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我的职场十年 谢耘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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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我带回来的只有用英文写好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也没有悉尼大学的学位。

　　回国前，我的导师Marwan　Jabri让他的两个新来的博士生来找我，就他们的博士研究方向来向我征求意见。Marwan也非常希望我还能再回来，并把邀请我来做研究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在我决定回来的时候，一个通过互联网认识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认真地问我：“你真的就这样回去不再出来了吗？”我告诉他是的。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我实在难以清楚地解释，便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这个人比较认命。此生生为中国人，就打算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国人；如果我这一辈子中国还是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下辈子一定直接投胎到美国去，也省得办绿卡了。后来看到钱宁写的《留学美国》一书。在书中，他对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如此描述的：坐在飞机上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呢？我感到很难回答。在我，那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承诺要完成。

　　1992年8月，我从冬天的悉尼回到夏末的北京，当老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几乎都问同一个问题，　“你怎么回来了？”这个问题问多了，我便不自觉地开始理性地思考其中的答案。作为国家公派人员，按时回国自然是理所应当，不过这确实不是我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当朋友们不断地提问的时候，我头脑中常常会回想起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们。

　　扪心自问，自己如果有一点本事的话，绝不敢认为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我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小学班主任李秀云老师教了我四年的时间。那还是在文革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升入四年级以后，每次考完试，她都会用红纸，把我们的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墙上。在成绩单的上面，是“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以此来督促我们好好学习。这让我初步懂得了人应该守“本分”。尤其重要的是，她要求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要定点地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同学。由于经常给同学讲解，一个意外的效果是培养了我较强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评价我道：“只要是你明白的事情，你总能给别人讲清楚。你是一个天生做老师的材料。”

　　我的中学的最后一个班主任彭延新老师，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让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他当班主任时期明确形成的。

　　中学时代，另外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是政治课老师李杰。当时他是省特级教师，后来任我们中学的校长。李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非常投入，认真和用心。或许当初他讲得很多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许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哲学家的眼里还非常的初级。但是，他让我初步体会到了分析非形式逻辑的社会现象的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辩证法原则，尤为重要的是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

　　在大学，身材不高，湖北籍的英语老师萧家琛对我们要求严格而不苛求，堂堂课上要考试，但是期中和期末的考试却从来不难为我们；萧老师的严厉，让许多同学在每次上课之前都感到相当紧张。18岁上下的我们，正处于浮躁期，他在课堂上放下正常的教学内容不谈，来教训我们20分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他的一段曾引起我们哄堂大笑的话：“学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下苦功夫。不像生孩子，还有无痛分娩法。”为了在课堂上能让我们听到原声录音磁带，他几乎每堂课都要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笨重的大录音机。他背着将近有他半人高的大录音机走进教室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他的督导下，我不仅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看到他身体力行地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敬业。在2004年给母校捐款1000　万元的邓锋，当时和我在一个英语班。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感慨地对我说过：“我现在能有这点儿英语水平，全靠当初在萧老师的高压下打下的基础。”

　　刚刚从军校专业过来的基础物理老师高炳坤，多数时间都会背着“小军挎”，身着旧军装来到教室。他的身体不好，讲课经常虚汗淋漓，却把物理原理讲得深入浅出，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他的一个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奉为经典：“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只是有的时候，那个‘解’的形式，或许你不太喜欢。”2001年，我们入学20周年。回到清华，我又见到了高炳坤老师。我有些好奇地问他，他是如何能够把课讲得那么好。我以为他是受过“大师”的指点的。他平实地告诉我：“我无非是多下了工夫而已，没有什么诀窍。我每次备课都很耗神。”

　　这些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中国或者还在文革当中，或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我认为他们培养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提职或奖金等个人目的。文革当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文革后为了这些，他们也不必如此地卖命。他们完全可以找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方式达到那些功利的目的。

　　他们用语言，用行动，用心血在教我们做人，在传授知识。我知道在自己的身上，留有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我现在如果还拥有一些“价值”的话，那也不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无法心安理得地长期留在异国他乡。

　　记得在悉尼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有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华裔留学生。一次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大陆来的学生都不打算回去。我告诉他，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太好，问题挺多。他反问道：“那不是正需要你们回去吗？”面对他这十分简单而清晰明了的推理逻辑，我无言以对。是啊，抗战中，很多像他这样拥有一双清澈漂亮眼睛的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报效，乃至战死沙场。那个时候国家的情况，从任何角度来讲，都应该比现在我们面对的要糟糕很多。

　　对这个国家而言，我清楚自己渺小的还比不上沧海一粟。但是这个国家对于我个人来讲，却几乎是自己人生的生命意义的全部。

　　我决定回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驱使，而只是因为希望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才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与回国后工作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没有太大的关系。

　　1993年1月3日晚，做完了论文答辩的最后的准备，我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浏览报纸。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我爷爷的学生们写的纪念他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为了国家，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第二天，我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　3月毕业，就职于一个只有60人的做雷达的国防企业。因为我的专业是雷达信号处理。就这样，我平淡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其后的岁月，绝大部分时间也并不光彩夺目，甚至有时相当落魄。即使在我的小狗都沾我的光上了电视的时候，我依然住在一个租来的，没有任何装修的；位于北京海淀区上地开发区内的单元房中。那时候，我的积蓄还不能够支付上地一个普通的单元房的首付款。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反问过自己，当初是否应该回来。

