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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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敏感，也捎带出东方精神的阴性层面，比如材料，比如展出方式，比如对环境的理解，比如从高处垂下的轻柔布幔里隐藏的缕缕乐声，比如排列成阵的竹和扬声器，它们全都借助中国文化形成一个“场”，一个有关传统文化，有关日常生活，有关空间的诗意，这个诗意是东方式尤其是中国式的，这个“场”却是超越地域直指当下形态的。秦玉芬在表现东西方不同文化时，更多的是去展现它们的和睦，而不是冲突。
我亲眼看到过那些牛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正版德国人，那些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欧洲人，走进秦玉芬这些东方八卦阵，立即产生一种阴阳相生相克的磁场效应，在静止的作品中，穿行着这些活动的物，他们成了她的异国情调，看上去很美，也很怪。在德国期间，我参观了很多这样的展览，很多亚洲艺术家的作品带有这种品质，你可以以艺术中的“东方主义”这一视角质疑他们的文化身份，也可以质疑他们是否过多依赖他者形象，过多提供“made
in
china”这一品牌，但这一直是无论国内海外，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家所共同面临的明显问题，且已快成为新的陈词滥调。“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民族性和全球性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提出来本身就包含着一个身份问题，你不能想象一个美国艺术家提这个问题，他们的民族性就是全球性。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厢情愿还是几厢情愿的问题，一个夸父追日式的问题，套一个毛式说法可以比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答案可能隐藏在真正的问题的背后，也可能这本身就是压根儿没有答案的问题。
翟永明，女诗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现居成都，写作兼经营白夜酒吧。著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诗集》等。
伊朗高原的阳光
张天明
伊朗的女子
刚登上飞机，mu就戴上一条黑色的头巾，将头包得只露出两个眼睛。mu是波斯文化专家，对伊朗的习俗极为熟悉。她告诉我，伊朗的女子必须戴头巾，穿长袍，把自己包裹严实。简单说不能露出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更不能和至亲以外的男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因此，到伊朗，不要和女子握手，以免尴尬。外国女子入境，至少必须戴上头巾，表示对伊朗风俗的尊重。我唯唯谨记，心中不免遗憾：那在唐诗中被反复赞美的“胡姬之美”，看来是无缘欣赏了。
伊朗是个美丽的国度，更是诞生古波斯文明的深厚土壤。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好像每一步都会踏上一个古老的传说，古波斯文化曾经的辉煌，今天的斑驳，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然而，那些藏在黑色袍子和面巾下，在大街小巷来去无声的女子，匆匆而神秘，在伊朗高原上构成的这一道风景端的是独特，在波斯文化的背景上描出的这一笔自是深沉。
我缩紧我的双手，生怕一不留神触犯一个民族的尊严。
伊朗高原有一种植物叫做红花，是著名的妇科良药。红花的种植是将它的球茎埋在沙石里，在开花的时节，球茎上抽出细细的芽，它要顶开坚硬的沙石，在阳光下开出红色的花。慢慢地我发现，正如伊朗高原的红花，伊朗女子的美，伊朗女子爱美的天性，其实总是在顽强地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年轻一代，渐渐地不再戴面纱，因此波斯女子又黑又大亮闪闪的美目，就常常在头巾下深深而怯怯地注视着你。公园里也有羞涩的年轻情侣徘徊蹀躞。一些姑娘的深色长袍悄悄换成了勾勒出窈窕线条的浅色衣裙。头巾也时有红的花的，挑战着沉闷的黑色。在德黑兰人头济济的书展上，我甚至看到一个将头巾戴成围巾、身穿花连衣裙的绝色女子，面白唇红，美目流盼，丰胸细腰，和几个女伴巧笑倩兮，施施然招摇过市，就像在一片深色中开出的鲜艳花朵。在匆匆人流中惊鸿一瞥，顿觉艳光照人。我感到惊奇的是，它们和黑色长袍居然彼此相安无事。
伊朗女子的美，就这样地向我们无声而坚强地展现。而当美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显现时，美也就具有了独特的风姿。
