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法律的印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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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东部的名城爱丁堡，素有英国“北方的雅典”之称。这座古城的绿阴之下，到处都矗立着一座座希腊式的古老建筑，而“城堡岩”山麓的旧城风光，更是几乎与雅典的卫城一模一样的翻版。此地历史上，曾涌现过一大批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沃尔特·司考脱等等杰出的文化学术名人。漫步在林荫匝地、塔尖高耸的司考脱纪念碑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优雅的文化气息。
1859年，柯南·道尔就诞生在这座古城里，长大后，就在这座著名的爱丁堡大学里学医，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当过随船医生，又到伦敦开过诊所，但由于当医生收入实在太过微薄，柯南·道尔便开始转向小说写作。谁知这一转，便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887年，柯南·道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在这部精彩的小说中，福尔摩斯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部小说里面，柯南·道尔广博的医学知识大派了用场。一炮而红以后，他又接连写了许多篇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如《四签名》、《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等等。不仅名声大振，收入颇丰，而且，《猎犬》一书出版后，他更被英王室册封为爵士。写小说，居然可以写出个“爵士”头衔，这真是这个高大俊朗、留着一撇威严的英式小胡子的苏格兰医生，当年所远远没有预料得到的。
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福尔摩斯是一个研究犯罪学的专家——他年龄大约在30—40岁左右，永远穿戴得像个大学生。他的标准形象就是任何时候都叼着个大烟斗和手持放大镜，仔细地勘察着犯罪的现场。在他创作这个角色时，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光辉成就如电力、电器、内燃机、电报、电话等新发明，令那时的英国人豪情万丈。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而在司法界，侦查犯罪、获得证据，却基本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刑讯逼供、酷刑恐吓等古老手段上。柯南·道尔怀着一种“知识就是力量”的人文主义激情，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位与时俱进的、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疑难犯罪案件的高手，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英国刑侦司法活动的科学化。漫步在爱丁堡大学的林荫道上，我们在心底里默默地，向这位现代法庭科学的先驱者致敬。
说起来也真有趣，尽管柯南·道尔写侦探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对自己的成功却
很不以为然。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当一名历史小说家。因此，1893年，他曾狠狠心，在《最后的难题》一书里让福尔摩斯死去。岂料，痴迷的英国读者们竟然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伦敦警察、工人、市民们情绪激动地上街集会，浩浩荡荡的人们抬着棺材，在贝克街221号门前游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福尔摩斯，复活！”的口号。这种情景，让柯南·道尔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下一个故事里面又一次“起死回生”。
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个美国医生误以为福尔摩斯是个真人，便不远万里地来到伦敦，找到车水马龙的贝克街那幢钉有221号B座的门牌下。谁知，贝克街除了一个镶有福尔摩斯头像的门牌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今天游客想参观福尔摩斯的“故居”，便应该去附近的另一条街——诺森布兰德大街10号的一家小酒店。由于这家酒店是建在柯南·道尔小说里的一个破案现场上，于是，英国的侦探迷们便把它改建成一家福尔摩斯的博物馆。走进小酒店的大厅，只见大厅的一角，完全布置成与柯南·道尔笔下所描述的“贝克街221号B”——福尔摩斯住宅的场景一模一样：全套古色古香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具，放大镜放置在壁炉上，壁炉旁边，是福尔摩斯研究分析各种犯罪证据的化学试验设备。这里还成立了一家“福尔摩斯公司”，专门负责管理这家博物馆和开展一个叫“贝克街顾问俱乐部”的活动。这个俱乐部规定所有参加的成员都必须是男性，凡是懂得一个福尔摩斯故事里的暗语，就有资格加入并登记成为会员。因此，这个俱乐部的门前，经常聚集了一大群女福尔摩斯迷在集会示威，抗议该俱乐部的“性别歧视”及要求“男女平等”。我女儿余君慧也是一个小福尔摩斯迷，如果她此刻置身此地，我想她也一定会愤愤不平地加入人群，高呼口号，表示抗议。
