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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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才来到巴黎。那高昂的学费,使他望而却步。
“我带你去试试看。”马思聪对洗星海说,“我的老师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难身世,也许会同情的……”
就这样,马思聪带着洗星海,来到老师那里。
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着小提琴说:“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竖纹。显然,他对这个中国青年的琴艺,很不满意。
当洗星海奏毕,刚放下小提琴,奥别多菲尔教授又问:“洗先生,你几岁?”
“24岁。”洗星海答道。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的竖纹,显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纪太大,因为优秀的小提琴必须从小培养。
这时,洗星海记起马思聪的叮嘱,便向奥别多菲尔教授诉说起自己贫苦的身世和学习音乐的艰难历程。
听着,听着,奥别多菲尔教授的眉头舒展了。
最后,他对洗星海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两个中国的年轻人,紧紧地、紧紧地同时握住了奥别多菲尔教授的手……
也就在这一年,马思聪曾回国登台独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都登了报道,称他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过,他从学习小提琴演奏转向学习作曲了,以至成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没有毕能蓬先生,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咸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和精神去寻找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篷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本节中的若干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学习小提琴半年时间,可以在这乐器上奏出不少的调子。有一天,我给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为《月之悲哀》,是读了一篇童话而作的。还有一首叫做《项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对这英雄的敬意,也许受了小学校里历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讲述的反应,这是我最早的‘创作的动机’……项羽骑着一匹千里马,还有许多马蹄风,悲壮呢!调子是短调的。这陈迹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记忆上的陈迹了。
“在往后几年,我是完全致力于小提琴的学习,对于作曲其实就不晓得是怎样一回事。小提琴的学习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声学是分外的事,直至我开始学习钢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乐世界。”
15岁那年,马思聪正在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点下学琴,他“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贝尔克(Berck)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适合治疗此症。”
马思聪遵照医嘱,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贝尔克海滨住了九个月。
“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后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
“一个热闹的夏天过去后,夏天的游客散去了,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一个大厅、一个弹子室的客店里。于是秋天来了,于是冬天来了,于是寂寞来了,剩下了无人烟的广大的沙滩。
“‘寂寞’有着忧伤的音乐,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
“……北风带来海的腥味,卷起沙石,让浪涛咆哮着。每天我看着太阳从海的边涯沉降,看着充满红光的宇宙让夜和星辰吞下。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种界乎过分的悲哀的感觉中。我于是把我的空闲寄托于钢琴与看书。
“从钢琴上我开始认识巴赫、兹差尔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国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Panre等。德彪西是我当时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统统收集起来,在钢琴上慢慢地欣赏……”
强烈的创作之火,渐渐在马思聪心底燃烧。他已不满足于演奏别人的作品,他要创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铸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迈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课之后,马思聪向奥别多菲尔教授吐露了学习作曲之意,请他代为介绍作曲老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用手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说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对于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让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适。你得找一个自由、大胆的作曲教授。”
奥别多菲尔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说:“对啦,他最合适!”
马思聪看了看那张照片,哦,好大的头颅!
“他,毕能蓬教授!”奥别多菲尔说道,一他的作品,没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排练出他的四重奏。虽说那么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么深刻!”
说罢,奥别多菲尔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毕能蓬的作品。马思聪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约定了见面时间。当马思聪来到奥别多菲尔教授那里,一个50多岁、衣着随便的男人坐在奥别多菲尔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头颅看上去,比照片上那头颅还大。“一个广阔而高的前额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脸上。”
他站了起来,向马思聪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毕能蓬!”
