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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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
一、失望中的日子
虽然我那么努力劳动，养猪、养鸡都是呱呱叫的，成了猪医生、鸡医生。一个季度就交市委机关一万来个鸡蛋，……可第一次摘帽却没有我。我沮丧，我不甘心，我继续奋起。
当然我所能改造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至于思想么？似乎不可能根本改变，本来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我心胸坦荡，因为我光明磊落。只要有条件我照样逛大街，还花了25元买了个樟木箱子，现在我女儿将它改造为电视柜，以增加她小客厅的古色。当时我还买了一床高级俄式毛毯，50元，至今仍属家中的高档物品。劳动休假在家，我一个人一天之中可以连续看四场电影。那些“左派”他们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见人低头。可我偏要自己寻开心，我问心无愧。1973年我已摘帽了，被借调到北京曲艺团协助创作时，当时曲艺团一位年轻的女领导，还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对我说过：“你怎么和别的右派不一样？”她所指的不一样，就是觉得我对她不那么必恭必敬。我借到曲艺团不久协助演员关学增写成歌颂劳模王国福的小唱段，并作为教材选用了。这位女领导从此就不再让我写作，而是派到工厂、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就回京剧院了，再没见过那张骄横的脸。
1960年我继续为摘帽不遗余力劳动。
有天，我正挑两桶泔水去山上猪圈，途中遇见刚摘帽子的头人李某，他激将地对我说：“你能挑起这一挑吗？”指着他身边满满的一挑杂物。我也是年轻好胜，回曰：“能！”一努劲儿，我还真挑起来了；但听见自己的骨节一声轻响，啊！腰扭了，我什么也没说，独个儿忍痛一瘸一瘸地将泔水挑回猪圈。第二天，我右腿抬不起来了，只好请假进城回家看病。医院诊断：闪了腰引发“坐骨神经痛”，不能劳动。这下子，摘帽又要后移。
我在家经过两个月的治疗，返山沟劳动。
1960年冬，领导将我和市委的另几位右派：白祖诚、叶向忠、张万昆、王志诚调出一担石沟市委劳改基地，到北京西郊农场的白家疃果树队劳动。我们仍然戴着沉重的铁帽子，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修剪果枝、施肥、收果。
劳动之余，队长让我兼管幼儿园和女工的一些事，挂了个生活副队长之名。因此惹上一些烦恼。
有次队里赶大车的一位青年工人不小心，被自己的车辕子捅了肚子，痛得动不了，他妻子找我让我赶快想法送她丈夫去医院。可我们近处没有汽车，我向果树队支部书记汇报了情况，请他想办法，他说：“别理他，他是个调皮鬼，故意的。”但他妻子一再地让我赶快救人，我也怕真的耽误，又去求支书，他不理。我说：“请你将自行车借给我，我去公路上拦辆汽车吧。”在我执拗地要求下，他将他自行车的钥匙扔在地上，我立即捡了起来，一阵屈辱涌上心头。但顾不得那么多了，飞快地跨上自行车到公路上拦了一辆运货卡车，求司机救救急病工人。这位司机心地善良，送受伤的车把式到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立即给他开了刀，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人就完了，肠内的粪流出来已经污染了内脏。好险啊！支书，你为什么那么狠心？那么鄙视地把救命的钥匙扔在地上，让我躬腰而拾，你不是市劳动模范吗？我执行职责，难道就是同情‘坏人’，是一丘之貉吗？何况车把式不是坏人，只是个平常爱提意见的年轻人啊！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同情心？是“阶级斗争”扭曲了你的人性？
在那时，阶级斗争论害了多少人啊！它不仅戕杀了许多人生存的权利，也戕杀了许多人的人性。与我同住一个女工宿舍的一位青年女工，将瓜果皮乱扔在室内地上，我说请她注意点，她就回了我一句：“大白菜不要屎来浇。”，她还以为自己说出这种侮辱人格的语言是表现出她的立场坚定、是与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的崇高革命情意，她是共青团员，是支书培育的入党的对象。当然不能怪罪他们，他们是中了极左路线的毒害。
二、饥饿
1958年我在北京东郊豆各庄劳动改造时，就体验了大跃进、公社化、食堂化的浮夸风。
所谓‘公共食堂’一曰：“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二曰：“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徐水县是‘共产主义试点’，但他们的‘食堂化’实际是靠县财政拨款，县里生产成绩也是虚报的，实际没有财力，商业资金也不能周转，供给制几个月就夭折了。大炼钢铁的结果是把从各家各户没收来的铁锅铜器都变成了废渣。农田也因失去劳动力而草掩禾苗。此时已有一些面对现实敢说真话的人在担忧了。彭德怀的一位老乡湖南平江的一个老红军就给彭德怀寄诗一首：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咙、喉咙，胡、疑问词。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01页）