除了“男女不平等”之外，这家俱乐部其实办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开展关于福尔摩斯破案科学的知识竞赛，竞赛中的优胜者，会被授予“贝克街顾问侦探”的荣誉称号。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加入过这个俱乐部，据说，他还认认真真地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福尔摩斯的祖先是一个美国人。
在今日的世界上，福尔摩斯还真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世界各地的读者们都仿效“贝克街”，成立了许多福尔摩斯的俱乐部。福尔摩斯的形象，从书店海报登上舞台，步入银幕，甚至还出现在时装表演的T形台上，百年以来，长盛不衰。据说，1987年，在“福尔摩斯诞辰100周年”之时，世界各地的影迷们曾蜂拥而来伦敦，各种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种族、操不同语言的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头戴各式各样的双舌呢子帽、披深灰色斗篷、嘴叼大烟斗、手持放大镜，云集贝克街，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这一位平民英雄，来寻找一回自己的英雄梦。那种壮观的盛大场景，想起来也令人动容。
从这些福尔摩斯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公民参与法治、推动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伟大动力和热情。
临走前，在这家“福尔摩斯”公司里，我们还见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小姐，她的职责就是专门处理每年从世界各地像雪片般寄来给福尔摩斯的信件。她热情地展示这些信件的原件给我们看，有些是从英国各地寄来的，有些是从德国、法国，最多的是美国。这些信封上都写着：“Mister Sherlock Holmes； London ；England； 221BBakerstreet”。在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中，人们向这位“Holmes”先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问他最近身体健康如何和婚姻的状况，有人向他请教破案的灵感，有人请他发表对墨西哥禁毒问题的看法，竟然还有人会向他报告——他发现了拉登在阿富汗的行踪！
用一位名作家的名言来说就是：在世人的心目中，这位神勇的大侦探，显然是长生不死。
法学链接
西方刑侦科学的历史，最早虽然可追溯到18世纪的中期，但走上有方法、成体系的正轨，应该是从柯南·道尔爵士“用放大镜仔细勘查现场”的创意才真正开始。100年以后，福尔摩斯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已经在使用紫外灯、激光、光谱仪、中子活化分析仪、电子扫描显微镜、计算机软件、血液分析、DNA检测等现代手段，来进行更科学更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时移世易，有些东西却永恒不变，福尔摩斯的放大镜，仍然是现代刑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选载伏尔泰故事：“欧洲的良心”
“每一位公民，都应有一种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
——当代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伏尔泰故事：“欧洲的良心”
如果说，法国人与英国人一样地热爱自由，我相信这句话人人都会同意。但英国人争取自由的方式是靠“改革、渐进和法治”，而很遗憾，法国人却花了将近200年才能学到这一点。曾经有人很挖苦地说过：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高卢雄鸡们只懂得一件事，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敲响警钟、暴动、“革命”和热血沸腾。
但历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其最初的种子，却又是由英国人播下的。英国有个著名的法官约翰·洛克，曾写过一本法理学的名著：《政府论》。他在这本书里写道：“人类天生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人人都享有这些由上天赋予的、不可让与和不可侵犯的人权。”他这句“天赋人权”的口号一出，便如暴风雨般刮遍了大西洋两岸。在美洲，它激起了那场惊天动地的美国独立战争，孕育出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而在欧洲，它引发了一场为“自由平等”而战的法国大革命；200年后，这句话更由孙中山传到了中国，惊醒了我们这头古老的东方睡狮。
现在，我们的世界法律之旅就正被一阵好风吹送着，从英伦三岛吹返了欧洲的法国。在这个“自由女神”的故乡，去继续追寻那些遥远的法律故事。在法国，我们的首个拜访地，不是巴黎，也不是马赛，而是法国东部与瑞士交界的一个小山村——图尔奈。这个小镇虽然很小，但它所处的地方，却正是在那座素有“欧洲之魂”之称的阿尔卑斯山的山麓下。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座古朴的庄园，庄园里曾栖息过一个被称为“欧洲的良心”的伟人，这个人，就叫伏尔泰。
