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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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明讲了很多传销组织内部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提到高毓翀。说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子，被骗到柳州搞传销，当时怀着孩子还得了性病，钱被骗光后，临走时身上只有一个手机。潘国民（传销组织B级经理，被杀者之一）自己上了火车站，说那个女孩欠了很多房费，把那女孩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搜罗一空，包括那个手机。最后那个女孩连车票钱都没了，是高毓翀自己拿出钱来买了火车票，送那女孩回家。言外之意，陈旭明觉得高毓翀是很够哥们儿的。案发之前，也是高毓翀陪陈旭明到青海买回三支手枪用来杀人。
杀人抢钱
陈旭明等人很早就对传销组织不满了，用陈旭明的话说，就是“上面那六个人太不地道”，当然他们的业绩也不是很好。2003年底，陈旭明等人与A级B级的六个人矛盾终于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上线决定将他们清走。
陈旭明说他们曾经想到过要举报，让公安工商来查他们，但是转念一想，那样不见得可靠，万一公安不判那六个人的刑，哥几个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就算判，传销也判不了死刑，不足以消胸中之气。思来想去，陈旭明等人决定自己干。杀人、抢钱！
首先，他们决定去买点凶器。几个人把手头的钱凑了凑，发现只有几百元。这让他们更加怒火中烧——我们每人都从家骗来了数万元，如今却只剩了这么点钱。都是可恶的传销上线骗光了我们的钱！
看来这上面的六个坏蛋是非杀不可！
没钱怎么办？陈旭明等人想到了自己的下线。既然上线可以拿他们的钱去胡吃胡花，他们为啥不能花下线的钱“替天行道”？哥几个商量，就这么办。
陈旭明等人用下线寄存在自己这里的一万多元钱买了三支手枪，在一个夜晚，利用一个开会的机会，劫持了潘国民。但传销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潘国民也不知道上面的人住在哪里，于是他们逼潘叫来了另一名传销B级经理郭Ｘ，郭来后，陈旭明等人开枪杀死了潘，又押着郭来到传销组织的老巢。
两个A级经理和他们的女友正在出租屋里乐呵呢，发现事情不妙已无处可逃。平日里巧舌如簧的几个人当然不愿束手待毙，怎么办？说呗！又是大哥又是小弟，拉关系套近乎，痛说发家史，你我都是穷弟兄，原本是一家……
后来采访时我问张广顺，听他们说这么多话你就没动摇吗？张光顺说：“这些话我早就听腻了，虚伪！”高毓翀的回答更简单：“说啥？啥都甭说！拿块抹布把丫嘴堵上。”
就这样，三个人嘁哩咔嚓杀了人，回头一点钱，发现这六个人也是穷鬼，手头竟然没啥现金。没有就没有吧，哥仨也不太在乎，一溜烟地就跑了。
后话
几天后，陈旭明在沈阳老家被抓获，张广顺、高毓翀在海南被抓获。据说，审问完毕，陈旭明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还解释了一下，说这是他杀人后睡的唯一一个安稳觉，被逮着了也就没啥念想了，不像逃亡时，担惊受怕的。
采访完临回看守所里时，警察拿过来一张单子，说：“陈旭明，给你买了床被子，你签个字。”
陈旭明问：“我那俩弟兄也有吗？”
警察说：“都有。”
陈旭明说：“那还行。”
这才签了字，签完还说：“都算我的帐上。”
警察扑哧乐了，说：“这小子，现在还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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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任务／余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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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焦点访谈正在制作系列报道《岁月回响》，我接手的任务是《领到土地证的那一天》。策划思路是这样的：寻找到这样一个农民，他参加过1951年的土地改革，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证明土地属于自己的土地证；让他回忆那天的情景，描述他的欢乐心情，表现他对党的感激；最终归结到歌颂党多年来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经过多方寻找，我们终于在大别山深处找到了这样一个农民，今年已经82岁的老人，是那种我看着就会不自觉地流泪、而摄像看着就会不自禁地打开机器开关的的老人。
