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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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吃过挨整的苦头，说话比较慎重，但心地善良，从不加害于人。而那位向支部汇报毛承志电话中肯定《泥土》一诗的老干部，是从北方农村来的，经过土改、参加过战争，定然也参加过三查五审，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也许是个五代贫下中农，也许是地富出身，也许挨过整，属于那种以残酷无情的整人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或革命觉悟高的人。
晚饭后，我带着茫然和凄凉的心情回到单位宿舍自己的小家，多想从查汝强那里得到解答和温暖。见查汝强冷脸相迎，我没有勇气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只好低眉请教：“《泥土》这首诗到底有什么问题？”查汝强板着脸说：“胡风已经是反革命集团了，还能说胡风集团的人写的诗是好的吗？”
查汝强的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反让我回想起我所知道的胡风：他自1931年参加左翼联盟，精心编辑《七月》《希望》等杂志，培养了一大群追求革命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1949年他从香港辗转投奔北方解放区。他这些行动不都是革命的吗？
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他参加了天安门建国盛典，激情地挥毫写出《欢乐颂》：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胡风的朋友鲁藜、卢甸、阿垅、绿原、彭柏山、曾卓、邹荻凡、冀汸、罗洛、贾植芳、耿庸、王戎、梅林、何满子、方然、路翎等无论在四川、在广东、在湖南、在天南海北，都将激情献给了共和国和毛泽东。
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却不断地遭到批判，这我能理解。可现在却说他们中有人在抗日时与国民党有过工作关系就扑风捉影的说是反革命，那在国共合作时期，一些中共党员也参加过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或其政府里工作还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又该如何解释呢？
胡风在1954年7月向中央送交了他写的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针对批判他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辩论，他认为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宗派主义。我也没看出他这是反动言论。
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中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一、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遥远的彼岸，再也无法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二、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算是生活，……
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
四、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五、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把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李辉著《胡风冤案始末》146页至147页）
以后我才懂：胡风如此针锋相对地，尖锐地反对“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能不遭到灭顶之灾吗？
他以为按文艺规律提出的意见，一定会引起被他无限崇拜的伟大领袖考虑，不是批判他，而是去清算批判他的那些“宗派主义”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太天真了。
而我当时的“不明白”，也是天真得不识时务。
