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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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应该保持沉默的。这个话题使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是他们一起执行任务以来第一次争吵。汉斯坚持认为，如果罗伯特真的怀疑炸药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建议推迟行动。如果他们不听他的，那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实际上，该怪罪的就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语似的咕哝“我觉得这个玩意不好”——汉斯说，罗伯特每次都是这样——不明确建议取消。
尽管汉斯有汉斯的想法，但阿弗纳还是跟他大吵了一架。毕竟有一套指挥系统——按常识，汉斯应该在采取一套新方案之前与其他人商量的。他抓起装有四颗炸弹的旅行包，连炸弹的保险都没有拆掉，就向穆扎斯的房间冲去。很显然，是汉斯让那个毫无防备的希腊人跟他进的电梯，并让他叫穆扎斯开的门。然后——那个阿拉伯人摸索着开门时，他示意那个希腊人站到一边——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颗炸弹。穆扎斯打开门时，汉斯朝门上踢了一脚，像扔手榴弹一样，把燃烧弹扔了进去。但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罗伯特，也没有告诉阿弗纳。
“如果我告诉你们的话，”汉斯阴沉地说。“你们会不同意。但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浪费更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走了捷径。”
“为什么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罗伯特说。“你让那个希腊人把他叫出来，用枪打死他。”
“用枪打死他？”汉斯愤怒地说，然后转向阿弗纳。“你看，他简直不动脑子！”
阿弗纳只得同意汉斯的说法。用枪打死穆扎斯不能解决房间里的炸弹问题。一旦罗伯特的遥控器失灵了怎么办，惟一的办法就是汉斯那个办法——但他不能擅自行动，他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如果你在爆炸中受了伤怎么办？”阿弗纳问他。“如果我们扔下你，或者因为留在那里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被抓住怎么办？你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你为什么要向那个俄国人开枪？”
“因为他准备拔枪。”汉斯义愤填膺地说。“难道我要等他先向我开枪吗？你为什么向他开枪？你向他开枪的理由跟我是一样的。”
“我向他开枪是因为我看见你向他开枪了。”阿弗纳回答道。但没有说服力。这场争吵变得有些孩子气了。“不管怎么说，”阿弗纳补充道，“也许我误解他的意思了。”他当然希望自己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最不喜欢因为杀了一个特工而跟克格勃纠缠——或者与伊弗里姆以及其他的加里西亚人纠缠。然而，如果那个俄国人真的拔枪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他对汉斯的行为感到吃惊。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汉斯，这个看起来像一支铅笔的汉斯，这个镇定、有办法、与世无争的汉斯。如果斯蒂夫，或者罗伯特，甚至阿弗纳，突然扛起一包炸药冲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汉斯？冲动之下冲了出去，踢开房门，而且后来向俄国人开枪？你真的永远也搞不懂人是怎么回事。
对于汉斯看似疯狂的行为，爱抚仍然让他感到不安。这也许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汉斯有勇气去面对。如果那些炸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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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或者没有拆除，除了等那个恐怖分子在房间里时向他扔去一颗炸弹之外，还能做什么？汉斯没有错，如果他们停下来讨论的话，那可能就太迟了。
“好吧，”阿弗纳最后说。“我们别说这个了。这个活是我们大家共同承担的，我们回到法兰克福以后，让卡尔来评判吧。”
其他人都同意这样做。虽然阿弗纳是领导，但卡尔从一开始就是——部分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经历，但主要是因为他的个性——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犹太学者和突击队中裁定是非的人。尽管卡尔没有参与，他也会非常公正和客观。如果还有别的办法他们可以采用，卡尔也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又在雅典待了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飞走了。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酒店的爆炸一定像7月4日那天一样。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大火，但只烧死了穆扎斯。有些报道提到一个德国游客受了点轻伤。媒体上只字未提枪击俄国人的事情。
在法兰克福，他们把这件事跟卡尔讲了。他只是抽着烟斗，抬起眉毛，对着天花板翻白眼。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斯蒂夫的反应恰恰相反。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不安。“怎么样，”斯蒂夫对阿弗纳说。“我们把他干掉了。他妈的俄国佬，我们也把他干掉了。怎么了，伙计们，你们害怕了？”
“喂，安静，斯蒂夫，”卡尔终于说话了。“我不在那里，没法评判。关键是，你们都回到了这里，好好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很显然，只能这样。但阿弗纳仍然忧心忡忡，说不清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为了给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报仇，他们已经干掉了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阿尔一库拜斯以及贝鲁特的纳杰尔、纳塞尔和阿德宛。还干掉了穆扎斯和那个克格勃。关键是，没有费什么力气。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费什么力气，阿弗纳胸口才有一种痛苦的压迫感。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亚
自从9月末他们离开日内瓦的米迪酒店以来，阿弗纳第一次，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他记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到4月中旬他才有这种感觉。当然，他知道紧张、吃惊，甚至害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4月份的感觉与这些截然不同。它不是一闪即逝的肾上腺素的奔突，不是稍纵即逝的心跳到嗓子眼的感觉，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剧痛，而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无论干什么，这种感觉都始终笼罩着他。无论是在餐馆里吃羊排，还是看自己喜爱的演员路易斯·德·凡那斯主演的电影——阿弗纳一定把这位法国喜剧演员的所有电影都看完了——这种感觉始终存在。有时候像钝痛，有时候像有个肿块。他感到恐惧了。
起初，阿弗纳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
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感到愤懑和羞愧。一想到其他人，卡尔、斯蒂夫、汉斯或者罗伯特会知道他害怕时，他就羞愧难当。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为了克服这种情绪，他故意经常这样说：“伙计们，我害怕。”“伙计们，我很担心。”交替这样说。当然，这是部队里一种自夸的风格，是惟一许可的形式，通过强烈反对其反面来表明自己的勇气。但他一定做得太过分了。有一天，只剩下他和卡尔时，卡尔非常平静地对他说：
“我知道，我也非常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使阿弗纳再也不敢说自己害怕了。
“妈的，”他说，“你也害怕？我想知道为什么？”
