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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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切生活来源。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记者立即赶至那个贫困乡县。当时考虑的更多的还是关注特定社会形态下人的命运。经调查，不仅这个人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记者了解到，还有几家饭店、宾馆、煤店的经营者有着同样的经历：自家经营的店铺被欠债不还的乡政府拖垮了。把这些事实收集到了之后，接下来碰到的问题是：乡政府欠巨额债款，是没钱还，还是还不起？以老百姓的身份和当地政府接触，不是官员们在诉苦“财政紧缺，经济困难”，就是态度冷漠，如果正面交锋显然也会受到“非暴力不合作”的礼遇。于是，远达、少波决定客串一回侦探，收集一些旁证。他们发现，每到饭点，政府办公室、食堂几乎空无一人，而附近饭店，宾馆，洗浴中心却是人头攒动，处处爆棚，向服务员一打听，几乎全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这一信息的采集是当地吃喝风气兴盛的一个生动体现，然而，对于乡政府的立场、态度，似乎还缺少有利的佐证。在乡政府院里转悠时，记者发现满眼望去全是一排排名贵的汽车，对车颇有研究的吕少波发现，其中还有好几辆帕萨特1。8T。这种型号的车是98年才上市的，而那一年恰恰是乡政府向修车铺钱打欠条的年份。这一重要的细节对县政府是“没钱还债还是有意赖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站在县政府宽阔的大院里，看着眼前一幢幢宏伟的建筑群，气派的名车，铮亮的“为人民服务”的横匾，再想想被拖垮的百姓们破旧的住所，贫苦不堪的生活，感慨不已。于是，《有钱买车，无钱还债》出炉了，并且被评为了2003年“焦点访谈”第三季度的金奖。〃当画面从豪华别墅的镀金扶手摇向风雨中的茅草屋，镜头自己就可以说话了。〃正如美联社著名记者卡蓬说的，看过这期节目的观众无论是否记得这个故事，相信其中两相悬殊的强烈视觉冲击，会很长时间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土布花衣裳成全了一个“卧底”
赌博，是一些地方长时间以来存在的社会现象。2003年1月，记者孟克在群众来信中发现，湖北荆州市盛行赌博，赌博机、六合彩、麻将在街头小巷随处可见。和摄像刘文赶到湖北后，发现这里的赌博比想象中的还要普遍得多。走在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议论赌博，就连小孩子也能有板有眼的说出上一期六合彩的结果。当地还出版了各式各样的民间报纸分析各种赌博活动的行情。同时，这里的赌博场所也比想象中的要隐蔽得多。尽管是每一个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但由于举报人采取了匿名身份，没有人告诉记者这些赌场究竟隐蔽在哪里。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因为记者的外地口音，不愿意惹麻烦而缄口不提。呆了好几天，没有找到一家如举报群众所说的赌馆。采访陷入了僵局。孟克、刘文一度产生了想撤的念头。但出发前举报人说的“每周四很多小菜市场都有六合彩赌博活动”又让记者很不甘心。如何消除当事人的警惕和排斥呢？环顾四周，孟克灵机一动。于是，周四下午，她穿着一件当地妇女盛行的土布花衣裳，啃着甘蔗，以外地生意人的身份再次挺进菜市场，没有了来自四周的警惕和疑惑，记者和镜头一同记录下了赌场里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
如果说单纯的展示赌场情况，或者对赌迷的心理做出分析，采访任务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而记者更为关心的是，面对这一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活动，政府是怎样的态度？当地赌风的兴盛和执法机关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闯显然也是不明智的。于是，记者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打电话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检举。之后记者发现，几个电话里提供给官方的赌博场所里并没有出现任何执法部门的人，而店里的经营者像是接到了某种信息，悄悄地把老虎机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机器从店前搬到了店后。记录下这一切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出现在政府部门，请执法关配合进行调查采访。等到执法大队再领着记者去街头巷尾参观时，曾经出现过的一幕幕场景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节目中虽说没有明确指出执法部门与当地赌风兴盛之间的联系，但看过节目的人不难猜到这其中执法机关的渎职、姑息甚至是内外勾结。正是由于记者的巧妙设计、推动，把这一隐性的、背后的关联视觉化了。
“拉网式调查”之后
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被媒体曝光到的当地领导都会迅速召开专题会，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在当地刮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斗争〃。似乎都在相互比赛似的，反应一个比一个速度快，整改措施一个比一个态度坚决，而且都急于将〃专项治理斗争〃的〃成果〃向上汇报。
