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驳诡辩的方法与技巧 张晓芒-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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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典故形成的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多比喻用明显的行动迷惑对方，转移其视线，暗中却采用出人意料的策略达到目的。作为一种诡辩手法，“暗渡陈仓”则是借着对方的话题中某些词语的歧义性，“构造”并且偷换了话题。
先秦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曾与儒家弟子孔穿有一次论辩：
龙与孔穿，会（相遇于）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人品高洁），愿为弟子久，但不取（认可）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抛弃）此术，则穿请为弟子。”
龙曰：“先生之言悖（背理，荒谬）。龙之所以为名者（投身名辩），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也。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龙闻楚王张繁弱（古良弓名）之弓，载忘归（良箭之名）之矢，以射蛟、兕（sì 犀牛）于云梦之圃，而丧（丢失）其弓。左右请求（寻找）之，王曰：‘止（不必）。楚人遗（遗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还不够完全）也。亦曰（不也可以这样说）人亡（丢失）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何必限于楚国人）？’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肯定）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否定）龙异‘白马’与所谓‘马’，悖。先生修（修习）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即使有一百个公孙龙，也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孔穿无以应（应答）焉。（《公孙龙子？迹府》）
在这则论辩中，公孙龙不停歇地轰击着孔穿：
第一轮轰击是围绕“教”字做文章。公孙龙认为，既然你孔穿希望向我学习，那么就是希望学习我所特长的东西。现在我所特长的东西就是“白马非马”。如今你孔穿却又要求我放弃我所特长的东西，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东西了。你孔穿既要向我学习，又要我放弃我所能教的东西，可见你孔穿的说法是背理乖谬，自相矛盾。此一轮为直接反驳。
第二轮轰击还是围绕“教”字做文章。公孙龙认为，向别人学习，是因为自己的智慧和学问不如别人，才向别人请教的。现在你孔穿却在教我放弃我所具有的东西，这是为了向我学习而先教我。向别人学习又先教别人，这也是背理乖谬，自相矛盾的。此一轮为类推归谬。
第三轮轰击是借助孔穿的宗师孔子的认识来揭穿孔穿的自相矛盾。公孙龙认为，孔子就曾“异‘楚人’于所谓‘人’”，按同一事理，我的“异‘白马’于所谓‘马’”同于孔子的“异‘楚人’于所谓‘人’”。两个相同的论题，你孔穿肯定一个，否定一个，这也是背理乖谬，自相矛盾的。此一轮为类推对比归谬
通过这三轮轰击，公孙龙得出一个陷孔穿于两难困境的结论：你孔穿研修儒家学说却又否定儒家祖师爷所肯定的东西；想向我学习却又要我放弃我所能教的东西，这样，有一百个公孙龙也没法解决你的问题。
公孙龙的这番归谬反驳，可谓言辞犀利，形式多样，整个反驳过程有条不紊，充分体现了公孙龙的娴熟的论辩技巧。但是，公孙龙的论辩巧则巧矣，其“暗渡陈仓”的诡辩痕迹还是有所端倪。
其一，在所谓的“先教后师”问题上，孔穿的“请去此术”并非在“教”，充其量只是一种要求。即他并不一定就死乞白赖地非要学公孙龙的什么“白马非马”，他还可能想学点别的什么。或许这干脆就只是孔穿的一句客气话也说不定。但公孙龙却把这种本不相同的“请”与“教”混同为一，一口咬定这是孔穿在“教”他。在“揭穿”孔穿自相矛盾的同时，公孙龙自己也故意混淆了概念。
其二，孔穿要求公孙龙放弃的是“白马非马”，而公孙龙在反驳中却以孔子肯定了“异‘楚人’于所谓‘人’”，所以你孔穿也应肯定我的“异‘白马’于所谓‘马’”。这样，公孙龙就把“白马非马”偷换成了“白马异于马”了。“非”也许可以勉强装进“异于”的含义，但在公孙龙论证“白马非马”时，“非”字却是毫无疑问地解做“不是”的。这样，在“揭露”孔穿自相矛盾的同时，公孙龙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偷换了论题。从而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判断去替换了原来的判断，把自己的荒谬强加给了对方。
