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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思乡曲-第6部分

小说: 思乡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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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是196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他没有带提琴。他说:他不能再跟我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本节及下两节中多处引用马思聪这篇文章中的话,不一一注明了。)

  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刚刚一开张,便“触及”到马思聪头上。

  那是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电话铃声打断了琴声。马思聪放下小提琴,拿起电话耳机,听见冷冰冰的声音:

  “学校里贴了你许多大字报,今天下午你必须到学校看大字报!”

  一位好友劝马思聪最好写一份表态大字报。马思聪犹豫,妻子和女儿马瑞雪赞成。于是,女儿马瑞雪上街买了三张黄纸,以马思聪的名义,写了《我的决心》。

  在马家工作多年的司机信师傅从车房里开出了轿车,马思聪抱着那卷黄纸头,上了车。

  一进中央音乐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马思聪”的大字报,满目琳琅。

  看着,看着,马思聪渐渐发觉:那些大字报往往标题惊人,帽子大,其实没有多少足以吓人的内容。因为马思聪在解放后一直受着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几乎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大字报说来说去,无非讲他教西洋音乐是“崇洋媚外”

  啦,说他培养音乐尖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啦,说他拿着高薪而不上班是“吸血鬼”啦……

  就这样,马思聪领教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滋味。

  “几天以后,附中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去。我一到学校,就被几百名乱喊乱叫的学生围住了。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还有人用书包砍我,可谁也没打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幻梦之中,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可笑。”

  琴声绕梁的马家小院,变得寂静无声。马思聪放下了他那把又老又旧的小提琴。

  那是17世纪一位意大利名匠精心制作的,发音纯正、优美而宏亮,三百年来成为艺术珍品。最后,是70多岁的俄国老提琴家哈廷伯把它让给了马思聪。马思聪手不离琴,每天跟它在一起。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心于拉琴,他哪有心思拉琴?

  他终于与心爱的小提琴分手。他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那里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演员、作家、文化工作者,艺术院校、电影学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师和教授。我们共五百人左右。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也是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我在这里住了50余天。从六月中旬呆到八月初。

  那里十分寂寞、厌烦。但是对我们还不残酷。在军官的看管下,我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学习文件,进行讨论。空余的时间里给自己写大字报,或互相揭发。当然,也要揭发党内的‘当权派’。”

  终于传来消息,“学习班”即将结束,明天可以回家。许多“学员”高高兴兴去洗澡,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晚上,从别的院校及军事院校开来许多卡车,在一辆车后面写着‘黑帮专用’四个大字。电影学院的全部“学员’坐上这辆汽车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也爬上了汽车,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了。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氵风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采访赵氵风时,他说,叫他披羊皮祆,为的是咒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引者注)。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个我的学生,他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1958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Van Clibun,生于1934年,美国著名钢琴家,在第一届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魁——引者注)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据刘诗昆说,是左臂骨裂——

  引者注),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现在刘诗昆的左臂已恢复功能——引者注)。”

  就是从那一天起,对马思聪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催人泪下的厄运!

  “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这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瑞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然而,直面人生,难堪的往事必须回首。不忘血的教训,将有助于防止产生新的血的教训;不忘“左”的苦难,将能抵制“左”的苦难重演。

  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

  马思聪这样叙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凌辱:

  “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那是以前的琴房。我被带到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那儿放着一张床,一面墙完全是玻璃。因此,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想来,就可以来看我。他们宣称,既然你们是畜牲(指“牛”——引者注),那就把你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房间的墙上醒目地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如果你不老实,就砸烂你的狗头!’房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黑窝’。

  “每天早上我们6点起床,学‘毛选’或社论。早饭后8点到中午,就干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零乱的大石头堆在一起,或者把一些东西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里去。每天下午和晚上就写检查,检查里要有这样的词:如‘我们是赵枫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对我们可以进行斗争,对我们要进行改造’。每天我们把这些书面检查交给看管我们的人。早上和晚上,我们要集体唱‘嚎歌’,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要把我砸烂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爬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迫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氵风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那正当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同时在北京的其他地区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们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这闻所未闻的暴力恐怖,迫使我和我的家属从北京逃亡国外……”

  以上是马思聪1967年到达美国之后,对“文革”暴行的血泪控诉。

  马思聪所讲述的,都是事实。他没有夸张,没有虚构。相反,他并没有把他在“文革’冲的惨祸全部说出来。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采访,许许多多同志向我讲述了马思聪当年所受到的酷虐。

