，朱总理一定会来到《焦点访谈》，当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时，我们彼此之间绝不会有距离。10月7日，当总理真的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确感到座谈会像一次老朋友的聚会。
在座谈会上朱总理说：现在是苛捐杂“费”，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民怨沸腾”并不过分。上午国务院刚开了第九次常务办公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原订九点开会，但是今天提前到八点半。在开会之前，大家先看了三期《焦点访谈》。这样一来，“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就好通过了。总理问到，这三期节目是谁做的？我荣幸地站了起来，其实应该和我一起站起来的还有魏驱虎，这三期节目是我们俩人共同完成的。
这三期节目的总标题叫“关于机动车运行收费的调查”，三期节目的标题依次是“借路生财”“搭车收费”“费流何处”。其主题是通过对全国有关机动车收费的混乱情况的调查，指证出现行税费体制的弊病。这可能是《焦点访谈》第一次对收费体制说话。
这个系列节目是从10月4日开始播的，但是在5月份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当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出租车司机反映一些管理部门的乱收费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在有的地方甚至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当时，我到南方的一个城市进行了采访。但是，我还没有回来，该地的领导就已到了北京。我拍回来的节目成了“黑场”。无奈中，我第一次主动要求给《空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诚征招数”。
节目没有做成，司机们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我心中总觉得不安。需6月初，我向计委的有关部门反映了这种在机动车运行中存在的政府乱收费的现象。当时得到了一个让我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