看我如此的愚钝，查汝强对我鄙视地说道：“你觉悟太低了！”听到丈夫的贬语，比听到所有的批评都难受，瞧着查汝强苍白的无笑容的脸，好伤心哦，丈夫也看不起自己了。凭什么？凭什么？虽然你曾经是两个大学的地下区党委书记，我是个普通党员，能力有大小，觉悟却是一样的呀！士兵的觉悟决不低于军官，冲锋陷阵的是士兵，勇于牺牲的是士兵。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解放后，下工厂、农村总是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时也尊重别人。就在这年春节前，我到门头沟煤矿去参加工人的业余文艺活动，观看工会干部崔国印写的剧本演出的彩排，演出后的讨论会上，有的人挑了许多毛病，几乎把这个剧本枪毙了。可是我发言说：“我看这个剧本还是可以的，有毛病可以改吗？”，没想到我好心的一句话救活了这个剧，此剧得以在春节为矿工演出，并受到工人的欢迎。20多年后，崔国印竟然和我共事于北京实验京剧团创作组，他重提往事，还非常感激我当年的支持。其实我早已忘记，当时不过是凭着一颗公正的尊重创作者的好心来办事。可此时，为什么平日的好友、亲爱的丈夫都不能善待自己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亲人如此的冷淡的人，这是我成人后第一次遭到打击，但哪知这仅仅是开始。
二、“泥土“为什么变味了
没过几天，支部开会宣布毛承志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嫌疑分子，隔离审查。支部委员和我谈了几次话，由于我始终没认识自己有错误，因此也被勒令停职检查。晴天霹雳第一次在我头上炸响，没有工作的权利了，不被信任了，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和毛承志，解放前同在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一入学便成了中共党外围组织——群声合唱团、新诗社、力行图书馆的积极分子，毛承志还组织我们成立了响应革命的《野火》壁报社和读书会。我们吸吮着各种各样的进步色彩的文化，也吸吮着《泥土》的力量。因此胡风流派的作品也成为我们追求进步的一种启蒙作品。我不再把自己当成小姐、当成珍珠，而是像泥土一样平凡，把自己无私地献给了民众，宁为民众通向幸福的道路上的一粒尘土。我理直气壮地将当时的思想向支部汇报，可支部审查小组里，谁也没有耐心听我的解释，竟然让我交出我的日记和与毛承志在学校时交换心得的信件。哪里有法律，哪里有隐私权？当然我那时我也不懂法律，既使懂得也不敢对抗，因为我已受刘少奇宣扬的“党员是党驯服的工具”的影响，以为至高无上的党对自己的党员索取私物，也当然是有权利的。我乖乖地交出了信件和日记，还幻想：也许这有利于组织了解我，因为我的日记和信件中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哪知道要这些材料的人，就是为了在鸡蛋里挑骨头，以整人显示他的紧跟，他的进步，他可随风上扬。
我被停职以后，查汝强对我就更是冷淡，相处无言，于是我常回母亲家住，孩子们周末也回母亲家。
反省期间，审查组负责人之一，头号“借风者”追问我：“毛承志给你的信中说的‘要提高技术’，你必须交代清楚，是什么特务技术？”一下子把我问懵了，那时我们是不要命的干革命呀！怎么能与“特务”二字联系起来？我回答道：“毛承志那句话是指要提高写作水平。”他说：“那应该说提高艺术技巧”，接着他一声冷笑：“哼！”显露了他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的内行话的得意之情。也奇怪，当时毛承志怎么这样写，也许是一时笔误，但这与国民党特务是绝对沾不上边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一群追求中共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哦！可没想到“借风者”竟然提出这么个问题：“你能保证他不是特务吗？”我说：“可以！”“你每分钟，每秒钟都和他在一起吗？”我说：“那当然不是。”他说：“那你就不能保证。”逼得我无话可说，但我也不能瞎说呀！于是就这样天天、月月的处在停职受审中。
这反省的日子好难熬啊！凡是能反省出来的都是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对革命学生实行大逮捕时，有位上了国民党抓捕名单的叫葛福群的支部委员正要跑出校门，可外来的特务已把住学校大门。这时，我也到了大门口，我看到葛正处于危险情况，就故意和把门的特务纠缠，因为我不过是普通学生、小女孩，我才不怕特务呢。就在我与把门的特务吵闹时，支委葛某乘机从我身后跑出校门。通过我入校后的一系列表现，8月底我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外围组织——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12月12日我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
从此‘1212’，这个数字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诞生日还亲切啊！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就是50年后，当银行储蓄实行用密码时，我脑中首先跳出的是1212，可在1955年我这个热爱党的青年，居然被疑成与国民党特务有关，实在太冤了。