彭德怀也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很担忧，他在1959年7月参加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想为人民呼吁了。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四千字的意见信，详细地论述了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办法。其中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倾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引自《文革前十年的中国154、155页》）
会议领导将彭的信印发，让与会者讨论。讨论会上毛主席发言，先定了调，说此信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谁还敢支持彭的观点。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黄克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私下和彭德怀议论：这样不能考虑不同意见，很像斯大林后期……。很快就有人将他们四人聚在一起，向上汇报。于是庐山会议开始的“神仙会”变成了斗争会，张、黄、周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1959年6月29日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原是带着爽朗的笑声、满怀壮志来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与同志们共同总结经验教训；8月16日却背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沉重的包袱和戴着“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帽子灰溜溜地下了庐山后又被赶出政治局。下放西南山沟，文革中揪回北京批斗至死。
但历史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的。虽然彭德怀的好心上谏，换来了自己的毁灭。但震天动地的“三面红旗”，终于在1960年“跃进、再跃进”的高歌中愈来愈显露出其招展的旌旗色彩暗淡。虚报粮食产量、浮夸风、食堂化等，使粮食供应极度匮乏，也磨灭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城乡人民饿着肚皮搞“大跃进”，结果使大面积的人群浮肿、肝炎流行，导致了大量非正常的死亡。可怜先烈们用流血换来的新中国一时饿殍见城乡。1960年三年灾害达到高潮，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当时平价的食物已经实行配给制，初始，北京每人能分到30斤左右的粮票，后来30斤也发不出了，压到20几斤。现在食物种类丰富，粮食吃得少，可那时各种食物均极匮乏。粮食再减少，饥荒就来了。北京人还可以得到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半斤点心票。十七级以上干部（县团级）可得到一斤黄豆票，半斤白糖票，成了一般干部和市民羡慕的‘糖豆干部’，首都的这种低待遇已使外地人垂涎三尺了。
我母亲和继父的家庭属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继父一级教授的月薪300余元，母亲是大词典编纂处的文员，一月也有60余元工资。当时核桃3角钱一斤，鸡蛋5角一斤，比较起来，他们的收入维持他们二人的营养本应是富富有余的。但由于定量配售，吃不好，他们饿瘦了。只好到饭馆去用高价饭菜补充营养。在饭馆吃饭，还得小心，一不留意，饭菜就可能被几只饥饿的手抢走。
在西郊农场果树队劳动的我，常吃瓜菜代粮，报上也号召“瓜菜代”。可城里人连瓜菜都买不到，也无法“代”了。当时许多高校师生因饥饿而浮肿的比例还高，北京人见面爱问：“你吃了吗？”那时见面就问：“你浮肿了吗？”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瓜菜代可以减肥，可对当时缺肉无鱼而劳动强度又高的人们来说，则经常感到饥肠辘辘，因此我们也都在村庄里高价购买农民稀有的鸡蛋。一个鸡蛋可卖到五毛钱；是原来一斤的价钱。就是出这个价钱，在城里也是买不到的。卖鸡蛋的老太太可高兴啦！她们说：“养只大母鸡比养个儿子强。”
