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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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以后，回想个中经历，实在让人嘘唏不已。王守城的沉着、冷静，对事物的判断准确，对现场的驾驭和提问的技巧，都是我要，而且一定要学习的。他长得虽然不像农民，有时也有很大的缺点。
曹公当日有云：“吾有头否？”不能怪他，想象一下，十几个整天杀生的，满身血污的汉子手持铁棍、尖刀汹汹而来，还是挺可怕的。而小高疃村村民也怕人来查，警惕极了，每个人的眼睛都贼溜溜的，想想我跟守城偷拍时，一出宾馆，马上目光闪烁，看看有没有人跟踪，目的不同，样子都挺像，唉！都不容易。当然了人定胜天，猪是死猪，牛是疯牛，鸡是瘟鸡，大米有毒，油是泔水，菜有残留，然身处其间，泰然若晏子使楚，飘飘乎如坡老游江，为嘛，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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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麻烦”的节目／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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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门、鸣笛、上访、鸣冤叫屈……这就是2003年12月14日焦点访谈播出《助残车还是致残车》之后，连续几天在台东门外出现的情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期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节目，被批评的那家企业没有喊冤，北京市的某些责任部门没有出面，跑到台门口吵吵的竟是几个面熟的残疾人。本来是为残疾人说话的节目，为什么这几个残疾人反映如此激烈呢？
细看，来人似曾相识，噢，想起来了，原来在拍摄的素材中有他为白洋淀公司推销残疾人摩托车的镜头，也有他（她）不用双拐而行的镜头，可今天他（她）却架着双拐而来。
“到54中会合”他们中间有人悄悄耳语。54中是什么地方？噢，原来54中正是被批评的白洋淀公司在北京的代理处所在地。那么，这些人来上访和这家企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还有很多残疾人，给记者打来电话，捎来信表示支持，并希望换车。他们要到电视台东门来声援记者，但被记者劝阻了。希望他们通过书信的方式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助残车还是致残车》一片的拍摄始于今年6月份，跟踪拍摄半年，拍摄了多盘带子，素材够做两期《焦点访谈》或一期《新闻调查》。在这期间，记者总共去过三次河北任丘，暗访了8家违规生产摩托车的企业，在那样简陋的手工作坊里能打造出这样像模像样的摩托车，实在“令人佩服”，可惜由于篇幅的原因，记者无法充分展示。
为拍摄此片，记者还多次去过白洋淀公司在北京的代理处，甚至还去武汉采访了几位因买此车而受伤的残疾人，目睹了残疾人修车的烦恼。这样的车卖给残疾人让人揪心。
拍摄此片中，记者还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在任丘暗访时，由于疏忽竟将采访提纲落在了某违规厂办公室，到发现时已经坐车走了几公里了，无奈只好调头回去找，一进办公室，见厂里几个人正凑在一起研究那分提纲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记者冲上去一把猛抢过来就走，却被几个大汉拦住，不许出门。记者推开他们强行就跑，结果又被拉回，非要记者说出到底是什么人，这份提纲是怎么回事，记者坚决不肯说，推推搡搡僵持到最后，记者表示要打电话报110，对方才不得不放行，有惊无险。
“倒车后翻是故意的，是不正当竞争！”
“换油管是自觉弥补缺陷，为用户着想嘛！”
“你们拿嘉陵来作对比，有商业倾向！”
“白洋淀物美价廉！”
面对着这些上访的残疾人的唇枪舌剑，除一次是我接待外，其余都是老翟、弯弯、吴绍钧、田维刚、李果、白河山、梁主任、保卫处、传达室、公安局（排名不分先后）……为我这惹出“麻烦”的节目遮风挡雨。
事实是，每次倒车时，车速均按照北京市招标规定的控制在5公里/小时范围内（而国家规定速度为20公里/小时，没有明确前进还是倒车），而正是在这样的车速下试车，才出现了后翻的情况，不单是记者试验，国家康复器械检测中心现场做检测时也出现了后翻的情况。白洋淀公司发车后又马上召回，更换不合格的油管，不能说不是为用户着想，但这也恰恰暴露了助残车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至于节目中之所以出现“嘉陵”的镜头，是因为同时中标的有“嘉陵”厂。如果不提嘉陵厂也中标，会使人误以为北京市只有“白洋淀”一家中标。更会对北京市招标的公正性产生更多的怀疑。
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国家质监总局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重视。质监总局表示从未允许这种车贴三C标志，要对此事进行调查。北京市也要求先将更换工作暂停，对助残车重新进行认真检测，并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与中央电视台主动沟通。