新华社在2004年2月9日对河北省文安县用再生塑料生产食品袋进行了内参报道。记者范本吉、朱邦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准备也针对这一现象制作一期节目。和新华社记者取得联系后，对方告诉我们，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督促下，文安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并迅速做出了整改，根据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这一现象在当地已经基本杜绝。按照他们所说，这个节目恐怕是做不成了。由于文安距离北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记者决定亲自赴实地调查一次。到了文安县，有关领导向记者介绍了当地如何进行全面检查的政绩：自内参发表后，惊动了许多领导。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作出批示，河北省和廊坊市都派出督察组下到河北文安，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如今已经这一现象已经治理得差不多了。经过这次检查，群众的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县里一转，确实也如那位领导所说，没有发现有可疑的蛛丝马迹。但是，根据和县领导交谈，记者了解到，用再生塑料加工塑料袋成本低，获利高，使很多人迅速致富，这几年来早已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支柱性产业，在如此强大的利润面前，这种现象不可能是一两次检查就能轻易根除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还需要眼见为实。于是，他们一路摸索到县底下的几个村子。到村里一看，拉着废旧塑料的拖拉机、卡车不分白昼往村里的加工点送，大大小小的机器开足了马力在运转，各式各样的塑料垃圾包括医疗垃圾堆积如山，分检场妇女们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种种情况证实了：出发前的推测是正确的。于是记者就去了几家加工厂进行了暗访。工人和小老板告诉我们，所谓的拉网式检查，就是政府来收取一些费用，并没有进行任何检测、监督。“拉网”前后，没什么根本的变化。收集到的这些事实后和县政府的口若悬河的“政绩介绍”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一期趣味横生的《垃圾变成食品袋》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说过去的《焦点访谈》是整个社会全景性的报道，如今的节目已经在舆论监督的阵地上形成了独特的战斗风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曾经诚恳的说，“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都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我们也注意到；新年伊始，〃舆论监督〃分量明显加重；新闻媒介对舆论监督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关于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中外不乏各种理论书籍。然而，如何从当前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独特的舆论监督方式，是值得我们长期讨论的话题。〃舆论正确是百姓之福，舆论错误是百姓之苦”。期待着《焦点访谈》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扬善惩恶，一路走好。（叶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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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第一期节目诞生记／陈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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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1日，是个星期五。这之前，中国刚刚实行了“大礼拜”休息制，但不像现在每周歇两天，而是这周两天，下周一天。
1994年的中国，“愚人节”这个“舶来品”知之者还很少。后来才知道，4月1日竟然是西方的“愚人节”。我要说的是，截止到今天，诞生在“愚人节”的《焦点访谈》好像还没有成心“愚”过人，尽管她有时的“作为”不尽如人意。
