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我的职场十年 谢耘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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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你拥有建议权，而在其位的人，有权不接受你的建议。你不应该因此而感到郁闷，因为这是职业化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则。
这种行为准则，与我们从小受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甚至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教育，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国家、民族也确实与公司是有本质不同的。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实体，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经济利益以外的责任，何况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国家和民族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她承载了经济，但还有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价值，她是无限责任的。
一个人不能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到对待自己供职的公司上面。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不自觉地将公司变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你很难逃脱幻灭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简化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做，你将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很难避免沦为一个“经济动物”的下场。
而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十分注意不要将国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简单地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上，从而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主体的企业身上，不适当地添加许多神圣的内涵；乃至给企业带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光环．。那样他会在无知中，深深地伤害一个企业。
企业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抱负，但是企业本质只能是经济实体，而且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员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行事的普通人。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的这个态度遭到了朋友的非议，也引出了有趣的故事。不过那是后话了。2005年春节期间，一个朋友发来了吴晓波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文章，此文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
转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志雄在公司组织联欢活动，要求我来做男主持人。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我没有拒绝。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动结束后，原来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让别人当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没有认为柳志雄有这种恶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前任总经理的时候，惠州这段经历对于她的影响还明显可见。公司后来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作为外人来看，给她和她带过来的朋友兼同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为变故的直接经历者，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大家在一种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意识影响下，把亲情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面变故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惠州的集团公司的这段饱含亲情的管理实践，从反面促使我转向了职业化的行为方式。
我的职场十年（七）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17日09时21分
【内容提要】我一直相信，人世的境遇是不应该简单地用“祸”“福”来判定的。阳光灿烂，固然令人心旷神怡；狂风暴雨，难道不也是另一番风光吗？甚至可能更动人心魄。况且，人确实是在磨难中才更有长进的。
无奈的告别
1995年10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连续一个月发低烧，柳志雄安排我回北京检查，也没有查出原因。回到惠州后，柳志雄告诉我：“我没法让你休假，但是你每天可以晚一点儿上班。”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柳志雄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集团公司的败落。市场无法启动，公司没有盈利，形势迅速地恶化。1996年中，我的大学老师山秀明找到我，告诉我倪光南和联想分裂，大庆市将给倪光南投资， “再办一个联想”。山老师和大庆市负责这件事情的副市长王强很熟，希望我过来做这件事情。公司破败无疑，我也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它让我有幸和倪光南院士共事一段时光。
柳志雄知道后说：“谢耘你背叛了我。”我只好实话实说：“柳总，你不可能挽救公司，你也得想自己的出路了。”财务部总经理也说：“你要走了，公司就真的不行了。”我答道：“如果你们把我剁成肉泥，便可以救公司的话， 我一定让你们把我剁了。”我真的没有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
我们的项目是中国投资保险公司投资的。中投保的人知道我的离开，同情地对我讲：“这个项目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现在离开，别太伤心了。”出乎他们的预料，也出乎我自己的想像，我在离开的时候，还真的没怎么伤感，只是有些无奈。我认为这是成熟，但也许是麻木。
我离开惠州不到一年，柳志雄也离开了惠州，张云峰去了加拿大，我们的项目，卖给了TCL。
作为我当时的最高领导，张云峰对我个人最大的帮助之一是，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几次和他开会时，不论在会上他的情绪如何，会议气氛如何紧张，只要有电话来，他总是用愉快平和的语气来接电话。那时我还年轻气盛，情绪波动大。所以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这个特点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尽管这个公司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张云峰也不能算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尽管我们开发的产品，没有结成正果；但是，我在这个公司两年多的这段经历，是我自己极为宝贵的一段体验，并从中感悟到了许多对人，对社会，对企业的认识。它成了我后来进入联想，在IT行业工作的最重要的本钱之一。
1995年春节，我们都在惠州加班。大年初一，张云峰带着我们上了罗浮山。山上香火很旺。一个同事拉着我们一起在黄大仙的庙里抽签。我以前从来不参与这类事情。那天，我第一个抽。拿起签一看，竟然是一个下下签。因为是大年初一，大家来抽签，都想图个吉利。当庙里管抽签的人看到我抽的是下下签时，非常不好意思，要我重新抽。我说不必了。便去解签的地方要来解释，发现此签讲的是孔子出游，在异乡陷入困境的故事。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抽签的道理——如果有的话。但是，我一直相信，人世的境遇是不应该简单地用“祸”“福”来判定的。阳光灿烂，固然令人心旷神怡；狂风暴雨，难道不也是另一番风光吗？甚至可能更动人心魄。况且，人确实是在磨难中才更有长进的。