但卡尔摇了摇头。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没过多久，阿弗纳就知道了答案。当时他在纽约跟肖莎娜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回来。也许跟他发现的时候有关，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他们的团聚并不全是欢乐。肖莎娜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搬进了阿弗纳在布鲁克林给她找的公寓里。她和女儿葛拉、小狗查理搬进去时，阿弗纳正在贝鲁特。她感到很孤独。她以前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也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还要多久才能来美国。三个星期以后他来了。肖莎娜紧紧箍住他的脖子，箍得他有点疼了。如果阿弗纳觉得他们被迫过的这种日子肖莎娜以前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她这次拥抱就让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们在床上度过了头两天。第三天早晨，他从梦中醒来。在梦里，有人正看着他。他睁开眼睛，看见肖莎娜正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怎么了？”阿弗纳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语气非常严肃。“我的意思是，你的头发没有白，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闻听此言，两天来几乎消失的恐惧又像拳头一样击打在他的胸口上。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刮胡子的时候，他不停地端详镜中的自己。肖莎娜是对的。他在过去七个月中老了好几岁，看起来像个三十四五岁的人了，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六岁。
“喂，”他对镜子中的自己大声说。他从来不这样的。“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你说什么？”肖莎娜在卫生间外面问道。
“没什么。”
在那个星期剩下来的时间里，他开着租来的车，带着肖莎娜在纽约逛了一下，让她看看这座城市，别让她太陌生。他来纽约之前，她最远只走到了拐角处的杂货店。肖莎娜谁都不认识，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两个熟人。她跟往常一样，从无怨言。一天下午，她在这套光线不好、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给孩子喂奶，他看见了，发现她是那样的孤独和脆弱。这使阿弗纳非常愧疚。“不会太久的。”他对她说。“我向你保证。”
她看着他笑了笑。这使他感觉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她似乎从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但在阿弗纳看来，葛拉仍然很丑，但随着慢慢长大，她变得比以前好看一点了。
后来，他飞回欧洲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瞑的原因。他、卡尔，以及其他人也许都想到了。为什么是七个月他们成功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不包括贝鲁特那次）之后才感到恐瞑。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简单。
他们开始意识到，组织一次袭击几乎不用费什么气力。有几个人，有一点钱，下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多容易啊！没有任何损失。难怪那些恐怖分子总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需要很长时间——只需要一小会。只要够干掉四五个人的时间就行。
对他们轻而易举，对别人同样轻而易举。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别人干掉，别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的恐怖分子——他们的顾忌更少——搞不到他们的情报？为了干活，双方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双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触，这些人就是线人。只要一个线人就够。阿弗纳的突击队员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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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关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许有人在外面伺机除掉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呢。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这时发生了三件事情，尽管都是小事，但每发生一件事情都使他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一点。一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他们五个人一起去餐馆吃饭。（在法兰克福，他们不是在这套公寓里就是在那套公寓里吃饭，轮流买菜、做饭。）回来的路上，阿弗纳开车，五个人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走的是一条近路，要经过一个工地。突然，几盏强力照明灯照得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手提式扩音器里传来让他们停下来的命令。刹那之间，他们就被法兰克福警察团团围住——突击搜查毒品。很显然，一些毒品贩子准备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纳的突击队中了他们的埋伏。几分钟后他们被释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们的证件没问题，他们也没喝醉，车里也没有什么东西连累他们——即便如此，他们站在枪口前、伸开双手趴在阿弗纳的“欧普”车顶的那几秒钟里，都觉得自己的末日来了。他们都以为自己被德国安全机关逮住了。实际上，这是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西方当局遭遇。
另外两件事只发生在阿弗纳和卡尔身上，分别发生在两个星期天，地点是法兰克福的安全屋。两次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当时他们刚吃完早餐，还没来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这样的：门上响起敲门声时——这有点异常，因为来人应该在门厅按门铃——阿弗纳踮着脚，从窥视孔里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穿戴整齐的陌生人。阿弗纳让卡尔在卧室门口埋伏好之后，就用钥匙去开门，同时用脚顶着门下面。
陌生人是邮件检查员，来检查邮件的被盗情况的，很显然是守门人让他们进来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丢失过邮件的。“多危险的工作啊。”卡尔把贝雷塔放起来，讽刺道。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更为突然，更加充满了暴力。阿弗纳和卡尔正在看报，他们二楼的窗户突然一声巨响，一个物体飞进了房间。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几秒钟以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地上满是玻璃，但没看见从窗户里飞进来的飞弹。
阿弗纳爬到墙外面，背贴着墙站起来，让自己能够慢慢地透过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看见一个黑人小孩。毫无疑问，这个小孩来自对面的美国人聚居区。此时他正仰着头看着他们的窗户，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对不起，先生。”他看见阿弗纳后用英语大声说。“这是意外，请把球给我好吗？”
这之后一连两个晚上，阿弗纳都很难入睡。
同时他又是这样一种性格。那些可能会吓住别人的东西——诸如恐惧、对抗、困难和非难——只会鞭策他继续前行。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对它进行分析，他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脑子的线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恶作剧，把车子的油门和刹车调换一个位置，那他就是这样一部车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惧也许是一个最不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东西。
他跟同伴们也许在很多方面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
也许“穆萨德”的心理学家们确实了解这个行当。他们挑选的五个人都本能地试图通过进攻而不是退缩来摆脱那些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大多数人都自然地逃离或躲避危险，而这几个人却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