参加社会工作的女子可能好一点？看来是的。穿长袍的伊朗女子在书展上勤奋地工作着。长袍头巾并没有影响她们采访、谈判或者指挥路人。但是，她们的态度是谦恭的，声音是细微的，表现出一种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教养。我放松警觉，向一位要求采访我们的年轻女子伸出手去，试图与伊朗女子有深一点的沟通，寻找一点古丝绸之路的余温和回响。孰料，该女子竟然惊叫着缩回她的素手，好似面对的是一条蛇或者是一块火炭。
我尴尬于我的冒失，也真切地感觉到传统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这天晚上，我们出席一个出版商的家庭晚宴。既是家宴，想必尤其拘谨。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失礼。进得门来，果然主宾一律盛装，恭立于门旁，行礼如仪地欢迎我们。我谨小慎微，鞠躬微笑，尽量表现一个古老文明大国国民的风范。忽然，一位老年妇女微笑着，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她的手。我略一迟疑，立刻伸出闲了几天的手握住了它。我十分高兴，说：“您是第一个和我握手的伊朗妇女。”女士一听，立刻伸开双臂热情地拥抱并亲吻我说：“那么，我再给你一个第一！”所有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原来，女士和她妹妹都是伊朗著名诗人，两姐妹为了追求自由，走出家庭后一直独身，是伊朗受过教育、最具叛逆精神的伊朗妇女的代表人物。她说过：“我吻女人，也吻男人，吻每一个人，我的宗教就是爱。”这使人想起走出家庭的娜拉。鲁迅先生曾经问过：“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我想，在21世纪的今天，即使在伊朗，鲁迅先生可能也不会再发出这样的疑问了。
这天晚上，女诗人谈文学，谈出版，谈东西方文化交流，潇洒自如，充分展示了成长于波斯文化沃土的现代女性风采。从她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伊朗知识女性的智性和诗性之美，是伊朗女子深藏于天性中那种热情奔放、追求自由的精神之美。
诗之伊朗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偶尔读到郭沫若翻译的海亚姆的《鲁拜集》。我当时被深深吸引。我惊奇地发现，伊朗11世纪诗人所歌唱的主题，与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海亚姆在他的哲理诗中，歌唱美酒，赞美女人，感慨人生的短暂，叹息时间的无情。他时时举着酒杯，追问上天的奥秘。这种诗酒人生，跟中国古代诗人的生活颇多相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中国古典诗歌和海亚姆的鲁拜，常常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意境。据说鲁拜和绝句，在格律上都完全一样。
看那直薄云天的殿堂，
帝王曾在此徜徉。
我见那墙垛口一只布谷鸟声声逼问：
帝王们现在何方，现在何方，现在何方？
这是海亚姆的诗（张鸿年译）。面对历经风雨的宫殿，诗人感叹浮华如水，物是人非。这使人立刻想到杜牧的绝句：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古波斯文学对于我遥远而神秘。它总是浮动于模糊深色的时空之雾那一边。那条红线一般穿过这团浓雾的丝绸之路，波斯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相近相像，反而使它更神秘。那个诗歌的国度，和我所在的这个古老诗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后来我读过很多学者这方面的论述，终于还是不甚了了。
但是，只要踏上伊朗的土地，你总能碰到的主题就是诗。
在德黑兰大酒店宽阔的大厅里，伊朗友人征询我们的意见，是去伊斯法罕还是去设拉子？曾经是古王宫所在的伊斯法罕，有许多盛极一时的宫殿的遗迹，比设拉子漂亮迷人。但是我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设拉子。根据我出发前恶补的波斯文学史知识，古波斯文化，世界三大古典文明之一，有一批名字在世界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诗人。而构成波斯文化的四大柱石的四个大诗人，有两个的陵墓就在设拉子。一个是萨迪，一个是被称为“设拉子夜莺”的哈菲兹。哈菲兹出生在伊斯法罕，却生活在设拉子。他一辈子歌唱爱情，追求自由，最后死于极度贫困。哈菲兹的抒情诗，是波斯文学空前的高峰，在世界上有着极高评价。大诗人歌德在读了哈菲兹的抒情诗后非常动情，极为赞赏，对哈菲兹无比钦佩，并模仿哈菲兹诗体，创作了著名的《东西诗集》。设拉子，诗人之城，怎么能够不去！
