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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青年文摘人物版-爱从不卑微 作者内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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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后,杨诗雨拿来一厚沓诗歌稿给我看。等我看完了,他翻出余少华的诗集叹道:“我怎么写也超不过他。”随后掏出一枚金戒指说:“这也是我卖血买来的,不知你能否收下?”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样就能实现青春的梦想吗?”他黯然地说:“这是无法排遣的痛苦。我今生所干的并不是我这一生最想做的。我今生两大梦想,一是成为诗人,二是娶你为妻。但这都成了余少华的现实,对我永远只是梦想。如今,少华去了,我良心上永远有一种负罪感,要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想到他,我的良心就难以安宁……”我突然有一种隐忧,杨诗雨的痛苦有些可怕……不久,杨诗雨离开成都去了上海浦东。临行前他对我说:“让我们把爱珍藏起来吧。我不能再亵渎少华的灵魂。”耶鲁有个卖花姑娘
  “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不管你是耶鲁哪个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女士,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成了耶鲁校园著名的风景。
  “小妹妹,你要一朵花吗?这位兄弟,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老远就能听到安妮特的叫卖声。她一般都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拿着一大捧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路人推销。有人真买花,但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不纠缠,仍然热情地祝他们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很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
  我大一时就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报纸包着,花朵也蔫蔫的。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大概是从某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的街道上,向过路人搭茬卖花。所谓“卖花”,其实是一种变相乞讨。但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有人虽然不买花,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
  我的朋友格蕾丝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她走开后就会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照买不误。“我愿意把钱给她,她不像其他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不只是指望别人施舍。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说。“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的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答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之后,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慢慢地,我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
  从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助理。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10年了。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问题: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住在纽黑文,由她的父亲和继母抚养。“我有很多问题,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鲁就是我的家。”安妮特说。
  在我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标题是《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安妮特无照卖花,以“扰乱秩序”罪名起诉了她,如果罪名成立,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
  卖花执照要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不卖花的安妮特开始愁眉苦脸地站在路边,一边小声地问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张望在一旁注意着她的警察。“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这篇文章在耶鲁社区引起巨大反响,同学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提出抗议。有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给安妮特作为申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抗议他们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安妮特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就在安妮特经常卖花的埃尔姆街上,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在安妮特出庭的那天,许多学生手拿一朵鲜花,举着“花之力量”的抗议牌在法庭上旁听。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尾。警方放弃了对安妮特的起诉,安妮特拿到了卖花执照。之后,她不再卖蔫头蔫脑的菊花了,改成了新鲜水灵的康乃馨。现在,我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欢快的大嗓门。
  春夏秋冬轮流光临耶鲁,而安妮特是耶鲁所有季节里不变的风景。
  (本文作者:高歌) 
 
  
王菲:当一回自己 
  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陌生的香港
  18岁,我来了香港,这个喧闹不休、浮夸奢华的岛国,教我细小孩般被投进陌生环境,眼里充满惶恐,把过往在北京的悠闲自在生活完全打破,不适应的同时还载满严重的思乡病,但碍于要住满一年才能回去的规定,我只好忍耐着。由于北京的好友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只靠鱼雁交往,稍稍解慰寂寥。
  没有朋友的日子,只靠电视、小说,也解不了闷,终于我打起精神去学模特儿课程,由居住地黄埔,只身到铜锣湾上课,战战兢兢,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越显孤独。
  完成模特儿课程,走过儿回天桥,我始终没有选择这职业,那种感觉太狼狈了。匆忙得像毫无准备般,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些时装并不美,我不爱穿,模特儿课程只是我消磨时间的方式,因为爸妈准备一年后送我到外国读书,我怎样也想不到一头栽进唱歌圈子里。
  为着解闷的理由,由爸爸托朋友介绍我跟戴思聪老师学唱歌,唱歌的兴趣如潜藏已久的渴望一下子进发出来,心境如破笼而出的小鸟,翱翔天际。
  当戴老师把我介绍给陈小宝时,他惊讶于我的嗓子,嚷着要与我签约出唱片,我没有太大的雀跃,只觉得出就出吧!
  一切随遇而安。心里所想的是天意让我唱歌,就如飞机终于停泊在人生的驿站一样。
  初入江湖
  19岁那年,爸妈为我与新艺宝签下了第—张唱片合约,许多许多事我还不清楚,模模糊糊,毫不真切,人生就是如此朦胧而不清晰,无法掌握,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只凭感觉走。
  就如此这般,被安排参加ABU流行歌曲大赛,以一首《仍是旧句子》赢得季军,算是我踏足娱乐圈的第一步。
  得奖,出唱片并没有为我增强信心,我依旧患得患失,没自信是因为做任何事都被安排,遇着不喜欢也不敢嚷半句。就这样藏着自我。
  内心深处我仍是混乱一片。北京、香港两地的文化冲击,在我心里起了波澜,进入娱乐圈之后,它的快速变幻,令冲击尖锐化,我面对审美标准和生活习惯都不同时坏境,无疑更惶恐,碍于陌生,不敢宣之于口,于是人家说一句,我就信一句,没有主见,这令我感觉很混乱。
  幸好当时出现了几个影响我颇深的人,陈小宝、陈健添、梁荣骏,给予我不少意见,时间培养了我对他们的信赖。特别是梁荣骏介绍我聆听各种类型音乐,丰富了我的眼界与知识。
  在无惊无险下出了第—张唱片《无奈那天》,我也迷迷糊糊得了金唱片,开始有人注意我,但听得最多的是说我形象老土,说我“串”,当时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辨不清方向,太陌生的环境使我拘谨,成了误解,所以到了第二张唱片《Everything》,公司找专人来为我设计形象,我在无可奈何下,照着做。
  初冬时节,我踏上飞赴美国的飞机,把香港恼人的—切抛下,选择过另一种新生活:投入校园进修音乐。
  这一次的抉择,与决定当歌手、出唱片,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只是当时我并不晓得。
  我明白
  返回香港出唱片,心境很单纯,当时我没有退学,写了信给学校暂时休学,一心准备录完唱片,再回去上学。
  但一张《inghome》的唱片,将我的情况改变,特别是—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让我被更多人认识,在外间的观念是:“王菲红了!”