12月22号晚，任丘市委市政府派人到北京对《焦点访谈》记者表示，白洋淀公司确有问题，主要是一些股东和小厂假冒伪劣现象严重，他们已对公司下属小厂予以全部关闭，对“白洋淀”的质量进行认真的检测。对《焦点访谈》曝光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希望在整改后《焦点访谈》能及时给予反馈，同时对与白洋淀公司北京代理处有关的一些残疾人屡次到电视台上访的情况予以高度重视，表示立即督促纠正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同来的白洋淀公司负责人也承认由于是第一次生产助残车，有些地方确有缺陷。如刹车油管问题、贴“3C”标志问题、车速设计超标问题等。
12月23日上午，带头到电视台来的残疾人代表给主持人翟树杰打来电话，表示前几天到电视台上访时的做法是不对的，同时承认白洋淀车质量有问题，他自己的车就修了几次，请电视台予以谅解。
但令人遗撼的是，北京市的那个换车主管部门，至今未按照市里要求去做，也没有与电视台主动沟通过一次，更不肯承认招标和换车中的问题，反而在各种场合和北京的一些媒体上宣传说：“白洋淀车没有问题，只能修不能换”。暂停换车两天后，在没有提供复查和检测报告，没有对《焦点访谈》节目中涉及的问题正面回答的情况下，仅靠一张没有盖章的宣传单，就又开始了发放白洋淀牌助残车。这种做法给许多残疾人和社会舆论导向造成了混乱。经常有人打来电话问我们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焦点访谈》报的是真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干？如果《焦点访谈》报道不实，那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正面澄清。但现实是，一些人和《访谈》打起了“圈圈战”，不正面交锋，从侧面和背面“黑”你。这当中的很多内幕并没有真正揭开。正是因为“虎头蛇尾”和难以一追到底，才使得一些人有了还手之力，在《焦点访谈》报道后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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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鸟／刘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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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98年，做完了《鄱阳湖畔的哀鸣》这期节目后，我觉得自己萌发了一种生态意识。没有进鄱阳湖之前，我对白鹤、天鹅、大雁这些能够连续飞翔几千公里的美丽大鸟，一直没有明确的感觉在鄱阳湖里转了七八天，接触的对象不仅仅是人，还是白鹤、天鹅、大雁时，有一种感觉开始变得强烈：人类。自从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关系实在太紧张了。
进鄱阳湖拍摄捕杀候鸟的片子，是我去年冬天就有过的想法，后因捕杀野生动物这个话题过于敏感，担心外国人拿它说事儿，上头的意见：明年再说。于是我在今年的冬天进入了鄱阳湖。
鄱阳湖也许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一块湿地，每年冬候鸟和夏候鸟在这里栖息的种类达三百多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就达四十四种，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视这里为“鸟类的王国”。然而，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湖区周围的农民在候鸟来此栖息的季节里，捕杀候鸟的现象一直持续至今。在我叙述这种残酷之前，我想先介绍在鄱阳湖里首先结识的一种美鸟——白鹤。
白鹤
白鹤是一种硕大的候鸟，身高大约有1。6米左右。当我们进入湖区，它们就站立在浅浅的滩头，在离我们十米左右地方觅食。能够在这么近的距离内，数百只白鹤一下子呈现在面前，这种机会在全世界只是有鄱阳湖才有。白鹤身体洁白而修长，加上它那两条长长的美腿，人们送给它一个美称：修女鹤。这种名贵的鹤，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远征中度过，每年10月当西伯利亚感到寒意来临时，它们便从那里往南飞，飞过中国东北的扎龙，然后继续往南飞，就这样风尘仆仆飞过半个地球，飞到鄱阳湖落下来安营扎寨。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里的某一天，所有在鄱阳湖里过冬的两千九百多只白鹤，集中在某一处湖滨“开大会”，推举生产“总领头鹤”和“各分队领头鹤”，然后分批起飞，盘旋着、鸣叫着告别鄱阳湖，开始了返回西伯利亚的又一次漫长的飞行。就是这样，这种美鸟一生都在不停地飞啊飞啊，南来北往，鄱阳湖和西伯利亚是它们一南一北两个家园。