在那场震动了半个地球的法国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在法兰西大地上传播洛克的“天赋人权”民主法治学说的，是三个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伏尔泰教导“自由”，卢梭鼓吹“民主”，而孟德斯鸠则阐述“法的精神”。如果要给这法兰西的“自由三剑客”树个墓碑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应用纯白色的大理石，因为他们曾全力引导人类要走向“自由、公正和法治”。而卢梭呢，则正如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墓碑一样，要一半用白色，一半用黑色，来揭示他的学说之中，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模糊的一面。而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从模糊的地带里，最容易滋生出邪恶。
好了，卢梭的故事我们暂且不提，现在，我们就站在了一幢古老的庄园的门前。这庄园黑色的大铁门上镶嵌着一个银盘，银盘上刻有“图尔奈伯爵”家族古老的纹章。银盘下还钉着一个小铜牌，铜牌上简简单单地写着一行字“伏尔泰（VOLTAIRE）之宅”。
走进庄园的大门，只见一条长长的花径，一直绕到屋后翠绿的小山坡上。到处是青葱茂密的树木，粗大的常春藤爬满了古老的红砖塔楼。向东面远眺，前面是瑞士连绵无际、千峰壁立的阿尔卑斯白云。向东南方望，天气好时，可清晰地望见那座位于法意边境的、海拔4807米的“欧洲屋脊”——终年白雪皑皑的勃朗峰。湖光山色，蓝天白云，在这个童话世界般的仙境里，怪不得伏尔泰曾经说过：他晚年时，曾在此地“渡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伏尔泰出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之家，31岁时就以文才而名满天下。他创作的戏剧经常在宫廷内的剧场上演，他出版的诗集常常被人们抢购一空。欧洲许多国王都是他的朋友，但他却从20岁起，便不停地、尖锐辛辣地批评天主教会和君主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伟大思想。法王路易十五对他是又气又恨，但又以能与他坐在一起高谈艺术和哲学为荣。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帝王们却很少有这样的雅兴和雅量，所以，我们中国5000年来便从来只有“富豪”而从无“贵族”。但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们就不同了，伏尔泰一生之中，曾两次因言论获罪而被路易十五关入巴士底狱。当他几次被判决逐出巴黎城外、到处流浪时，各地的贵族城堡却都热烈地欢迎他的光临。在他64岁之时，他花重金买下了这座边境的庄园，个中原因主要是：假如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一旦再有什么“文字狱”的话，他随时一抬腿，就可以溜入那个以“自由”而著称的国度——瑞士。
一直到今天为止，伏尔泰都是以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而名世。而学术界也似乎没有什么人会把他看作是一个法学家。但隐居这座庄园的三年后，一宗发生在法国南部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却似一颗巨石，使伏尔泰的“快乐时光”激起了千重浪，而在此后的17年里，也使伏尔泰，从世人眼中一个优哉游哉的“自由骑士”，变成一个风尘仆仆地为法律正义而战的“大律师”或“人大代表”。
这宗冤案的故事大致上是这样的——
1761年，法国南部的图鲁兹小城法院，作出了一宗残忍的死刑判决。被判决的死囚名叫卡斯拉，是一个有6个儿女的普通商人和新教徒。当时，与罗马天主教徒在英国受尽迫害相反，在法国等天主教国家，则是新教徒们受尽了压迫和歧视。卡斯拉的儿子安东尼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但当他毕业时，有关当局却强迫他改变宗教信仰，否则，一辈子都休想取得成为法官或律师所必需的执照。在大学里，读了一脑门子“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信条的这个年轻人，一口气咽不下，便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丧子之痛，已令卡斯拉痛不欲生，更糟糕的是，在当时法国的法律中，居然还有一条蔑视自杀者、羞辱自杀者家属、没收其家庭财产的荒唐法律。卡斯拉无奈之下，向警局提供了其子“自然死亡”的虚假证词，想逃过这一劫。
那些猎犬似的警察们自然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可怜的谎言，因为安东尼的脖子上有一条鲜明的勒痕。但“精明”的警察们却硬是把“自杀”说成了“谋杀”，而谋杀的动机则是“卡斯拉企图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这一来，当地民众的宗教狂热便被煽动起来。法庭不问情由便判卡斯拉有罪。卡斯拉竭力为自己辩护，可遭受到的是警察们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绑在一张铁床上，用绞盘拉断，灌辣椒水、鞭打，放在十字架上用铁棒毒打。打了几小时后，他被拖到一个广场上，高高吊起，当众烧死。
两个星期之后，伏尔泰得知了这宗惨无人道的冤案。这位67岁的老人拍案而起，四处奔波，调查事件，接见受难者家属和证人，然后，他以一个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身份，挥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司法调查报告——《卡斯拉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