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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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排污烟井，堵了又拆，拆了又堵，如此一波三折，无非是想遮掩超标排污的事实。这也就罢了，更戏剧性的还在后头，当我们把各个排污口所取得的水样送到衢州市环保局检测并得出数据之后，当地环保部门为了地方的利益，联合起来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同志进行了漫长的交涉。
在衢州市环保局大楼一进门的大厅里，有一个乒乓球桌，那晚就成了双方交涉的场地。当地环保部门就纳污水体的等级、排污数据适用标准、排污口的位置等，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同志一一争执，其用意很明显，就是：监测数据是明摆着，但适用的标准越低，那么超标的程度就越小，当然上上下下的责任也就随之减小。
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特意站在楼外的空地上，观看大厅里的景象。四周已经是一片黑暗，而且非常安静，但只有这个大厅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乒乓球桌本来就是个竞技器械，此时倒也发挥了“竞技”的功能，只是不是体育竞技，而是一场排污标准的竞技。
从晚上9：00争执到凌晨2：00，如果这样一份敬业精神能用到治理排污企业超标排放上，还会是我们暗访时看到的景象了吗？
（3）今天，生态恶化已无法回避，明天呢？
要展示生态恶化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生态灾难，比采访事件本身要容易得多。因为大多数事件的受害者——当地的百姓都是感受颇多。你只要愿意倾听，他们就会像见了亲人一般向你倾诉，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在浙江省衢州市采访时，我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倾听者。
浙江省衢州市下属的常山县化工厂是60年代建成的老企业。它的排污方式是，将污水排到厂区外的一条小溪里，小溪蜿蜒几里路，流经农田村舍，最终注入衢江的支流常山港。
自企业建成起，就没有污水处理设备，因此长年排污使得这条小溪已经被严重污染，远远地，就能闻到散发出的严重气味；走近看，溪水泛着鲜艳而又诡异的黄红色，感觉极不舒服。
当问及这条溪水这样已经多久了时，一位50多岁的妇女很自然地说：三十多年了，我结婚时就这样。
一位农民拄着锄在田间，说：牛喝了这水都会死；打出来的粮食都是瘪的，不信你到我家去看看就知道了。
农民没有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没说，跟在他后面来到他家。刚到门口，他就冲黑洞洞的屋里喊了一嗓子，一个女的，估计是他爱人，跑了出来。我说：你在做饭吗？她说，是呀！转身把锅端了出来，锅里的稀饭黑黑的，连稀汁都泛着黑色。这时，那个农民手里攥了一把米出来了，摊开在我面前，米粒很碎很小。
这时，他家门口已经围了很多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生活在这里的不幸。吃的水不好，种的粮食质量不高，产量下降，等等，他们认为这都是污染惹的祸。为了解决问题，他们还自己花钱请环保监测部门做监测，但于事无补。
村民们围着我们说着，自始至终也没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也许他们太需要有人真正耐心倾听他们所遭受到的种种危害，一旦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说，哪怕是个陌生人又何妨呢？
看着村民们质朴而有苦恼的脸，想着生活在这里的种种苦楚，心里真不是滋味。
第二天，我们以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
一位70多岁的老人，穿着黑对襟布衣，光着脚穿双黑布鞋，用当地的方言对我们说：田里翻起的水都是黄的。犁田的时候，脚踩在水里很痒；多踩了几次，还会烂开。我能找谁呢？找这个厂，它根本不管啊！医药费还是我自己出的。
老人说到这里时，眼睛红了，沧桑的脸上老泪横流：牛，牛不能放；水，水不能吃。过去多少年了，我七十多岁了，也没见过这样的……。
看着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哽噎着说不下去了，举着话筒的我心里也堵得难受，泪水难以自控地流了下来。
在焦点访谈做记者时间长了，承受力也变得强了。每天接触到大量反映问题的信件和电话，多是些冤屈不平的事，看得多了，人也变得坚强。但尽管这样，采访时还是会有情不自禁的时候。
在采访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上花园村防风林被毁，以致家园受到风沙侵袭时，一个70多岁的老农民，在寒风中吸着鼻子，愁眉苦脸地说：麦子全被大风刮倒了；地里的肥料也被大风卷走了。俺去年就收了点瘪粮食。俺和俺老伴两口，根本就不够吃。我问老人怎么办？他无奈地说：唉！吃到哪算哪吧！
有谁能断言，今后这些人不会成为像土尔戽特部落那样的生态“难民”呢！又有谁能断言，这些人的今天不会是我们的明天呢？
眼泪不仅仅只是为了同情弱者而流。
（4）树木在哭泣
这是我在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上花园村采访乱砍森林时，心里不断涌出的一种感触。
促使我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是这里的村民们毁林的手段：在这里，一棵棵被锯断的树木属于“正常死亡”，还有一些树木属“非正常死亡”。都是怎样非正常死亡法呢？