我每月回家都给父母买些鸡蛋或5元一只的野兔或队里生产的瓜果，在饥荒年代这些算得是珍品了。这也只是在首都京郊才可能，外省市城乡觅食，走向挖树根，煮皮鞋、煮皮带……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中有很具体的描写。我从我的好友、1946年在兰州志果中学的老同学杨世华写的回忆录《走过寒冬》中，更看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一千多名右派，活活饿死了一半，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残酷事实。
建国后，杨世华在天水三中当历史教员，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夹边沟农场劳改。
他叙述道：“说到死，夹边沟里死人多，这倒不足为奇。有一天早上队长通知我们赶快起床到隔壁的地窝子里开紧急会议。外面白雪皑皑，冷风刺骨，我急忙走到隔壁地窝子，找个炕边坐下，身边还有一个人蒙头大睡，我说：‘起来呀！开会啦！’他还一动不动，我揭开他的被头一看，苍白的脸上瞪着双眼，人已经死了。‘报告队长，这里有个死人！’管教队长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用被子把他包好，抬出去放在门口，等埋尸队的用马车拉走就是啦！’跟着队长对大家说：‘昨天夜里有人把邓立之大夫的肉割下来煮着吃了，狗日的，这还是人干的吗？’话一说完便冲着门口喊道：‘把吃人肉的人押进来，开个斗争会。’一下子押进四个人，其中三人便是我们地窝子的，怪不得昨晚深夜了，他们还在鬼鬼祟祟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原来是煮吃死人肉去了。其中一人还是伙房的炊事员，他是从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分配在天水地区清水县教育局工作，划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劳教的。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大家气得去煽他们耳光，可我们连举手的气力都没有了，落下去的巴掌恐怕连只苍蝇也打不死了。会后把他们关入禁闭室，临走时，还有一个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们实在饿极了，吃的是死人的肉啊，也犯法吗？’”
“我和邓大夫相识在1959年底，我们在零下20度给火车装石子，必须在两小时内装满一列车。队长督战，不管大风大雪，一声令下‘轻装上阵！’大家就得脱掉棉衣，只许穿背心裤衩，抬起重叠二层或三层的满筐石子跑步爬坡往上冲，一边喊着劳动号子：哎哟嘿！加油干啊……。如果发现谁慢了，一脸杀气的某干事就跑到你跟前对着你耳朵大声吼道：‘你是死人呀！你想扣饭了吗（不给饭吃）？’人们已气喘嘘嘘淋漓大汗了。严冬就是这样无情地在你身边走过。我万万没想到原本胖墩墩的邓大夫就在1960年这个冬天死掉。”
粉碎四人帮以前，将这三年灾害称为‘自然灾害’，粉碎四人帮后，改称‘三年灾害’，已经把主要是人祸的因素包含在内了。
我这位老同学杨世华后来虽然又回到中学任教，但受夹边沟农场冻累饿的折磨，使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2002年秋我去兰州时，见他已气喘嘘嘘行走困难，上楼由他外孙揹着。2004年11月23日去世，年七十六岁。
近日听到电视中播放李叔同的《送别》。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歌声凄凄，思旧之情油然而生。
我立即拿起电话，给在北京的兰州老同学联系，幸好周琳珠、焦玉琴、刘振武、刘英都健在。但也有一位零落了，那就是1946年在甘肃天水我参加话剧《武则天》时，曾同台演出的艺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歌唱家寇家伦，2005年因病辞世。我们这些幸存的人，准备来春聚会，当共举“一觚浊酒尽余欢”。
三、铁帽子
1961年年底，我们在白家疃果树队劳动的几个右派被宣布摘去帽子，开始好欢喜！哪想到‘摘帽右派’照样受歧视。原来右派帽子是铁帽子。
“摘帽”，本应该说明你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了，但偏偏又大不相同，还被呼为“摘帽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们几位可因此不可能回到原单位，由劳动所在区分配，或当中学教员或留公社当干部。我一心还想搞文艺，我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江雪此时在文化局工作。我请她帮助我，善良而热心的她，介绍我到了她介绍我到了梅兰芳京剧团当编剧，我本来不爱戏曲，希望到电影厂工作，她说现在京剧团更需要人，就这样到了梅兰芳京剧团。
仿佛长跑到了终点，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自1958年到此时连续近五年的失眠，一下子好了，不但晚上睡得很沉，白天开会也打盹，团长老叫我精神点，他哪知道我五年的瞌睡需要偿还啊！以后随着希望的幻灭，失眠症延留至今。
我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