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我的职场十年 谢耘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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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在管理科学化的努力中，科学态度和方法论更为重要，而不是让管理在形式上更像自然科学。

　　企业管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底层的基础管理到高层的战略管理，是要相互匹配协调发展的。可是由于对于管理的理解过于形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许多企业对于通过ISO9000十分热衷，却缺少起码的基础管理，如有效的定期的例会和工作报告制度等。如此建立的管理体系，更象是沙滩上的建筑，缺少基础而流于形式。

　　我们的企业，需要适应现代企业规范，在道德（至少是职业道德），心理，行为，知识和能力等各个方面均衡发展的员工。这些基本素质，许多是在生活中熏陶出来的，无法在学校中教授；而且在中国，一个优秀的企业，事实上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这就决定了企业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财富，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企业必须去花资源培养员工的基本素养，包括职业道德等。可是我们的企业是多么希望能够直接招聘到优秀的员工去投入日益惨烈的竞争。国内某著名公司总裁在与新员工座谈时，几乎通篇在谈自我批判的问题。如不是痛切地感到人员基本素质的欠缺，是不会如此强调自我批判的重要性的。然而，我们的企业由于不断面临生死的压力，常常没有资源和时间来培养员工，也没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管理者充当教员的角色。如果我们只希望从赛马中找到良驹，这种做法本身在中国就很难创造出一个真正起领导作用的优秀的企业。由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劣势，在某种意义上将，我们必须有超过西方企业的人才，才可能造就出与西方企业抗衡的中国企业。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对整个产业的把握。在对产业的理解上，我们靠小聪明，在新的行业兴起的时候，不时的能得到一些可以夸耀的成绩。可是现实是我们在所有的产业中，几乎无例外地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尽管我们可以夸耀自己的某些产品的产量占了世界的多大比重。一位计算机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和院士曾经感叹道：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是醒的早，起的晚，跑得慢。这里不仅因为我们的企业由于处于产业的末端，实际上对产业的整体发展，缺少真正长远的见地，因而“醒的早”也只是一个表面的或局部的现象；更因为我们实际上爬起来之后，依然是睡眼朦胧，而且营养不良。半睡半醒的我们，常常对自己的奔跑速度有一种令自己陶醉的幻觉，却不知就在我们隔壁，就有比我们跑得快的多的后来者。由于缺乏对行业发展的整体把握，我们常常会做出一些自以为聪明而事实上是毫无价值的事情，包括在技术研发方向的选择上。落后而又看不清未来的企业，恐怕难以摆脱被动受欺的地位。

　　现代企业和经济，是在西方自然的生长起来的，有内在的依据和基础，也有外在的环境条件。经验是在逐步积累的，理论也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可以比较从容的利用现有的优势，不断地向前发展。处于落后的我们，固然可以方便的拿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但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内在依据和基础去应用这些理论和经验？是否有与之配套的环境条件？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全面理解到那些理念，理论和经验背后的实践基础，从而根据自己的特点科学地用好他们？其实，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市场上，在同一个产业内与西方企业进行着竞争，我们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与西方企业根本不同的。而这些不同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更为关键和本质。从主流发展模式上来看，前行者，由于其领先的地位，积累和资源等优势，可以采用自发和自由的，从而也是自然的发展方式。其造成的浪费，可以由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开创性的成功得到补偿。风险投资机制便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产物；后来者，一般则必须借鉴前行者的经验，通过对自己发展道路的自觉的选择，来弥补自己落后而造成的劣势，并且获得比前行这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一种自觉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一种非自然的发展方式。就国家的整体发展来看，只有美国才实行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经济，亚太地区的成功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集权干预下完成经济起飞的过程的。尽管干预未必一定导致经济的成功，但是效仿西方自由经济模式的落后的国家，似乎没有一个取得过如此骄人的成绩。对国家宏观经济如此，对微观企业也大致相同。发展模式本质上的差别，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借鉴前行者经验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规律深刻的认识，从而对前行者走过的道路有自觉的超越。

　　救亡，逼迫我们不得不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启蒙，却要求我们静下心来，持续不断全面系统地从根本上反省自己，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去脱胎换骨。面对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其中的平衡点，不因救亡的紧迫，而放弃启蒙，从而失去救亡的基础；也不会只埋头于启蒙，而无视救亡的危机，从而失去了启蒙的目的？

　　就企业而言，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我们能否阵脚不乱，建立一个清晰的长远规划，在求得生存的同时使企业不断接近理想中的目标？在我们不择手段的时候，是否能够清醒地掌握好分寸，不使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企业无法摆脱恶习？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建立一套有效的自我反省机制和健康的企业文化和行为准则，使企业具有深刻而持续的，全面的从本原出发的自我批判和不断的学习能力？在利用现代管理方法争取竞争优势的同时，能否在实践中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认真体会和总结管理的本质和规律，逐步建立更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面对社会的现实，能否在不惜代价地寻找并用好企业急需的人才的同时，愿意投入可能的资源去不断培养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我们能否超越自己企业现有业务的限制，站在产业的高度，去主动把握未来，从而变被动救亡为主动竞争？

　　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有一点心胸，愿意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多承担一份责任；有一点境界，不因眼前的困境而失去对世界和未来的把握；有一点哲学的修养，能够全面，系统和辩证地把握好救亡和启蒙的平衡，在复杂纷纭的环境中，能够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有一点文化的根基，从而能够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看清自己和对手，不因对手的强大和领先而自卑或盲目效仿，也不因自己过去或局部的辉煌而自大轻狂。处于救亡和启蒙两难中落后了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浮躁短视的聪明，而是冷静深邃的智慧。

