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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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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一个温暖的家可能会好起来?我就怀着这样善良的幻想,于1973年春和赵其昌结婚。

    1974年春,天如人愿地我生了个女孩,起名“春歌”,我每天亲着小女儿,仿佛沉溺在春天的歌曲中,我有了新的幸福。

    但赵其昌几乎每天都要生事。起因多是创作中的问题。他和任何人合作表面上很谦虚,不计较名次,但他很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语气,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但又不敢和别人争论,事后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和我吵闹。摔碗、摔杯子,成了家常便饭,摔得碎渣片蹦溅四处,不管是否会危及一旁的幼女。以前在我生活中从没见过这种局面,非常后悔这次婚姻,我想他一定是有神经病。可赵其昌前妻的女儿说:“他没有神经病,我妈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天天打,我吓得直往被窝里躲。”我问赵其昌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毫不讳言地说:“从小我天天都看到夫妻吵嘴,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过去平均每周要摔一个暖瓶,吵完就好,稿费来了就下馆子,没钱就吃清水白菜。”赵其昌把吵架当成家常便饭,这大概是他从小生活在贫民窟内深刻的烙印之一。他不懂得人情,和我浪漫的爱情观天差地别。他是个业务至上者,和任何人谈话,一张嘴就是他的曲艺。迷曲艺,使他曲艺事业有成;迷曲艺,使他不食人间烟火,不懂得关心别人,不懂得平常人的心理状况、生活,不会与人沟通心灵。爱情是首音色丰富的交响乐,不是单调的念经,不和谐的音符怎么也谱不成美好的歌。曾见过一个对“爱的定义”诠释。

    不是一方钟情加另一方怜悯,

    不是一份奉献加另一份回报,

    不是一个强求加另一个无奈,

    爱是两只心弦合奏的旋律。

    不是精神与物质的错位,

    不是施舍与掠取的凭籍,

    不是放纵与贪欲的外衣,

    爱是两颗灵魂的相互撞击。

    不和谐的家庭一直维持到1995年女儿大学毕业才解体。便于孝顺的女儿照料双亲,我们仍是邻居,仍然是朋友。

    在我们分手后的10年中,赵其昌在曲艺界贡献不小,为许多曲艺演员写作了许多好唱段;被中央戏剧学院聘请教授曲艺课;《曲艺》杂志连续发表了他的讲义,他被北京市文联评为“优秀曲艺艺术家”。我为他的成就高兴,他有三个孝顺的女儿,是他的幸福。

    十一、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规模和时间都超过了1949年后的每一个运动,整整十年。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癌症去世,终年78岁。4月1日,自发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群众近10万人。

    4月4日群众达到200万人次以上。全市工厂、院校的学生都出动了,花圈从纪念碑周围一直摆满到天安门广场,又由广场摆到了对面的金水桥,还挤占了长安街街道。诗词随着花圈飞扬。悼念伴着口诛与笔伐,到处是激昂慷慨的朗诵、讲演和控诉,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我印象最深刻的诗,是:

    洒泪祭雄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钟建一这时已经24岁,跳楼摔碎的脚跟早已治好,在和平里的一个街道工厂当冲床工兼业余理论教员,独立居住在我们永安东里那个简易的独单元里。他热情地、不顾一切地参与“四。五”运动。而我估计“中央文革”对群众残酷的镇压必会到来,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下了班就骑车去看他。连续半个月,群众活动一直发展到罗列四人帮的罪状。

    4月4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市委立即调集车辆,连夜把全部花圈、标语等送火葬场销毁。

    4月5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群众同在场的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冲突,江青等岂能容忍,血腥的镇压开始了。抓、打

    在镇压开始的第二天傍晚,我推开建一的房门一看:一片狼藉。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橱柜敞开、床上、地上散扔着被翻出的衣物,可就是没有建一,但锅里的饭还是热的,切好的菜还没炒。啊!儿子!你果然被抓走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痛苦地想着:“儿子!你在哪儿?”时针已走至夜九点,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何处去寻?何处去打听?一个摘帽右派,谁会帮你?一阵恐怖,无情袭来,吓得我心房发颤:江青对反抗他们的人能放过吗?他们对毛主席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毫不留情地往死里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百姓那不是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吗?只怕儿子这次永远回不来了。我突然号啕痛哭,谁也听不见我的哭声,除了那四壁氤氲的黑雾。

    我度日如年地企盼着上帝在冥冥中的同情。居然在20几天后,我终于等回了亲爱的建一。我一边给儿子洗衣服,一边听儿子讲他的历险记。儿子说:“那天我正在纪念碑台阶上分析‘物极必反’的道理,忽然就上来几个警察抓我,听众拦警察,警察就大挥警棍,而且跟着又蹦出十几个便衣,我怕他们打伤群众,多抓人,就让大家快散开、快逃。到了拘留所,扔了一星期才开始审讯。我和审我的公安人员进行辩论,他们说不过我,看来他们心里也是同情我的,态度还好。抓的人很多,他们也很累,稀里糊涂地瞎审一通,拘留所也装不下了,就把我们放回来了,但还让我们每天去派出所汇报。”