　　　　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尽管不必超凡脱俗，但是心中应该拥有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不计代价，必须兑现的承诺。否则，生活纵使充满阳光雨露，人生哪怕历尽沧海桑田，生命终究似无根浮萍，如一缕清烟，随波逐流，过于轻飘。

我的职场十年（十二）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4日10时13分
【内容提要】改变精神面貌有时候可以很快，但是提高能力，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然，建立部门文化和共识，彼此能够默契配合，就更难了。

捏合一个缺乏士气的团队

　　我刚刚到任的时候，我们部门的状态，是无法完成我们的任务的。当时我首要的一个问题便是招募人员。在这方面我原来没有任何经验。在惠州的集团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带领的队伍，是早就组建好的。如果需要人，集团公司会来安排出去招聘，根本不需要我自己操心。而现在不同了，我必须自己主动想办法。刘晨晖便来教我如何借助集团人力资源部来找我们需要的人。

　　我们从集团拿到不少简历，但是通常是别的部门挑剩下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便和集团人力资源部联系要求直接参加他们的招聘活动。人力资源部非常热情。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几乎参加了集团人力资源部组织的所有招聘活动。我成了集团内业务部门参加招聘活动的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尽管当时我的级别其实很低。我当时很自然地认为，招人是我这个总经理必须亲自参与的事情。

　　不过，我最得力的一个员工实际上是“捡来”的。4月初，我部门的员工李建邺问我：“咱们还需要人吗？”我说当然需要。他告诉我，有一个哈尔滨工程大学（原哈船舶）毕业的硕士生刘晓炜，分配到船舶总公司船舶系统工程部，正在等待进京名额，现在暂时住在他的宿舍中。刘晓炜被李建邺请到公司，我和他简单地谈过后便聘用了他。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是我在做掌上电脑期间，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由于我们这个团队绝大部分人都很年轻，缺少相关的经验，而又要去做相当困难的事情，我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用各种方式，来培养年轻的员工。这与我在惠州工作时候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在这段时间里培养员工的本钱，大都来自于我在惠州的集团公司工作的经历，来自于李平，谭自强，两任总经理，总工程师和周博士等他们当初对我的帮助和培养。

　　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这个团队缺少信心，士气低落。也难怪，不论是从联想技术中心，还是从联想程控机事业部过来的人，他们原来部门的结局都不好。在事业上大家是受到过挫折的。而新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再加上我们远离QDI总部，工资待遇也不高，大家感到我们这批人以及做的事情不受领导的重视。

　　为了尽快改变局面，我首先为部门做了一个初步的规划。规划的题目是“追求卓越”。当时我还不熟悉“理念”“远景”等带着洋味儿的管理名词。我明确提出要在两年内，使得我们部门研制的产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我当时对大家承诺，只要大家真心的努力，我一定帮助大家成为优秀的人才。为了使大家相信我不是信口开河，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给大家介绍我过去的工作的经验——我们当初产品如何出口美国，如何与东芝一比高下。

　　同时，我也给大家反复讲了我自己的一个非常深的感受，那就是不论是什么事情，既然做了，就应该认真地做好。这样你一定会有收获，也才对得起自己。否则，岂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与其在这里混日子，还不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就是由一分一秒构成的吗？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人的辞职，但决不接受一个员工拿着工资，满腹牢骚，敷衍工作的情况。因为这对员工自己，对同事，对公司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也有悖于基本的职业道德。

　　当然，仅仅靠说教远远不能真正改变局面。士气是要靠自己的成绩来激发的。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帮助大家把我们每一部分的工作，迅速地展开和推进。从做开发计划开始，到寻找器件，解决结构设计人员问题，寻求合作厂商的支持，规范开发管理，建立管理机制等等。

　　建立管理机制方面，我制订了周报和每周例会的制度。我刚来的时候，技术人员是要包打天下的，不仅做设计，还要自己骑着自行车到中关村买器件，自己布印刷电路板。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专门招聘了实验室管理和印刷电路板布线的人员，以便让开发人员的精力能够更集中在自己的开发工作上。同时，我们补充了一些必要的开发设备，而且我要求大家买质量最好的。结果他们买来了一千多元一把的电烙铁。这使得他们原来的同事看到后非常羡慕他们，说我们的员工有了一个懂行的老板。

　　情况很快有了一些变化。大家开始自觉地加班，并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因为我们是和工业投资公司共享会议室，我们的变化，曹老师很快就发现了。　1998年3月份，有一次曹老师碰到我时说：“你还真有点本事，这么快大家的气氛就变了。”我来到这里以前，工业投资公司的员工看到我们这个部门的人天天不声不响，好像死水一潭，认为这帮人不会搞出什么名堂。

　　到了7月初，我们的第一个样机出来，士气问题基本解决。

　　改变精神面貌有时候可以很快，但是提高能力，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然，建立部门文化和共识，彼此能够默契配合，就更难了。

　　为了帮助大家尽快提高，我只好花大量的时间关注主要员工的工作细节。发现问题，马上给他们帮助和指导。幸好我的部门最大的时候也不过才有五十名员工。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惠州那段时间的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我的精力消耗，也非常之大。那段时间，除开睡觉，我想的几乎全是工作上的事情。员工说我的耐心好，而且奇怪为什么他们心里想的一些事情我都能猜到。我的朋友看到我帮助员工分析问题的情景，说我挺像幼儿园阿姨。

　　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我会把本周部门内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事情拿出来，给大家分析，从现象到原理，层层剥离。这样做是希望大家不只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也要学会一些一般性的分析方法。许多问题，我会不断地用不同的事例，从不同的角度来反复地给大家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