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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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26日，第二十届奥运会在慕尼黑召开。9月5日凌晨4时许，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奥运村，打死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挟持其余九名作为人质，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两百余名囚犯。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警方将一场武装解救行动变成了血腥的枪战。九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愤怒的以色列总理梅尔命令以色列情报组织“穆萨德”对恐怖分子以牙还牙。
一场血腥杀戮刚刚结束，另一场暗杀行动即将开始。一支训练有素的以色列特工队手持黑名单，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要人以及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恐怖分子周围。于是，街头的突袭、冲天的火光、伤者的哀嚎、死者的惨状、美人的诱惑、层层的政治谜团……便一幕幕上演了。
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工们开始感到困惑、恐惧，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他们在无奈和挣扎之中经历着人性的莫大洗礼。是听从上级的命令、国家的召唤，继续这不归的杀戮之路，还是为了家庭的幸福，痛下决心，完成自我的人性救赎……
序 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枪被从油脂纸中拿出来，递给八位代号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去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所。
虽然没有人认出他们是敢死队员（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有人看见他们在凌晨四点攀上库索兹因斯基达穆六英尺高的电网。他们就从这个距离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进入奥运村。五十码的距离，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然而，直到四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进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第一号公寓前厅门上的锁孔里。在这期间，他们是否得到过奥运村的帮助不得而知。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把他征服了。他虽然受了重伤，但仍然没有放弃。三号公寓的人被俘之后，恐怖分子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从康诺利大街赶向一号公寓。轻量级摔跤队员戛德·佐巴雷决定向前猛冲。虽然敢死队在他后面开了几枪，但这个小摔跤队员蜿蜒前行，越过围墙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时脱离了险境。温伯格利用这个机会，又抓住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并捏碎，又把他打昏了过去。另一个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开了几枪，温伯格倒下了。
现在轮到约瑟夫·罗曼诺了。在恐怖分子把他绑起来之前，他试图和他的队友大卫·马克·伯格一起从一号公寓的窗户里逃走，但没成功。罗曼诺从案台上拿起一把刀，刺进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前额。那个阿拉伯人伤得很重，撤了下去。另外一个人从他的后面用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向他近距离射击。这位举重运动员倒下了。第二天救援人员试图搬动他的身体时，据说他从腰部断成了两截。
温伯格仍然没有停止战斗。这位摔跤运动员苏醒后没有爬离一号公寓，而是在公寓里摸索着前行，寻找恐怖分子。敢死队被一个血肉模糊的跌跌撞撞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但他们没有立即开枪。温伯格抓住时机，向一个人撞去，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一个人的手臂。最后他被射中头部身亡。
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行动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黑色九月”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九人，两名运动员逃生。恐怖分子没有找到公寓里的另外八个以色列人。
在二十五分钟的激战中，奥运村的安全部门只收到了一些诸如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出了点小麻烦”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报告。这也不奇怪，这个时候大多数运动员和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战斗零零星星的，喊声和枪声之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被吵醒的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听了一会什么也没听见，就又睡着了。少数几个人从床上爬起来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没看见。在奥运村，经常有焰火和欢笑声，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的晚上很少。对许多睡在以色列队员附近困倦的人来说，恐怖活动的声音听起来跟庆祝活动差不多。
四点五十五分或者稍晚一点，一位赤手空拳的保安只身来调查了。他用手指拨弄着对讲机，用德语对站在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几个戴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哝道：“这是怎么回事？”被问者没有回答，在门后消失了。
与此同时，两位逃走的以色列人拉响了警报器——一个在南韩队员的公寓里，另一个在意大利人住的地方。半小时以后，当局收到了几份恐怖分子用英语打印的条件。
2842
阿弗纳这时差不多把这事都忘了。如果他还惦记着什么的话，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来信。哪怕做一个乘务员，或者事务长，或者任何空勤人员，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
这一次，电报上让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虽然这个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样破旧。不同的是那个让他在外面等着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领着他穿过的那扇门也不同，但也没有任何标记。里面也不同，虽然木桌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坐在木桌后面的人却不同。