  身为局中人的我,却有另一个感觉,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无可讳言,这首歌带给我许多荣誉,但是我对这没有共鸣。
  无可否认,今日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这与香港乐坛环境有关。目前我处身其间,我改变不了环境,就如演唱会,我说我已厌倦了花巧的形象,不想再改发型,不想再百变,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本文作者:王菲) 
 
  
座位问题 
  我是隐隐地担忧,以这样纯洁的心灵去处世,对于这个顽强而世故的世界,是不是会有些以卵击石一样显得太单薄而脆弱?我也担忧,他毕竟还是孩子,如果真正走进社会,这一点点纯洁还会保留多久?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剧院看人艺老演员演出的话剧《流金岁月》。我们的票的座位不太好,是后几排的。找到座位坐下,舞台显得遥远,中间像是隔着挺宽的海。演出尚未开始,我对他们娘俩说座位坐不满,观众不会多,等快开演时前面没人,咱们就小孩拉屎——挪挪窝儿,到前面去坐。
  快开演了,果然前面许多座位依然空空的,像露出没牙的豁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让他们娘俩跟我一起走。我和他妈妈坐到前面的座位了,回头一看,小铁冲我笑,没动窝儿。
  演出的预备铃声响了,前面仍然是座位空空的。许多坐在后面的观众一看前面的座位空着,纷纷走到前面来。但即使这样,前面的座位还是没有坐满。我赶紧走到小铁的座位前面,劝他跟我一起坐到前面去。他还是冲我笑,就是不动窝儿。我嘲笑他说:你可真胆小,前面的座位空着又没人坐,你怕什么?前面又没大老虎!他还是笑,稳坐泰山。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都这时候了,还会有人来吗?我回过头冲他招手,示意他这时候过来还来得及。他冲我摆摆手,还是一个劲儿地笑,居然无动于衷。
  演出中间休息。我和他妈妈分别数落小铁,先是笑话他,后来又批评他;先说他胆小没魄力,后说他墨守成规,最后上纲上线说他这样一点闯荡精神都没有,将来走向社会怎么能适应?说他这样死性一点都不活络,一根筋走到底,将来思维成了定势,学习能有什么大成就?……总之,是雨打芭蕉,软硬兼施,希望他就范。像所有家长一样,动不动就能把眼前的小事和孩子将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刻刻不忘教育的功能,我们也是不失时机地教育小铁,举一反三,由浅人深,由表及里,小事化大,大事化深。
  他只是听,并不反驳,却始终不点头,任我和他妈妈说的话如同再大的雨水,落在他的身上也像是落在水泥地板上一样,丝毫渗不进一点一滴。说得急了,他要不就是冲我们眼睛一瞪,要不就是冲我们笑。不知道那是笑我们有些可笑,还是他自己无奈的苦笑。因为是站在剧院的休息大厅,周围人来人往,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我们说,只是不愿意让别人发现我们的争执,而暂时的偃旗息鼓。而我和他妈妈大概都曾经当过多年的老师,常常不由自主地随时随地挥起教鞭,绷起教育这根弦,将剧院也当成了课堂。
  下半场演出开始了,小铁自然还是坐在后面他自己那个座位上。由于前面的座位空着许多,很多原来坐在后面的人都跑到前面去了,小铁的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了,空荡荡的,他显得鹤立鸡群一般很孤苦伶仃。
  他就那样一直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一直到演出结束。
  回到家里,小铁开始反攻了。孩子,到底还是孩子,憋了一晚上的气终于喷吐而出。
  他先是反问我们:我坐那儿不是挺好的吗?你们这是干嘛?非要我按你们的想法办事怎么着?
  我首先反驳他:你这样说不是嘴对着心,坐在后面的座位看不清爽,本来不好,怎么叫做挺好的?
  他立刻反唇相讥:好与不好是相对的,是因人而异的。你们说的好就是坐在前面去看演出看得清爽,但我要是坐在前面去看得再清爽心里就是不舒服,怎么就非得叫好?我的座位本来就是后排的嘛……
  我打断他的话:问题是现在前排没人,座位空着也是空着,你到前面去坐并没有违反什么原则问题嘛!
  他摇摇头: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有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才没法根治。给你票干嘛的?不就是对号入座吗?要不要票干嘛?大街上要红绿灯干嘛?红灯亮了,反正前面也没车,干脆过马路得了呗!都是像你们这样不遵守纪律,这个社会的秩序才乱的!都是像你这样才渐渐没有了道德观念,这个社会才没有了可以规范自己的力量……
  他开始教育我们了,而且,也在上纲上线。
  我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说服他。同样,他也没有说服我们。坦率地讲,我不能说他讲得一点儿道理没有,但我真是隐隐地担忧,以这样纯洁的心灵去处世,对于这个顽强而世故的世界,是不是会有些以卵击石一样显得太单薄而脆弱?同时,我也担忧,他毕竟还是孩子,如果真正走进社会,这一点点纯洁还会保留多久?会不会过不了多久也就会像我们许多大人一样,别说空着座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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