“暗渡陈仓”的现代版，如今也多有表现。
据报载，某“县太爷”在任13个月期间，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提拔各级干部800多人，超编300多人。按其说法，只是为了“皆大欢喜”。
其实，批发官帽、“皆大欢喜”是这种诡辩者的“明修栈道”，而维护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铺垫自己的升迁之路，才是“暗渡陈仓”的个中话题。“皆大欢喜”不过是用别人的“大欢喜”话题掩盖了自己的“大欢喜”话题罢了。
● 偷梁换柱偷换论题的诡辩之三
“偷梁换柱”一般用来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物的性质。用在诡辩上，也是利用争论的势头偷换话题的“构造”手法。
有则外国笑话：
有个人在饭店吃饭，看到菜盘子里有一只苍蝇。便叫来侍者问道：“怎么菜盘子里有只苍蝇？”侍者回答说：“你花5块钱还想吃什么？”
本来在这里需要讨论的话题是这个饭店的卫生情况怎么样，“怎么菜盘子里有只苍蝇”即隐涵有这个话题。结果被侍者借机偷换成“你花钱多少”了。而这句话又隐涵讥讽的意味。如果不明就里而发生争吵，原有的隐涵话题恐怕就永远无影无踪了。需要说明的问题（饭店的卫生情况）将永无答案。
一个秃头的男人坐在理发店了。理发师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吗？”那个人解释说：“如果能够让我的头发看起来像你的一样，我就付给你1000块钱。”“没问题。” 理发师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把自己剃了个光头。
在这里，理发师将标准的对象偷换了，因此，自然也就啼笑皆非地将“我的像你的”话题偷换为“你的像我的”话题了。
这种“偷梁换柱”的诡辩，自古已然。其中有著名的“濠梁之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濠水）梁（河堰）之上。庄子曰：“儵（tiao 白鲦鱼）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这就够了）。”
庄子曰：“请循（追溯）其本（开头的话题）。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施是古代一对奇特的辩友，从“运斤成风”这个成语典故中可窥见一斑。“濠梁之辩”是他俩之间最著名的一个论辩，可以称得上是千古奇辩。在这则论辩中，双方都在斗智斗巧，辩才均为无与伦比，但各自的诡辩也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在“濠梁之辩”中，话题的焦点是“异类能不能相比”与“异类能不能相知”的问题。庄子根据“鱼出游从容”断定是“鱼之乐”。惠施提出“子非鱼”之句的反驳，明确表示了“子”与“鱼”是异类，不存在“相比”、“相知”的问题。但庄子“子非我”之句的再反驳就开始玩弄诡辩了，他把惠施说的异类不可以相知、相比的“子”与“鱼”偷换成了“子”与“我”，从而把同类可以相知、相比的“子”与“我”说成是不可以相知。在这里，庄子以“构造法”偷换话题，违反了在一个论辩过程中“论题必须同一”的同一律要求。
惠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抓住话柄，提出了新的反驳：“我非子……全矣。”虽然惠施的这个反驳使庄子陷入了困境，但惠施的这个反驳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首先，从思维规律角度讲，惠施一方面肯定“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表明自己对庄子已经有所知；另一方面却又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又承认了自己不知道庄子。这样，由于自己也违反了在一个论辩过程中，不能对一个论题（话题）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律要求，使得惠施自己也陷入了自相矛盾。其次，从认识论角度讲，惠施错误地把本来属于同一物类的“子”与“我”（可以相知）混同于不属于同一物类的“子”与“鱼”（不可以相知），从而也混淆了话题，使自己也陷入了不可知论。