北平解放前夕，党小组长吴瑞章对我说；“解放北平，党有两手准备：一边和谈，一边做应战准备。若战争，则需要将应保护的单位所在方位画出地图来，以便重点保护。你和毛承志负责白纸坊一带。如果打起战来，共产党员就要挺身而出保卫这些单位，这时可能遇到流弹，有牺牲的可能，你能做到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印钞票的工厂就在白纸坊。但觉得党能交给我们这种直接关系到解放北平的任务，真感到无限的光荣，立即向小组长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直至牺牲！”这时脑海中出现了凤凰火中涅槃的景象，因此毫无死亡的恐惧，只有辉煌的幻觉。现在看来当时是多么单纯，多么勇敢，多么热爱人民的解放事业。但当我向审查小组汇报这些时，只落得鄙夷的冷笑和斥责：“小资产阶级！”委屈得我眼泪直往下掉，接着听到的是‘借风者’的撕裂人心的辱骂和污蔑：“别装蒜了，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反革命嫌疑问题！”天啦！我识、他识，竟是如此天渊之别，只好沉默。
在孤独的反思中，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1948年深冬，我穿着灰底蓝黄格棉袍，裹着红头巾，毛承志身着黑呢大衣，我们迎着朔风黄沙在宣武区白纸坊、南菜园一带逐街逐巷地寻找应该保卫的单位，凡是学校、工厂、机关的位置全部画下来。那时看到一条偏僻小街上，半条街上铺晒着人粪干，也许那是卖到农村做肥料的。还见到一些工厂的门卫多是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袖筒里，步枪竖抱在怀里，两只脚原地小跑。近黄昏时，三、五老鸦绕着光秃秃的树枝“呱呱”的叫，增添了旧城临将灭亡前的萧条。我心中却是一片繁华似锦：我想着即将解放的北平，将是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处处是阳光，处处是歌声，没有粪干、枯枝，黑鸦也一定变成了绿树、黄莺。
我们在北平最贫穷的南城转了两天后回到学校，正好是寒假，教室内空空荡荡，可容我们仔细地画一些企业、单位的位置图。毛承志本来善画，记心好，又认真，画出的地图清晰明了，小组长表扬了我们。
回忆到这里，我不得不顽固地思索，我亲自和毛承志做的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和国民党特务联系起来，红的就是红的，怎么能说成黑的？怎么能指鹿为马呢？这是什么逻辑？是《泥土》变味了？还是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希望别人是反革命？或者说扩大了当时党提出的战果，自然也就表现了自己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权利的增加？地位的提高？有的人也许清醒，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是自己的丈夫不也是人云亦云吗？我这哪里像反省，简直是在对抗。既然如此，也只好继续接受停职反省了。
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失去工作的日子，度日如年，愁云笼罩。
1955年日记：“8月3日：下午，在宣传部门口碰见陈灿（北师大中文系同班同学，文革中被整为走资派后得肝癌死去。），她说她已风闻我的问题，她态度很冷淡，我同她一起走出市委大门，想和她边走边聊聊，可她推上自行车，一迈腿上去了，她说：“我先走了！”虽然我也骑上车，怎好追她？一阵寒流穿过我的心房，我的喉头梗塞了，好久，心不能平静。想起在学校里，我们同班，她是福建人，可能很不适应北方气候，经常流清鼻涕，头发也是乱蓬蓬的，班里很少有人接近她，可我觉得她太孤单了，和她接近，她也就离不开我了，于是我们常是形影不离。我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也曾动员她参加民联，可当时她说：“如果共产党员都像老曾那样，我不入。”我说：“怎么可能都像老曾一样。”虽然我一再做她思想工作，她还是不入。她来师大前当过教员，老曾是我们班上的一位男生，也曾是教员，他二人互相较量。老曾为人锋芒毕露，到师大后很快参加了学生运动，对陈灿有些藐视，陈灿估计老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从而影响了陈灿对党员的看法。北平解放后，我出校参加工作，陈灿则继续上学。解放后，她何时入的党，我不清楚，已听说她是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号称“拼命三郎”。解放后我们一直没再见过面，好不容易见了面，她却对我如此冷淡，在学校时情同姐妹，今却何如路人？被党被同志不信任，连老同学也不理我了，好痛苦啊！
何时才能解除这痛苦？看样子不是短期的，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将被痛苦淹没。做一个共产党员要禁得住被冤屈的考验，不能因此对党不满。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广大善良的人民，为了美丽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永恒的真理，在真理面前要永远坚定。总有一天，人们会了解我的。人们，我爱你们，你们不了解我，我是痛苦的；你们了解我，我永生幸福。我要帮助你们了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了解：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