西伯利亚是白鹤的产卵地，据说一个白鹤一次只产两枚卵，当两只小鹤出生一段时间之后，大鹤就逼迫两只小白鹤自相争斗，最后只剩一个更加强壮的小鹤生存下来。这种方式虽然残酷，但却是白鹤生存的必需手段，因为在四个月之后，它们又将在大鹤的率领下，在寒流到来之前离开西伯利亚，飞越千山万水到中国的鄱阳湖来过冬，没有强壮的体魄，幼鹤是无法完成这次漫长的飞翔。也许正是这种残酷的选择，使白鹤几乎和人类一样强健和长寿，它的平均寿命达到65岁左右。
在野生动物中，白鹤是离人类最远、最难看到的鸟类。在俄罗斯和日本，科学家们只发现过三五只在一起的白鹤。当80年代初，人们发现在中国的鄱阳湖里竟然有上千只白鹤集体过冬，几乎没有人敢相信，都认为中国人没见过白鹤而张冠李戴，把鹭类错当成白鹤了。等到国际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专家们来到鄱阳湖时，自己都惊呆了：两千九百多只白鹤在鄱阳湖岸边一线排开，远远望去一大片低垂白云！他们感叹到：这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第二道长城！据考证，汇聚在鄱阳湖里过冬的白鹤占全世界白鹤总数的98％。
白鹤和所有候鸟一样，它们的家园都是固定的，一旦南方家园或者北方家园失去了，它们就无法迁徙了，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就不存在了，最终这种候鸟的种群就会灭绝，万劫不复！
远征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鄱阳湖区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夏天捕鱼、冬天捕鸟的传统，虽然贫穷，但大自然所提供的鱼和鸟总是如期而至。在过去由于湖区人烟稀少，鱼类、鸟类和人类在鄱阳湖区，总体上处在一种平衡的食物链关系中。
但是情况到了80年代开始严重起来，鄱阳湖区的人口急剧膨胀，原来人口稀疏的湖滩上，现在盖满了房子，众多的人口对鱼和鸟的需求也急剧上升。还有一种更可怕情况，就是东南沿海地区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开始成为鄱阳湖区老百姓生财的希望，于是大量狂捕滥杀候鸟的现象在鄱阳湖发生了，猎杀、网捕、投毒等各种赶尽杀绝候鸟的方法都出现了。狂捕滥杀的后果，使得每年来这里过冬的候鸟如天鹅、白额鹤等，数量急剧减少，往往来时遮天蔽日，走时稀稀疏疏。鄱阳湖过去平衡的食物链已经不复存在，鸟的数量越来越少，惟有一种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就是人和人的欲望。
我们带着一种探险的心理来到鄱阳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躲避捕猎者的枪弹和陷阱。可是我们来到鄱阳湖一瞧，满不是那么回事，这里一幅和平景象，候鸟悠然飞翔，百姓悠然捕鱼，尽管湖里已经没有什么鱼可捕了。原先风闻的种种惨状：许多小饭馆里可以吃到天鹅肉，市场上公开出售被枪杀的候鸟，鄱阳湖日日夜夜枪声不断……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当地一位乡村小学老师悄悄提醒我们：“现在捕杀候鸟都是偷偷地干，像你们这样大摇大摆进来拍摄，什么也拍不着。”原来自从鄱阳湖建立了候鸟保护区后，捕杀活动已经转入了地下。再说湖区面积辽阔、芦苇无边，盲目闯到里面去找捕杀和贩卖候鸟的人，如同大海捞针！
鄱阳湖区方圆5000公里，周围有十三个县市，面对一望无际的湖滩和芦苇，我们依靠谁去寻找捕鸟者？当地政府一般都在推诿，他们既不愿意承认有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捕杀候鸟，更不知道哪个村、哪片芦苇里有人在撒网投毒。当时，我们能依靠的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候鸟保护区工作站，这个工作站由于长年经费不足，闹得工作人员家家养猪聊以维持生计。
据保护区工作站透露，过去几年中捕杀候鸟最严重的地方是鄱阳湖东岸的余干县和波阳县。这两个县在工作站的对面，本来乘船可以直达，但那几日湖面上正刮大风，只好改乘汽车。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乘车绕着鄱阳湖整整转一圈，穿越十三个县市，最后再绕回工作站。
在一个刮大风的早晨，我们开始了沿鄱阳湖的远征，这是我来到《焦点访谈》之后最为艰苦的一次采访，一次漫无边际的找不到目标的远征。
吃过一个个餐馆，不见天鹅肉；走过一个个市场，不见卖候鸟的，甚至连卖野鸭子的也看不见。在沿途，听到许多农民不断地告诉我们：湖边经常有杀天鹅、大雁的人，但你们肯定找不到。在余干县，我们还遇到一次尴尬，有个农民悄悄地告诉说：“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你俩是记者，昨晚你们在餐馆吃饭，进门就说要吃天鹅肉，谁敢卖给你们？今天全县城的馆子都不敢卖野物了。”
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们加快了走乡过县的速度。来到波阳县时，我们早早就躲藏到了县委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带上偷拍器直奔农贸市场。几天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每到一个县，只有当地农贸市场上见不到出售候鸟，要么是走漏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