头一次见面,马思聪就发觉,他跟毕能蓬教授竟是那样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要么马思聪坐半小时火车,来到巴黎远郊一个多树木的乡下,在毕能蓬教授的家中听课;要么华能蓬教授上巴黎来,在马思聪的住处上课。
讲完一课,毕能蓬便给马思聪留下作业,要他试着写点曲子。毕能蓬总是说:
“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
过了几天,当马思聪把作业交给华能蓬教授,他总是顺手拿起马思聪的铅笔改作业。改了一阵,把铅笔放进自己的小口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马思聪的另一支铅笔,改罢,哈,还是放进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见面时,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束铅笔,还给马思聪。他笑着说:“我老是有这个习惯,把铅笔放在口袋里。课上得多的时候,这小口袋里就会有一大把铅笔。”
在上课之余,毕能蓬常常邀马思聪到树林里散步,边走边聊天。其实,闲聊不闲,毕能蓬讲的是音乐的修养,音乐家的品格,音乐创作的道路,是不上课的上课。
渐渐地,马思聪开始了解他的导师:华能蓬教授是一个恬淡的人,以艺术为生命。他清贫,除了教学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财产,便是花费多年积蓄买下的那所乡下的别墅。他是犹太人,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创作。他说:“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屉里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会愿意演奏我的曲子?谁能演奏我的曲子?谁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马思聪看来,是“气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人。”
他深刻地对马思聪说:“今日被奉为伟大作曲家的人,也许五十年后就给人遗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没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许要到五十年后才被人发现。音乐史上充满这些先例。”
他,就是一个“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的作曲家。不过,他毕竟还有知音。法国著名的音乐评论权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乐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马思聪忍痛告别了导师毕能蓬,回到广州。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给毕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华能蓬言简意赅地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不久,纳粹崛起,统治了欧洲。作为一位犹太人,毕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马思聪深深地怀念着恩师毕能蓬教授。是他,引导马思聪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响了马思聪的思想和音乐观;是他,在马思聪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马思聪仍在时时怀念他的恩师;迄今,毕能蓬的见解仍在影响着马思聪。
时隔半个多世纪,最后。马思聪说:“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认和理解,也许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话显然师承毕能蓬。
时隔半个多世纪,马思聪客居美国,他的处境犹如当年的华能蓬。马思聪的作品在美国几乎无处出版,亦几乎无人演出,但是他像华能蓬一样坚持创作。1984年5月,他在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说:“关于爸爸的作品问题,在爸爸看来,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演不演,评价如何,身外事了。”在这段话里,不难找到毕能蓬的影子……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谈青年的创作问题》,《人民音乐》1956年10期。)
一支十来个人的小乐队,在演奏《结婚进行曲》,使结婚典礼的气氛显得热烈而欢乐。
乐队指挥是一位身材修长、西装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鲜花,而是用音乐,向新郎、新娘献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马思聪,那般活跃,又那般风趣。
新郎陈洪,是他的密友。当陈洪是广州培正中学的“童子军”的时候,马思聪是培正附小的“亚仔队”队员。在法国,他们同是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回国后,他们一起在广州惠福东路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是院长,陈洪是副院长。
在副院长举行婚礼之际。院长先生拉来了手下的学生,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院长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学生,叫做王慕理。
他们是在琴声中恋爱,音乐是他们的媒人。
他们结成了一对“音乐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同台演出几十年,马思聪拉小提琴,王慕理钢琴伴奏。“夫唱妇随”,他们把爱情建立在音乐之上。六年之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碧雪。
“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着、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七百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音乐的俘虏。”
这是赵氵风1945年2月在重庆民众戏院听了马思聪、王慕理音乐会,写下的《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话,发表在当时的《音乐艺术》第六期上。
那天,这对“音乐夫妇”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缓的歌》,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赵氵风写道,这对“音乐夫妇”,“以自己的眼泪来换取人们的眼泪,以自己的热情来换取人们的热情,以自己的欢笑来换取人们的欢笑,以自己的斗争来号召人们的斗争。”
1933年,马思聪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涟漪潋滟,波光摇曳,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把玄武湖的静谧、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乐里,写出了《钢琴弦乐三重奏》(B大调)。
然而,马思聪以为《钢琴弦乐三重奏》的“天空大阴沉了,我得写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来了,春来了。野花丛生,嫩草如茵,轻舟悠悠,鸟语声声。
马思聪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乐曲中充满欢乐,阳光,青春和鸟声。
1936年早春,当积雪刚刚融化,马思聪第一次踏进了古都北京。
故宫,颐和园,长城……古老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点燃起他心中强烈的民族的感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怀着好奇的心情,他听了一次北方大鼓。万万没有想到,竟着了迷,一次又一次去听,大有当年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琵琶的感触:“如听仙乐耳暂明”!
他,一个从小受西洋音乐熏陶的人,一个心中只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人,曾经不屑于粤曲、京戏,以为浅薄、陈旧。然而,北京的大鼓,却成了马思聪的“大的发现、大的收获”。一
大鼓的节奏和旋律,使马思聪耳目一新。他被陶醉了。他记下了大鼓的旋律,把它写入他的《f小调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之中。
大鼓,竟成为马思聪音乐创作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把中国民间音乐视为宝库,不断求胜探宝。他珍爱中国的民歌,从中汲取丰富的民族音乐的营养。
他说:“民歌与我相结合,成了我的音乐作品的特色。”
也正因为这样,此后他的作品,富有东方色彩,富有中华民族的色彩。他,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作曲家。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是一首非常朴实而简单的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