“我们一直在跟你谈的那个活，”那个人说，“你还有兴趣吗？”
“有兴趣。”
“好。”那个人拿过他面前的日历，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把它递给阿弗纳。然后从桌子对面滑过来一张纸。
“在这天去这个地址报到。记住这个地址后把它还给我好吗？不要别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车去。你在那里要参加一个短期课程。上课期间会有一些测试，课程结束后会有一个考试。其余的就由我们来定了。”
阿弗纳有些犹豫不决。
“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被雇用了吗？”阿弗纳说。“我有工资吗？”
“你被接受参加训练了，”那个人说：“当然，我们会给付你工资的。你将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临时雇员，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家。他们每周会寄给你一张支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没有了。”阿弗纳站起来。“谢谢。”
“祝你好运。”那个人向他伸出手，但并没起身。那个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经把门打开。没过多久，这位“穆萨德”新特工已经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铁龙”汽车里，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阿弗纳问她愿不愿意考虑移民。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这个问题。
肖莎娜不解地看着他。
“移到哪里？”她问道。
“我不知道。德国，哪里都行。也许美国。”
“你的意思是永远吗？”
“当然是永远。‘移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肖莎娜大笑起来，心里也许有点不安。
“说说可以，你不能当真。”她说。“我这个夏天就当老师了。我父母……这是……我们的家。”她看着阿弗纳，补充道：“别担心。你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告诉肖莎娜他已经有工作了，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尽管他不知道“超时空效应”这个词的意思，他却有一种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感觉，他被这种感觉牢牢地控制着。这种感觉很奇特，根本说不清。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个时刻又漂进他记忆里来。当然，这个时刻就是他父亲问他母亲是否愿意待在法兰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疯了”的时候。
虽然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两个星期，但阿弗纳还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铁龙”借来，开着出去了——当然是一个人——朝着特拉维夫区的海克亚方向。然后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记不清哪栋是“穆萨德”培训中心。他沿着那条路开了一两个来回，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台阶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里。街道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由铁链连接起来的栅栏。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从地下升起来一个蘑菇形的圆屋顶，看起来就像一个发电厂，也许是一个防空棚。阿弗纳想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测试。很显然，他不能这时候才想起来问问题，他也几乎无法回到坐在木桌后面的那个人面前，告诉他自己找不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人会回去。因为无论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还是另一套公寓，看起来都像是临时租用的。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掉转车头，把车开到这条街与一条大道的交叉口，然后把车停进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等着。此时车不多，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有几辆车出现了，随后又消失了。阿弗纳看着他们，让他们过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觉给他发信号，发出某个让他可以进行推理的信号。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等的车才来。这辆车和其他车没什么区别，车里的两个人可能是大学里年轻的教授或教师。但是阿弗纳知道他们不是。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政府的车就是政府的车，即使在以色列也是这样。
当阿弗纳开着那辆破旧的“雪铁龙”跟着政府的车，沿着蜿蜒曲折的背街而下时，他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示礼貌。他们向那片开阔地尽头的铁链栅栏驶去。快到栅栏时，车头猛地向右一转，径直沿一栋大楼的边缘奔去。车没有撞在水泥墙上，而是沿着大楼和栅栏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道继续向前驶去。阿弗纳这时才看清这条路。在这条车道的尽头是一扇滑动的电门，它正慢慢打开，让车进入。在门那边，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弗纳没有跟进去。两周以后他来这里报到培训。除他之外，还有十二个人，都是男的，大多数人的年龄跟阿弗纳相仿，只有两三个人年纪相当大了，有一个人看上去已经四十多了。阿弗纳一个都不认识，在年纪较小的那些人中，有两三个人以前好像见过，也许是在以前部队里联合演习的时候见过。从自己以前的部队里来的，除他之外，再没其他人。
一周以后，他收到了通过邮局寄来的第一张支付薪金的支票。是特拉维夫自来水厂寄到雷霍沃特他母亲家里的。一百二十以色列镑。钱不多，一个人要是靠这点钱来成家的话，那就得三思而行。但是暂时，没关系。阿弗纳从来不担心钱。即使在那些比现在还缺钱的日子里，他都没有担心过。他所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让他兴奋、四处旅行、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同时还能让他超群出众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教官都很年轻，也许只比他大四五岁。只有一个名叫戴夫的轻武器教官例外。他的脸看上去有六十岁了，而身材却精瘦结实，就像一个二十五岁的运动员。阿弗纳很少见到体形这么好的人。
戴夫是个美国人，以前当过海军，从来没有学过希伯来语。阿弗纳和另外几位都很乐意跟他说英语，但是戴夫却坚持说希伯来语。“你们学他妈的枪法，我学他妈的语言。”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话的腔调就像美国卡通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缓慢悠长。不知什么原因，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