老人是地道的农民，很慈祥也很健康，除了耳背没有别的毛病；一辈子诚信待人，老实厚道。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参加当地的土改斗争；1951年土地改革时积极参加革命，是土改小组长，也是民兵副乡队长，带领地方武装保卫土改成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老人80多了，岁月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的印痕根本不用夸张地表现，完全自然流露；老人穿着对襟蓝衫，塑料扣子，既古朴又有些现代的影子。老人经常扛着锄头到菜园种菜。当摄像凌泉龙夸赞他家的房屋朝向好时，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没有大富大贵，但有儿子，几个儿子也都有男孩。
我们用城里人的眼光夸赞完这里的田园风光，用城里人高人一等的视角称赞完老人的健康生活状态后，就开始了拍摄。
为了拍摄的需要，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老人家里，一直拍到下午太阳落山才停。期间，我们不停地追问那天老人拿到土地证以后的所谓细节，不断地让老人回忆当天的喜悦心情，不断地让老人重复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不断地这样那样地摆弄老人。老人耳朵有些背，和他说话得吼着说。这样一来二去，我都累得不行，更何况82岁的老人？
回来看素材时，泉龙不自禁地称赞：老头拍出来的效果真棒。再听老人说的话，非常清晰完整，一点都不混乱，情感是真挚的，由衷的，就是当我们想让他激昂地说喜悦和幸福时，他的情绪有些平。
那么折腾老爷子，那么累，情绪哪那么容易起来？再说老人80多了，什么没见过？大喜大悲，都不会轻易显露出来。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老人情绪平淡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一场官司。从65岁起，村子里让他看护林场，一直到他81岁止，共看林16年。因为他诚信可靠，老实厚道，换句话说，比较容易被欺负，村里就一直不付报酬给他。看山护林16年，一分钱也没得。老人告到法院，法院判了，但村里拒不执行。我们去采访时，法院规定的最后执行日期已过，但村里依然没执行，法院也没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老人心里肯定正为这事犯愁呢！
为告状，老人已花了七千元。他告诉我请律师吃饭的一个细节：他的兜里有50元钱，临出门时老伴又给了他一百元钱。这一百五十元，除了餐费外，还包括他来回车票和住宿费。等到了餐馆，看着律师点这点那，老人的心不住地上提，最后提到了嗓子眼。莫不会一百五十元全花了，还不够吧？整顿饭都没吃好，直到最后算帐是146元，老人做着手势说：我的心一下放进了肚里。
这个生动的细节却让我心酸得不行。老人并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变化有多快，并不知道他在为150元饭钱窘迫时，一些城里人在浪掷千金，或买美人笑，或买美酒欢。让老人回忆当年拿到土地证时的一些细节都没有这个请律师吃饭的细节生动，显然，在老人的心里，眼前的困顿并不是靠说好听的话就能解决的。但是，为了节目的需要，我们不得不让老人说翻身解放的喜悦，当家作主的感觉；翻身解放、当家作主都50年了，法院判了的、该他得的劳动报酬却始终都拿不到，他说那些喜悦幸福的话时，心里是什么滋味？
想起这些，觉得自己真是够残酷的，这项采访任务也够残酷的。
作为采访者，我们并没有制造假新闻，但为什么我却总是良心不安？我不满的是自己的采访态度。我们一向自诩平视待人，但这似乎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的标榜，一句应时的口号。什么才叫真正的平视采访对象？是你不怕脏和他一起坐在田埂上吗？是你不怕累帮他干农活吗？是你采访前和他交代：别怕，咱们就像家里人聊天一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这些是又不全是。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深入到采访对象的内心，真正关注他作为人的生活和疾苦，而不仅仅是盯着我们要的那点任务时，我想至少在态度上才做到了起码的平视。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真的平视了老人，发挥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关注了老人的这场官司，甚或是报道了这个官司，那7180（即庆祝七一建党八十周年特别节目）又怎么办？这可是为纪念建党80周年做的特别节目，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任务啊！再说了，白墙上那红红黄黄的线条“形势逼人”，哪容你关注与节目毫不相干的东西？现在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嘛！
总之，这是个讲求效益的时代，这是个不讲温情的时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继续残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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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艰难的“连线”／崔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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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利川投毒事件采访二三事