在路旁田边，很多树木看上去还挺拔着，但看根部一团团黝黑的烧痕，村民们说把树根一烧，这些树就慢慢地枯死了，一来不像活活地砍倒一棵树那样惹眼，树一死，再拉回家去，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二来这树慢慢死了，也不再和责任田里农作物争肥料了，这种死亡方式叫“烧根”；有些树的根部没有被烧，但根部的树皮被割光了几圈，像女人带的项链，给树带项链的目的是让树根的水分无法输送到树干和树枝，慢慢地这树也慢慢地死了，这种死亡方式叫“割皮”；还有一种叫“砍头”，把树的顶部先砍掉，感觉像是为了修枝采用的方法，过不了几天，没人来管，挺拔的树干也就被砍走了；还有一种方式也类似于“砍头”，为了让羊能吃到树顶部的嫩叶，就把树冠给砍下来，以致于很多本应挺拔直立的树都低矮得像灌木一样，正常生长发育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树种的进化和改良了。
曾有人在谈到人吃动物时，说：可以吃，但不可以虐杀；而对于这些为人类带来无数益处的树木，你可以把它用来盖房子，也可以把它砍了做家俱，或者当柴烧，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残酷的方式呢？树木不会像动物一样，在被虐杀时发出令人心碎的哀鸣，但每年这里刮风沙时，那带着哨音的风声似乎让人觉得那是树木的控诉！
《中国生态安全报告》隆重推出
像焦点访谈做的很多节目一样，这个系列也面临着说情的干扰。播出前，一些操着各式口音的人，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找来了。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曝光了当地的或毁林或排污或其它事件；来的目的，你看我们已经进行了整改，能不能不播？能不能少用？能不能……
更有甚者，有级别很高的部门发来传真，称某某事不宜报道，如报道会引起怎样怎样后果等等。
但在生态安全这一关乎子孙后代的大事面前，说情者都无功而返，这一系列得以顺利播出。此前，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做了预告鼎力推出。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一些观众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以如此大的篇幅对生态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报道。节目整体内容详实，既有高屋建瓴式的概括，又有对个案的深入解剖，节目所调查和反映的情况，促人警醒。出题者朱镕基总理也给予了关注和表扬。节目播出后，朱总理打电话给国家环保总局说：“节目很好，对于节目所报道的问题要进行查处，查处后要再报道。”
为了贯彻朱镕基总理关于对中央电视台报道反映的问题要进行严肃查处的指示精神，部署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工作，经国务院批准，2001年5月23日下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监察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召开了全国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在会上，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和国家环保总局谢振华要求，充分认识严肃查处污染物超标排放违法行为的重要性，标本兼治，在严肃查处超标违法行为的同时切实提高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能力。
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要求，各级监察机关要重点查处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纪律的行为。
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说：目前，林业严打整治行动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反映的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花园乡上花园村次全林木案的17名违法人员已被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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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改变中国／刘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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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读过一位名叫做乔纳森·斯潘塞的美国人写的一本书，书叫做《改变中国》。此书历数从上个世纪到今天，世界列强都先后做过同一件事情：企图按各自的意志和理念改变中国。这位美国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外力是无法改变中国的，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不仅不能摧毁中国的传统，最终只能被中国人巧妙地化为己有。他认为：如果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的热情参与，仅仅依靠外来的力量来改造中国，这只能是竹篮打水。
中国的改变必须依靠全体中国人的热情参与，这个结论被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证实。中国近2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间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其中，发生变化最深刻、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农民。应该说，改革开放20年，首先发力和得益的是中国的农民，面貌改变最大的是中国的农村。
