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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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〇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〇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21）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
（22）忆三〇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23）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仪（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2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26）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14）。一九〇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〇。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27）「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
（28）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〇），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29）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
（30）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31）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〇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伙，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32）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26）。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33）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34）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一九四七）第十章。
（35）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36）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
（37）见注（34）。
（38）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
（39）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
（40）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
（41）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〇；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〇）页一五〇～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
（42）见注（40）。
（43）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卢梭、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
（44）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
（45）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
（46）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
（47）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 。笔者是五、六〇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
（48）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〇）页七一。
（49）见注（41）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八～一二五一。
（50）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
（51）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C 。Martin Wilbur（华名韦慕庭）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四章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十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尝试。吴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为孙氏辩护，并引彭泽周撰（载《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〇年六月），指此函「伪造之可能性极大」。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二。吴先生复指出孙致小池函出让权益较多，致大隈函在后，而出让权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怀疑的」。（同上，页一二四四）事实上，此处吴教授有笔误。孙致小池函较致大隈函晚十个月（致大隈函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则为一九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吴书误记致小池函为一九一四年。
（52）笔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论孙公之「暂时专制」与袁氏之「承继式的寡头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宁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见本书德刚自序。
（53）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透过多种管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国史家对此类史料发掘至伙，略见上引韦慕庭前书英文原版页八四、三一七。
（54）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战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实际上，仍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也。
（55）有关「府院之争」史料至伙。近著较详实者，见沈云龙著《黎元洪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56）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复杂，是非难言。然撇开当时军阀官僚私意，以国家利益而论，则参战为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所获实利，足证之也。
（57）据民国元年《约法》，总统任免下属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绝副暑黎对自己之撤职令，则此撤职令自属无效。此为民国元年《约法》对人（袁世凯）不对事之后果。法学家钱端升论之甚详，见前注（32）。
（58）关于府院之争的风风雨雨，记载最详尽的为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一九五七）第二册。
（59）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
（60）同上，第三册页一九五～二〇〇。
（61）当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产生，他们也无选民须对之负责，又没有任何专制寡头可以用生死荣辱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分离组合全凭一己之良心及利害来定取舍。于是国会中派系如毛，各为私利而倾轧。李剑农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见氏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