我是1994年1月10日正式到《东方时空》报到的，地点是中央电视台20楼男厕所对面的《焦点时刻》办公室，这间房子的编号是A2004。当时，《焦点时刻》的近30号人马，就挤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所有的摄像机、编辑机也都拥挤在这里。办公桌平均三人一个，椅子也不能保证每人一把。大家都来上班的时候，转身都得照应着，太猛了就有可能碰着人碰着机器。组里要开个会，桌子上、窗台儿上都坐满了人。好在全体人马出差的频率极高，全组人员都在北京的时候一年也就能赶上一两次。所以，大家伙儿在当时的制片人张海潮的带领下，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每天确保为7：20准时播出的《东方时空》提供10分钟长度的《焦点时刻》。对这样的办公环境和条件，我曾经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不舒适，大家自然不愿意坐在这里，自然要找事情做。办公环境好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可能就该差下去了。
1994年2月10号是春节。春节刚过，在一次会议上，部里领导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给即将开播的一个新栏目起名字。这个栏目大约13分钟左右，在CCTV—1的《新闻联播》之后播出。
大家七嘴八舌起了一大堆名字，有些围绕着“焦点”两个字。对于带有“焦点”的名字，我持的是反对意见。我认为，已经有了一个《焦点时刻》，再来一个“焦点”，观众该怎么区分？两个“焦点”该怎么定位？
最终《焦点访谈》这个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不太清楚，好像是高层的意见。直到今天我都认为《焦点访谈》这个名字使她的“母体”，也就是《焦点时刻》变得尴尬，就好像一个家族里小辈儿重了长辈儿的名儿。《焦点时刻》后来不得不改名成《时空报道》好像也验证了这一点。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在保证《焦点时刻》每天播出的情况下，开始为4月1日播出的《焦点访谈》准备节目。与我们一起在准备的，还有从新闻中心划到刚刚成立的新闻评论部的原《观察思考》和《今日世界》的一些同志。《观察思考》的人员编成了记者一组和记者二组；《今日世界》的人员编成了记者三组，专门负责国际问题的节目。我们《焦点时刻》组在这时被编成记者四组，全力作《焦点时刻》，还负责一部分《焦点访谈》。那时候，我刚到组里时间不长，正在爬坡期，正在适应和学习《焦点时刻》常规节目的操作方法，准备《焦点访谈》的任务还轮不上我呢，所以对像戴鸣、章伟秋、李媛媛、杨明泽、周墨他们这些老编导们正在神秘准备的“大选题”，只有羡慕的份儿。
好在命运对我不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焦点访谈》首播节目的参与者。
按当时的分工，我干的是编导这个行当，但在首播的《焦点访谈》片尾的字母上，我的名字却是打在“摄像”的行列里，而我在这期节目里担当的工作则又是摄像又是合成。
《焦点访谈》在1994年4月1日开播的准备工作是合格的。在这之前，十几期节目已经经过反复审查和修改，都制作出了符合电视台规范的播出带，这些选题也都非常精彩。像后来陆续播出的《价格没谱质量没准——谁来管管服装？》、《关于杭州弃婴案的报道》、《回家的路有多长——对流浪儿童的跟踪采访》、《从教不仁——全国升学受贿第一案的报道》、《国人看病问题——建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节目都为刚刚开播的《焦点访谈》大大增色。
当时，《焦点访谈》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几句响亮的宣传词概括了《焦点访谈》的“追求”，也是在向观众承诺自己的“品质”。而“时事追踪报道”可以说是追求的第一目标。
《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人——孙玉胜在他的著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中很真诚地讲出了他作为《焦点访谈》的领导者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思考。《焦点访谈》的首播节目应该“有时效”，而且“时效性”要很强，也是他在开播之前重点考虑的事情，选择“国债发行第一天”这个新闻事件来做首播节目也是他的主意。
《焦点时刻》组，也就是记者四组，凭着已经摸索和实践出的快速反应能力，承担了《焦点访谈》首播节目《行情看好——'94国债发行第一天》的制作任务。制片人张海潮调整的制作队伍如下：编导是戴鸣、方宏进、金东，金东主要负责协调地方台当天的采访和传送。由于我当时手头上正好没有节目，我便主动请缨，要求当这期节目的摄像，另一个摄像是凌泉龙。出镜记者张恒，录音是女将宋力。由于是重头节目，过去只是在现场手举着话筒录声音的“非专业”方法及单机拍摄的“老套路”这次都被打破了，“重点”的记者出镜报道和采访现场，都有两台摄像机拍摄，都有专业的录音师举着带有“毛毛兔”防风罩的话筒在工作，甚至还有阳光下的“灯光”和反光板。
这个新闻的“点”是4月1日，也就注定了这期节目的大部分内容不能提前“预制”。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管员的采访可以提前做好，中国发行国债的相关背景也能早些准备，而节目中的“鲜货”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也是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于是，3月31日的晚上，我们对第二天的拍摄作了明确的分工。
那时候，北京大部分银行的开门时间是9：00，按照设计，节目一开始是一组不同景别下不同样式的银行大门开启的画面和北京西长安街上电报大楼顶上的大钟的交叉剪缉。画面要成组，就必须有三个以上的镜头，两台摄像机显然只能拍摄到两种样式的银行大门，电报大楼必须还要有一台摄像机专门拍摄早上九点的画面。所以，临时决定再增加一台摄像机。当时的情况下，整个记者四组也就6台摄像机，《焦点时刻》一期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