　　如果说当初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还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在指手画脚坐而论道的话，随着2001财年的结束，命运即将把我推到一个亲自真刀真枪地解决一个具体的两难问题的位置上去。

　　　2001年软件业务单独运作，起步的滋味还没有品尝充分，还没有摸索清楚有效的发展途径，这个业务在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便显露出来。并引发了现实的生存危机。

我的职场十年（三十二）
作者：　谢耘　｜　2005年04月22日09时24分
【内容提要】在残缺不全、喜忧参半的经历中，珍惜那些有价值的片刻而去尽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努力从这些经历中去感悟一些道理，与同样用心做事的朋友们分享，在尽心尽力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否还算是尽到了做人的本分呢　？

　　我离开清华大学走上社会的这10年的后一段时间，当我开始进入企业的高层管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企业政治的问题。我对权力一直相对比较超脱，信奉靠自己诚实劳动去谋生的原则，所以一直不太关注企业政治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清高，而是我生性喜欢简单的东西。但是，当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员工，也热衷于效仿甚至玩弄企业政治，并且向我“请教”的时候，我便费了点儿时间对此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以便给他人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企业管理

　　我们常说，每一个中国人几乎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可见传统的中国政治对我们影响的程度。这种影响，一度通过权力的干涉，而被迫中断。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展示乃至卖弄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学艺术作品，又铺天盖地而来，带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得意与张狂。帝王将相之间发生的陈年旧事，被不厌其烦地从发了霉的历史角落里翻腾出来。其中不只有曾经发生的史实，更有现代人充满想像的发扬光大，使得原本就人精之间的博弈，变得更加风云迭起，惊心动魄。
　
　　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身影。这参与者，不只有传统的一代“旧人”，也有开放以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人类”。在企业当中，我们更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印记。

　　我们在无意当中继承了这种历史遗产，是好是坏？是祸是福？全面地论述，恐怕要用一部专著。但是这中间最为关键问题的解析，也许并不需要长篇大论。

　　中国的传统政治，产生于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文字历史的古国。与这个国家政权的生存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的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末期，中国的帝王们，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是没有外患的，也没有来自大自然的根本性挑战。中国在几千年里，不存在与其它国家竞争的问题，也没有发展快慢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我就是世界，我的发展也罢，倒退也罢，成功也罢，毁灭也罢，都是整个世界所自然发生的事情，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因为没有横向的对比尺度，所以这发生的一切，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

　　中国帝王们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来自朝内百官的图谋不轨，以及黎民百姓的揭竿而起。如果我们的帝王，是真命天子，能够做到内圣而外王，他固然会凭借自己的道德和智慧，恩泽子民，而保证天下太平。但是，圣人终归稀有。所以，我们的帝王很大一部分心思，不得不用在了如何利用各种诱惑，派系之间的矛盾，权力上的制衡等计谋，来保证重臣们没有能力或意愿来颠覆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导演着奴才，人才和蠢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宫廷闹剧；用孝道，知足常乐等文化因素以及社会体制等手段，培养大众逆来顺受的品质，来消除庶民们更多的期望，从而在根本上抑制其揭竿而起的念头．国家的效益和效率，以及文明的进步，基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分析一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它国的中国科学技术，没有能够推动社会革命性进步的时候指出，其主要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的统治者们，其管理导向是抑制社会变革的发生，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们当然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大加鞭挞，尽管假如我们黄袍加身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表现得更加无耻。将心比心，中国帝王们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我们还是要问：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的思路来管理我们的现代企业？

　　我们现代企业，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什么？无疑是在外部竞争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以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水平，来进行为社会需要的价值创造活动。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像我们历史上大部分的帝王那样，关起门来玩儿自己的权力游戏。

　　如一位知名的教授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我们自己投入地在井底玩儿着自己的游戏，突然，井盖儿被市场之手给盖上了——游戏结束了。不是因为我们玩儿游戏的技能不好，我们自己确实玩儿得很出色，几千年的积累，我们的技能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决定了我们必败的命运——世道变了。

　　在这个企业生存的大前提下，每一个企业，都要殚精竭虑地去想办法把自己企业的状态，调整到最优，以获得超过社会平均效率的组织效能，从而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力。

　　没有来自内部对你的权利的挑战，决不意味着这个企业就是一个优秀或者能够长期生存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在于让企业的要素，包括人，发挥出其可能的最大效益。这决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所以，即使从整个企业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应该在企业中，简单而盲目地重复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抱着自己眼前的利益，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我们试图在效仿我们帝王的那些理念和做法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理念和做法，能够发挥出我们期望效果的那些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或者说，在目前的前提条件下，这些理念和做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在智力上而非道德上，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挑战。

　　或许，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在现代企业中，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之间的协同关系，尤其是从长远和整体上来看。

　　不幸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无意识地在效仿我们的先人。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我们常常会看到，企业管理者在乐此不疲地不断对企业进行重组，其桌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组织效能去面对市场。但是，实际的效果却远非如此，甚至是背道而驰。排除掉其它的因素，我们是否还是能够看到帝王政治的阴影？

　　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活动，是超越自己的前提。能够不断超越自我和环境，才可称为“优秀”。

　　10年来，从军工到民品，从产品到服务，从开发到企业战略，从几个人的队伍，到几百人的公司，从国企到外企再到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