我有幸记录这个变化，1998年底《焦点访谈》制作改革开放20年大型专题节目《焦点的变迁》，我承担了《农村篇——异军突起》的采访任务。当我行走在江浙皖粤的乡村时，感受到了一股强劲的力量，这股强劲的力量的源头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如今你只要从东北平原一直走到珠江三角洲，所有的乡村无不受到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它正在形成一种推动农村都市化、产业化的态势。从某种意义说讲，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正在从多个方面改变着中国。
当初谁也料想不到，放手让农村办乡镇企业，会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如此巨大的推动力。在制作《异军突起》这部片子时，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的大致轨迹，使我有机会对受苦最多、顾忌最少、改革最有勇气的农民兄弟表达我的敬意。
我记得在采访原农牧渔业部部长林乎加时，他说中国乡镇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强大的地步，这笔功劳不应该记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应该记到农民兄弟身上。要说共产党有功劳，只能说由过去的压制乡镇企业发展转为放手让乡镇企业发展，功劳顶多算“放手”之功、无为之功。其实，中国农村在建国前后，特别在一些沿海比较富庶的地区，早以存在发展乡村工业的社会要求，而在南方许多农村，乡村的工商业已经有了良好的苗头。但是，这种发展态势在四九年以后，一直被压制、被批判，大大阻碍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打开了过去我们党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而已。
说起来，三中全会之所以放手让农民办社队企业，是因为当时的农村已经被极左路线糟蹋得惨不忍睹了，农民穷得不得不开始逃荒讨饭了。当时国家也是百废待兴而口袋空空，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助农民，只能对农民说：你们自己救自己吧。怎么个救法呢？给政策吧，你们自己办社队企业吧，不再给你们扣资本主义的帽子了。用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说法：这是解决农民脱贫致富一个途径。
谁也料想不到“放手”，竟然放出了一条龙，放出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从1997年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是农村乡镇企业创造的，乡镇企业解决的就业人口达到了1点35亿，它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1998年，当我国各行各业动员起来奋力“保八”的时候，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这在亚洲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全面低靡的时刻，是令人再也不敢轻视的现象。如今，乡镇企业不仅早以完成了“农民脱贫致富”这个最初期的任务，不仅稳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为重要的，它在推动农村都市化、中国工业化、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牵引作用。
干乡镇企业的农民兄弟们，今天可以坦然地告诉昔日曾经蔑视甚至压制他们的人们：我不仅改变了我自己，我还在改变中国！
在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昔日的供销员。他说乡镇企业刚放开的那一阵子，也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外出推销企业产品时，遭人白眼是常有的事，忍受屈辱是家常便饭。那时候见面递香烟是疏通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但他递出去的香烟常常被人冷拒，并不是烟的品种不好，而是城里人对他的满身泥土味看不顺眼，对他走进城市充满不快。那时候乡镇企业产品粗糙、质量低下是事实，而人们对农民办企业不信任、不放心也是事实。
但乡镇企业很快度过了步履蹒跚的学步阶段，也顶住了“扰乱市场”的骂名，到今天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过近20年的历史，但它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远把国有企业甩在了后头。最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乡镇企业最早学会了市场经济的法则，它的经营、它的管理、它的体制都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运作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健康的市场之婴，而不像许多国有企业那样病入膏肓。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今天特别有活力的原因。
今天，乡镇企业早就不像过去那样又小又落后，产品也不是只能生产钮扣、发夹等小日用品。从日常用品到我国最先进的工业制造业、航天技术、精细化工、环保工艺等等，无一没有乡镇企业的足迹。像我国生产家用电器的科龙集团、美的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