在最后一轮论辩中，庄子继续玩弄诡辩。他反驳惠施说，你曾经说“汝安知鱼乐”，表明你已经认为我知道了鱼之乐，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安知”）。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是在濠梁之上知道的。这是一种“循辞”，是庄子故意转移话题，并且偷换概念，歪曲了惠施的原意。按“安”字在古汉语中，作为代词使用时，有两种含义，一是“哪里”，一是“怎么”。均表示疑问。如《诗？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处的“安”指“哪里”；《荀子？解蔽》：“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此处的“安”指“怎么”。在“濠梁之辩”中，惠施所说的“汝安知鱼乐”是一句反问句，意谓“你怎么知道鱼乐呢？”但庄子显然利用了“安”的这种语义上的歧义性，似乎漫不经心地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惠施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乐”偷换成“你从哪里知道鱼乐”。亦即将惠施所说的“安知”的“安”（怎么）偷换成“安”（哪里）。把所问的问题疑问偷换成了地点疑问。于是，原来惠施的反问句似乎包含了肯定庄子知道鱼之乐的肯定句了。庄子自然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我知之濠上也”。在这里，庄子的诡辩违反了在一个论辩过程中“使用概念必须同一”的同一律要求。
应该说，这种曲解式的“偷梁换柱”还具有一些“说理”的成分。相比之下，如今的一些“偷梁换柱”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胡搅蛮缠”了：
“你们家能不能深更半夜不打麻将？吵得人睡不着觉。”
“你们家孩子能不能深更半夜不哭？也吵得人睡不着觉。还有你们家厕所的水管流水声老大，你们家能不能把厕所关上？”
这种诡辩，不仅是缺乏社会公德的表现，不仅是违反逻辑要求的表现，同时还是一种“诉诸恶”的表现了。
● 牵强附会“论据与论题不相干”的“推不出”诡辩
“牵强附会”是指，把不相干的事物强联系到一块。在诡辩手法上，它是一种“论据与论题不相干”的“推不出”。
所谓“论据与论题不相干”是指，在一个论证中，理由尽管是真实的，但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有个宋国人叫澄子。一天他丢了一件黑棉袄，于是便上街去寻找。看见有位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袄，于是他便揪住不放，说：“今天我丢了一件黑棉衣。”那位妇女惊讶地说：“你虽然丢了一件黑棉衣，但我这件黑棉衣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呀。” 澄子说：“你还不赶快把这件黑棉衣还给我？我丢的黑棉衣是绸子做的，你这件是布做的，拿布做的当绸子做的，还不便宜你了？”
“因为我丢了一件黑棉袄，所以你这件黑棉袄就是我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因为什么就如何”的“因果”联系，而这种杜撰出来的因果联系，恰是“论据与论题不相干”。
如前所述，所有的论证都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部分组成的。论题是论证中它的真实性或虚假性需要确定的判断；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的已知为真的判断，它是一个论证的根据；论证方式是论题与论据之间的联系方式。一个完整的论证，不仅要有论题和论据，而且论题和论据之间还必须要有逻辑联系，这样才能以真实的论据确定论题的真或假。而这些正是充足理由律的基本内容和逻辑要求：在论证过程中，任何一个论断被确定为真的，必须要具有充足理由；理由必须真实，理由与推断之间要有必然的联系。违反充足理由律的这两条要求，就要犯“虚假理由”的错误和“推不出”的错误。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论证过程中，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论据不是论题成立的充足理由，自然也就不能从论据推出或证明论题了。又由于任何一个论证，都是推理形式的综合运用，因此，所谓论题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就是指论证必须符合各种推理形式的逻辑规则。
上述的这种“因为什么就如何”的“论据与论题不相干”，表现在人们的沟通交际中，实际上就是以非论证的表述来取代论证，但这种表述与论证毫不相干，这属于“不相干谬误”。这是最常见的语用谬误。如果是故意以非论证的形式取代沟通语境中应具有的论证，则就是诡辩了。
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曾写有一篇《登徒子好色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处于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
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上，无说则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又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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