要到出事的湖北省利川市花坪村，路线是这样的：从北京飞往武汉，再转程小飞机飞往恩施州。然后从恩施开车2个多小时到利川市，再驱车往元宝乡，换乘三菱吉普，走近一个小时，到达花坪村的邻村，然后要步行爬山个把小时可到达。
对于“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真的进了山，才发现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石子路，颠的人东倒西歪。张予北同志一手握着车把手，一手扶着机器，呲牙咧嘴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体内器官按摩，找小姐也得不到这样彻底的服务啊。
下了吉普车，爬了20多分钟，就到了出事的地点。然而拍摄完出事的现场，去寻找村里的死难家属，才明白什么叫山大人稀。我们就呼哧呼哧地爬山，一户一户的去找。
小路很窄，崎岖不平，杂草丛生，这些算不了什么，只是村干部告诉我们，当天事发后，他们就是走这条路出山的，深夜里，有的拉，有得抬，病得太重的，确切的说是死了的，几乎就是拖出来的。一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走路，而是踩在死人的尸体上。大山很寂静，可以清晰地听到呼吸声，和着山风，觉得有点恕�
爬了半天，到了老乡家。却遗憾地发现这里的少数民族大爷大妈们听不懂我说话，即使把语速放慢一半，几乎像唱山歌，他们还是摇头。原来他们听不懂普通话。我就想起予北讲过的一个形容山区的段子：“吃饭基本靠党，穿衣基本靠纺，老婆基本靠想，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我看还应该再加一个“采访基本靠翻”，就是让跟来的乡干部做翻译。
采访完最后的一个老大爷，我一边走一边招手，说再见了。老大爷也连连迎合。还好，总算听懂了我说的一句话。谁知乡干部说：老大爷不是在和你说再见，他是在问你“干什么，干什么？”哎…
节目采访的还算顺利，一天半结束了任务，订好了下午回武汉的机票。没想到中午接到《时空连线》刘年的电话，让我和老张为他们赶一集节目，还要连线我和当地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兄弟栏目需要帮忙，自然没问题。何况，我和刘年同志在为直播中国做三峡节目的短片时，就已经结下兄弟情谊。
只是下午连线时，主持人一连提了七八个问题，害得我差点没有背过气去。有一个问题特别好，让我描述一下村里那些死人的家庭的悲惨情况。我伤悲道：死者陈小燕，才27岁。丈夫从外地打工回来，却发现妻子已经去了，本来他们已经约好要明年一起到北京打工的。家里的孩子才两三岁，因为太小，还不懂得失去母亲的悲伤。看到孩子天真的笑脸和照片上这个死去女人的青春容颜，作为一个记者，我的心充满悲伤。
说完后，老张一脸坏笑：“连投毒这样的节目，你也要小资一把。哎，我的悲伤，谁能明了，连线节目的导演一定也不知道，因为这样煽情的一段话没有播出。
连线完毕，我们驱车向恩施电视台狂奔，到了才发现，这个电视台的传送机房在11楼，而且没有电梯。又是呼哧呼哧爬，上楼后发现他们这里没有和我们机器吻合的连线，还需要现做。最糟糕的是，由于恩施台没有和湖北台通联部门的同志联系好；他们已经下班回家去了。幸亏，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急急忙忙找到负责人的手机电话，一通甜言蜜语，总算把人家又请回了台。老张说我一个电话里，至少喊了十几次老师。哎，用什么办法呢。
总算准备就绪，开始传带子，可是由于那根临时做的连线，总是接触不好，一会是图像不行，一会是声音不行。湖北台的江浩老师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催促。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家里《时空连线》的刘年和高瞻一定急得团团转，频频地来电话。而陪着我们的大小领导也许是饿了，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传完？我想他们一定是想问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吃饭。”
我一边安慰大家，一边鼓励技术人员，赶快调试机器，总算在9点多钟，带子顺利地传递出去。湖北台的同志说，他手里只有一盘带子了，其他有带子的同志都已经下班，所以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传递最重要的内容。和家里的同志们联系后，就把连线的内容和一些画面传了过去。
晚上10点多，带子传递完毕，终于可以吃饭了，大家许是饿疯了，一个个摆开架势，要大吃一场。这时，刘年又打来电话，做最新指示：还需要一些最新的动态内容，请再传递一些新的采访内容。最后，刘年又智慧无比地说：“你可以让湖北台的同志们，把刚才传递的内容抹了，再传递新的吗。”
这个道理我懂，只是求人办事……
“节目的播出是至高无上的。”此时，老板的教诲又在我的心中激荡。再次和湖北台的江浩联系，这次已经不仅仅是甜言蜜语，又加上了请客吃饭的许诺。通联组的同志们答应下来。再看看，恩施台的技术人员，一个个正吃得香甜，只好一口一个老师们辛苦了，又把他们整回了台里。呼哧呼哧再次爬上了11楼。技术部的黄主任做沉痛状说：崔记者，你别着急，刚才的连线我们拔了，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