哈菲兹的陵园在设拉子近郊，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一座小院里，是他圆拱型的纪念亭。伊朗高原的强烈阳光，倾泻在哈菲兹陵园蓝绿色的屋顶上，使人有点晕眩。使人晕眩的不仅是阳光，还有在我身边浮动起伏着的、无声的诗之歌吟。哈菲兹还在歌唱。他是那种天生的歌者。他的歌唱是生命的呻吟，歌声常常随着情感的起伏自由流动，没有诗题，没有起承转合，甚至没有完整的结构，只有情感在流淌。读哈菲兹的诗，就是读他敏感的心灵，读他痛苦的思索，读他仰望夜空时眼神的迫切与迷离。在设拉子近郊，在这片鲜花和阳光都很耀眼的平原上，沉浸在哈菲兹有点神秘色彩的歌哭中，我有点明白了。我们的先人也是这样歌唱的。我们的先人也曾这样欢乐，痛苦和迷离过。两个古老诗国相通的，是诗性的思维和情感。
伊朗，诗歌之国，处处是萨迪、哈菲兹和海亚姆的流风余韵，时时闻得到诗的清香。现代伊朗诗坛颇为活跃。书店里诗集很多；德黑兰书展的摊位上，文质彬彬地向读者推销诗集、当垆卖诗的，多半是诗人自己；接触到的文人中，一介绍往往就是诗人。著名女诗人普兰正在选编一本《伊朗女诗人诗歌选》，她告诉我们，选收的女诗人有150位。这个数字让我吃了一惊。我默默屈指，居然数不出150个中国女诗人的名字。一家出版社新出版一本波斯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和中文五种文字合集的《鲁拜集》，开本巨大，设计精美，装帧极尽豪华。这种多文字合集的出版形式见所未见，沉甸甸地捧在手里，我感到的是这个民族对于诗的从骨子里渗出的热爱，和对自己民族诗人的崇敬和自豪。
在我们离开伊朗之前，正是这家出版社的老板米尔巴格里先生，将他的书法作品隆重相赠。伊朗的书法，是书和画的结合。那随风摇曳的波斯文字，大小错落，被书家激情地挥洒着，几只小鸟在这艺术的线条中跳跃歌唱。行家告诉我，米尔巴格里书写的，正是海亚姆的诗句：
清晨，露珠儿卧在郁金香花瓣，
紫罗兰弓身向草坪致意寒暄。
我从心底里喜欢含苞待放的蓓蕾，
她伸出手来提拽着自己的衣衫。
哈菲兹啊，海亚姆啊。在伊朗，你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忽然与他们相遇。
这幅有着浓郁异域特色的书法作品，如今天天在我书房的墙上，传递着从那个古老而年轻的诗国飞来的歌吟。
波斯波里斯黄昏
这是一个历史上重复过多次的故事。这天黄昏，我们来到这里，站在这个古老故事的边缘。
公元前522年，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流士继任波斯帝国王位。大流士一世励精图治，武力扩张，波斯帝国版图日大，国力日强，发展到它的全盛时期。大流士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新宫殿修建在一个由巨石垒起的高台上，融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各种艺术风格于一体，雄伟壮丽，极一时之盛；充分展现了大流士当时雄霸天下，君临四海的自信与气概。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大流士三世弃都逃亡，波斯帝国都城波斯波里斯陷落，王宫成为一片废墟，真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从此，废墟形销骨立，默然无语，挺立一身零落的骨架，带着结痂的疤痕，在那个巨石的高台上，俯瞰脚下的平原，默数日月的更替。任2300多次太阳从山的背后升起，划过自己的头顶，凭吊一遍这个故事的残骸，然后落下地平线。
故事已经那么的不完整。时间的风雨已经将它丰腴肌肤和繁富细节剥蚀，就像那尾海明威的鱼，将自己的骨骼搁浅在时间的沙滩。在黄昏橙黄色的阳光下，我们试图寻找故事的脉络。故事的主干还在，那高大的百柱接见大厅虽然大厦已倾，剩下36根石柱兀自挺立，勾勒出当年的气势，使人想见万国来朝，使节鱼贯的场景。而大流士让人闻风丧胆的万人不死军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里的角狮，人面形柱头和各种异兽浮雕，是故事遗落的几片闪光的鳞甲，昭示着帝国武力的强大和艺术的高超。后宫幽深曲折，断壁残垣，几蓬衰草，在夕阳中默默，故事情节的声色与暧昧，和美人一起都做了土……
我们在历史的残骸里穿行，为古波斯帝国而默默，为它的辉煌与衰败。
导游是一个活泼的伊朗姑娘，一路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而从踏进波斯波里斯起，她就异常沉默。此时，她面对夕阳，靠着石壁的浮雕，脸色忧郁。她用英语对我喃喃说道：“我很难受，我很难受。我为我的祖国感到哀伤。”我看到她的眼里有泪水闪烁。
我顿时受到强烈震撼。
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总是有它的自豪与骄傲。我在伊朗的几天里，也总是时时感觉到这一点。而此时，这个只有18岁的伊朗少女，在她祖先的辉煌遗迹面前，表现的不是夸耀。她那突然显现的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伤，传达的是这个民族历史的悠久与沉重。伊朗的历史，还真是一个饱经磨难的历史。但是它的文明却以强韧的生命力传承至今。伊朗少女的泪珠，折射出古波斯文明的光辉，更映照出现实的风风雨雨，使波斯波里斯这个普通的兴亡故事，涂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