  传闻不足为凭。我找到三位亲眼目击者,他们的话是铁证。下面所引述的话,是根据采访时的录音记下来的,忠实于他们的原话,以求严格符合历史事实。

  ,赵枫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牛棚”中,和马思聪关在一起。他说:

  “在‘文革’中,一般的遭遇,我就不提了。有三件事,对马思聪的刺激很大:

  “第一件。有一天中午,大家都陆陆续续去吃饭了。我和马思聪正要走,来了个红卫兵。我认得他,叫林×,是吹长笛的。他拿着一把小匕首,对着马思聪说:

  ‘我要找你算帐!你要老实交待问题。要不我就拿刀子捅了你!’这件事,给马思聪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第二件。管弦系系主任章彦教授的儿子跟红卫兵打架,被认为是‘阶级报复’。

  红卫兵召开三千人大会斗章彦,马思聪和我都陪斗,章彦被打得昏死过去,马思聪被用皮带打得鲜血满脸。

  “第三件。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工人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

  野蛮,粗暴,无知……所谓的“文革”,是文化的浩劫,是艺术家的灾难!

  我走访了章彦教授。他已经退休在家。他告诉我:

  “那时候,我的儿子章学才14岁,念初中一年级。红卫兵打碎了他的金鱼缸。

  他跟他们打了起来。于是,红卫兵开批斗大会,把我、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拉去,跪在台上。马思聪也被拉上台。红卫兵把皮带抽打马思聪,打得满脸鲜血。”

  我在采访刘诗昆时,他说:

  “在‘牛棚’里,我跟马先生在一起。他属于‘一类劳改队’,我属于‘二类劳改队’。他看见过我挨打,我也看见过他挨打。我常看见,红卫兵让马先生干最重的活,扛大石头、大木头,干他身体所不能胜任的重活,折磨他。我心里非常难过。在北京文艺界中,法西斯般白色恐怖在中央音乐学院尤为严重。马先生、赵氵风和我,是挨打最多的几个。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红卫兵拿着带钉子的木板,打马先生的头,打在头顶上,马先生那时被剃成秃头,鲜血顿时从头顶涌出,血流如注,流得满脸是血,红红的。当时的印象,我至今未能淡忘!”

  一个具有赤诚的爱国热情、具有高深的艺术造诣、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竟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摧残,催人泪下! 

 
 
“现在可以说了”
  “直到我们到美国后,总理还时刻惦记着我们。他曾对一位到中国访问的美国要人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王慕理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美国“曼哈顿计划”(即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在1962年出版了回忆录,书名叫做《现在可以说了》。

  马思聪的出走,他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中说:“我无权说出那些帮助我外逃的人的住址和姓名,不然那些人的生命就会发生危险。”

  于是,猜测种种,众说纷纭: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的《马思聪氏亡命美国,象征中共文化人的苦恼》一文,猜测“是从中国大陆乘舢板船到香港的”。

  台湾的《音乐与音响》杂志直到1980年,还在那里无中生有地“透露”:“据说,是周恩来暗中帮忙,安排马氏一家逃出。”

  香港报纸则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是“陶铸的秘书开了绿灯”?!

  哦,“现在可以说了”!

  那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小人物”,在最艰难的岁月,帮助了马思聪。

  他,贾俊山,普普通通的厨师,身体高大,前额开阔。1899年,他出生于河北南宫县一家农户。20来岁到北京,学会烹好手艺,擅长做西餐,尤其是法国菜。他曾在一些西餐馆做厨师,也曾为一些外国教授司厨。后来,经人介绍,到马家掌勺。

  那时,他已是60开外,两鬓花白了。

  眼看着马思聪挨斗受批,隔离审查,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只有14元5角,贾师傅心中充满同情。

  1966年8月14日晚,中央音乐学院“造反派”手持一大卷大字报,闯进马家张贴。

  王慕理被“造反派”拉出来进行“批斗”。

  王慕理受辱,愤然决定带子女离京。她看到贾师傅忠厚,便托他代为照料马家大院。

  8月16日,王慕理带着儿子马如龙、女儿马瑞雪离开北京,借住在南京她妹妹王志理家中。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闻讯,抄了马思聪的家。紧接着,有人抢人马家大院,占住了房子,只留下一间书房给马思聪。

  幸亏贾师傅是个工人,在那年月,他还能进出于中央音乐学院,不断探望隔离审查中的马思聪。王慕理写给马思聪的信,靠他转达;马思聪的情况,由他写信转告王慕理。

  他与马思聪,并没有深交。他是“文革”前夕才来到马家,工作才九个月。他的工资是由马思聪支付的。马思聪成了阶下囚,贾师傅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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