惠州，这个苏东坡曾经生活过的南粤古城，小巧而温馨。在这里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一些年以后，我才感觉到，离开的时候我带走了什么。
我的职场十年（八）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18日09时27分
【内容提要】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的阶段性的成绩；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
试水IT
在联想主持掌上电脑开发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在过去的积累基础上，全面演练比较独立地去建立，培养一支技术队伍，并带领大家向国际水准冲击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在实战中，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也获得了出更多的经验，认识了更多的规律，对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自己也开始初步接触企业战略层面的管理。在联想的这段时间里，是我的直接领导贺志强，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同时他还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指导和支持。
我生性喜欢安静，一直希望能认真踏实地做一些事情。热闹而又变化非常迅速的IT行业，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况且自己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自己是带着些许无奈，进入的IT行业。不曾想，正是IT行业使我有了更大的收获，即使从名利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当然我收获的绝不只是名利。
初入联想
倪光南和大庆的合作，持续不到一年，便无可奈何地夭折了。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曾经存在的“中庆集团”。在公司行将消失之前，跟随倪光南从联想来到中庆集团的刘晨晖和我商量去向，我极力劝他再回联想。“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开导”他。
他很快回到了联想的技术中心。反过来也劝我加入联想。这样我便结识了联想副总裁曹之江老师。当时根据联想“贸、工、技”的发展思路，曹老师正在管理刚刚组建的“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希望发展类似广东代工厂那样的业务。
或许因为我的书生气，曹老师见过我之后就非常喜欢我，极力劝我加入联想。当时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便到了曹老师下面做新项目的立项评估工作。
由于对联想环境不太适应，也由于我一直希望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联想工作四个月以后，我便辞职去了摩托罗拉（中国）半导体技术部。
曹总认为我是个人才，非常希望我能留在联想，哪怕是去其它的部门。
出于对IT行业的“恐惧”和在国际一流企业中从事技术工作的渴望，我还是推辞了曹老师的好意，离开了联想。
也许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起作用，我最终还是没有逃脱IT行业。我在摩托罗拉工作三个月后，又回到了联想。这次又是刘晨晖出面，把我推荐给了联想QDI常务副总裁贺志强。
当时我在摩托罗拉的老板对我非常不满意，准备辞退我。我投了一些简历出去，都没有回音。我便接受了贺总的邀请，于98年1月重新回到联想，出任QDI北京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刘晨晖是副总经理。我当时只是想先找个地方做一段，回头再另做打算。
当时QDI北京研发中心只有十二、三个人，贺志强给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掌上电脑。
我们的办公地点和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在同一个地方。曹总看到我又回到联想非常高兴。
从此我正式开始“混迹”于IT行业，直到今日。
首战告捷
在我离开工业投资公司之前，刘晨晖他们便已经开始了研制掌上电脑的探索。我曾去看过他，他拿了一个HPC（与掌上电脑类似的一个带小型键盘的掌上计算机）给我看，说要自己开发类似的产品。我当时就问他：“这么精巧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吗？”我们原来做的产品在精巧程度上，根本无法与掌上电脑相比。刘晨晖当时倒是满怀信心。天性乐观是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也是后来他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方面。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便来负责这个我自己毫无概念的产品的开发工作了。我再一次投入到了一个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又一次新的跨行业的转变。
QDI北京研发中心成立于1998年4月份，当时只有十二、三人。成立这个中心的原因主要是原联想技术中心解散后，一部分人无处可去，被分到了 QDI，而他们又不愿意到深圳工作。研发中心成立之时，总经理缺位，刘晨晖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工作。人员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被撤销的联想技术中心的一部分人；联想程控机事业部的几个技术人员；以及部门成立后新招进来的员工。
进来以后，部门的状况有点让我吃惊。不仅大家都没有相关产品的开发经验，而且开发部硬件负责人，在联想程控机工作多年，也是程控部门主要技术人员的于小童，连项目计划都不太会做。部门几乎不开会商议事情。员工几乎从来不加班。
当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比较差，用的办公家具，是从联想其它搬走的部门留下的家具中，挑选不太破旧的来使用的。我们这个部门的待遇，也比较低。无形中给了大家一种“后娘养的”感觉。
外部环境也挺困难。这个产品在国外也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放市场。我们拿不到别人的样机。而且需要的一些关键器件，都很难找到。我们的产品将要采用的微软的WINDOWS CE操作系统，还没有开始汉文版的开发。
但是，贺志强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与微软WINDOWS CE的中文版同时发布我们的产品。我刚一到，他就催促我立即开始开发工作。1998年春节期间，于小童打电话给我，高兴地告诉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于我们产品的液晶显示器。春节假期一过，我们便正式启动了开发工作。
我们当时采用的是飞利浦的嵌入式应用CPU。对方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一个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Neehua，在三月份来北京给我们做培训。第一天的培训结束后，Neehua找到我，相当激动地问我：“你们的人到底能做什么？你想让他们做什么？”显然，我们的技术人员离他的期望，和他在其他国家遇到的技术人员的水平相比，差得有点远，问了很多他认为不需要回答的，很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我多少有点儿硬着头皮地安慰他，并和他套近乎：“你别着急，现在你帮我们一下，几个月后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帮助你们。”他恐怕没有相信我的话，勉强把培训做完了。
4月份联想新财年开始，贺志强让我把下面员工的工资做了一些调整，我的工资由他另行考虑。大家的情绪向好的方面有了一些改变。
项目在重重困难中向前推进。微软从西雅图派任建到微软中国技术开发中心，主持WINDOWS CE的汉化工作。任建原来任职于联想，与贺志强是同事，后出国留学。按计划，我要求我们在6月底必须做出一个实际产品大小的，能够工作的样机。当时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样机。因为有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没有在大的实验板上解决，做这样一个样机，在技术上意义并不大。六月下旬，我去美国出差。其间几次打电话叮嘱样机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