    我又一次失而复得亲爱的儿子,但此场虚惊非同小可。儿子从此变得凡事必辩,而且辩得极细,可能在拘留所天天和审讯员辩论的结果。

    “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文化大革命似乎接近尾声,毛主席也仙逝。可人们心中都在打鼓,也在盘算:毛、朱、周不在了,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被打倒,难道就让万恶而无知、无能的“四人帮”来执政吗?传闻外省区掌有军权的老将已开始跃跃欲试,如果四人帮正式宣布执政,各路人马纷纷起兵攻打北京,那不形成混战局面?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就在人们担心的时刻,有天早上一起床,就听见外面放鞭炮。急忙忙出门一看,只见街道的墙上刷着大大的标语:“四人帮倒台了!”“江、张、姚、王被逮捕!大快人心!”我和看标语的人们一起欢呼。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76年以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感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有魄力的几位领导人,终于将全国人民置于死地的万恶的四人帮拉下马来。

    伟大的林肯说过:“你们可以一直愚弄一部分人民,你们也可以一时愚弄全体人民,但是你们决不能一直愚弄全体人民”这就是四人帮的下场。

    几乎任何人谈起“文化大革命”,无不对那段疯狂恨之入骨。

    亚里斯多德曾说:“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泰戈尔也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毁灭文化、毁灭人性、毁灭经济、毁灭生灵、特别是毁灭良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是罄竹难书的。

    巴金老作家在文革后,曾提出应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是让世代子孙知道这段历史,不忘记这段历史,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相信巴金的愿望终会实现。

    第十四章再生

    生活像万花筒,

    永远不会重复,永远变化无穷。

    我从小就喜欢眯着一只眼睛看万花筒,小小纸筒底部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碎玻璃片,在六条隔片中、随着手的转动,变化着永远不同的图案花样,我非常惊异和佩服创造这玩具的聪明人。生活的河流,如万花筒一样,每一个浪花、每一条波纹也都是瞬息万千。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阴云一直覆盖着我,那些逝去的浪花和波纹不论它是什么花样,都是低沉呜咽地流过。在我已经绝望的时刻,忽然太阳出来了,生活的河流上又飘起粼光闪烁着波纹和浪花。

    一、拨乱反正

    “遭冤狱,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损伤;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一不小心,害人者会弄得满身肮脏”(英国作家笛福)

    ‘四人帮’的倒台正是这样的下场。

    党中央大举拨乱反正。首先给所谓的“走资派”平反,把他们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了许多干部的职务。1978年春夏之间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和主持下,右派问题得以重新审订,认为绝大部分右派属于错划,应予以改正。从此我也翻了身,回归人民中来。

    1977年传出了右派改正的消息。1979年春节前,剧团人事科科长戴泊到我家,恰好我出门了,他留张纸条给我:“钟鸿:好消息!上午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同志来电话,说你的问题解决了!并说尽可能节前告诉你,让你全家高兴。还说让你节后到市委去办手续。戴1979,1,27”

    母亲在老戴的纸条上加了句:“恭喜恭喜祝贺工作胜利和一切都好!母”父亲得信息,也立即回信:“亲爱的江静女儿:接阅来信,喜得老泪横流,20年的冤气冤案解决了,人生的遭遇多可怕啊!今天又是多么可喜啊!全家都为你狂喜,顺此祝你母和你愉快健康。以后一些情况盼继续告我。父29晚”

    而我自己更激动得填了几首词。

    十六字令

    归,手扶党旗泪水飞,青丝雪,重举幸福杯。

    归,闻讯全家展笑眉,白发父,狂喜泪双垂。

    归,难耐胸中响迅雷,心如火,四化战鼓催。

    人月圆

    手持萧管拂尘土,一曲怨全抛,今年此夜,愁眉尽

    展,红蜡高烧。

    冰河解冻,风和夜暖,月色妖娆,华灯争艳,千门笑

    语,万户吹箫。

    春节后,我去市委,大门外人行道边的丝绒花树是当年我们在等待处理时栽种的。那时,我一边拔除树旁的杂草,一边开玩笑地说:“毒草也可以作肥料。”如今树大叶茂,看来我们这些当年被当作毒草的人,确实起了肥料作用。市委宣传部人员已更换数班,此时的支部负责人让我写个思想总结。当然还不能写打成右派是错误的,而是要求写这些年思想改造的成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原单位给了改正书,原文如下:“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钟鸿,女,四十八岁,家庭出身:职员,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行政十八级,现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原市委宣传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定钟鸿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做了复查,钟鸿同志定为右派的六条,构不成右派言论。经研究,予以改正,恢复党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问发通知书的人:“那档案销毁吗?”答曰:“存档市委!”。

    欣喜之中一串问号钻进脑海,不理解的问题产生了:“走资派“的档案销毁,还补发工资,为什么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就不一样呢?我虽然当时被划为第六类,未降级,工资未减少,但其他被降级或完全剥夺工资的为什么一个不补?给我的结论标题是:“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还将“右派分子”四字作为我名子的属性?应该是“关于改正钟鸿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把通知拿回家后,我自己按我的提法重新写了一条纸,覆盖在原来的标题上,保留下来作为记念。

    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中说:…“父亲到中组部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了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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