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 张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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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家没有…个人知道，胡秉寰在离去的前夜，对着那方“绿豆眼”，对着那一个“茫”字想过什么。

　　是不是这一个“茫”字决定了他的去向？还是“绿豆眼”在胡秉寰离去后走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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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老年，胡秉宸迷恋起家谱，为这一方砚的来历费了很多心思，却终究不得其解。由这方砚，他想到，应该，也值得把吴为列入胡家那不凡的家谱。但吴为说：“你最好还是把白帆列入胡家的家谱吧，毕竟你的子息都是她生养的，我不能再抢夺她这份荣誉。”

　　此话言之有理。但他又实在舍不下吴为这样一个“人物”，说：“那就把你们两个都写进去。”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胡秉宸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可我觉得很不合适。”

　　和吴为的离婚，终于使他为这个难以裁决的进球，吹出了决定性的一哨。

　　许多让胡秉宸悬而不决的问题，在和吴为离婚后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胡家的昌盛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昌盛，难道再不会出个青史留名、重振家声而不一定是重振家业的人？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参加了革命。

　　时局败落，生命更如风中草芥。何止胡家，家家都在随风飘零。

　　向父亲告别时，父亲沉默起来，大自鸣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颤颤悠悠消隐在客厅深处。在他们相对无言的沉寂中，自鸣钟消隐而去的行走，似乎提醒着一切将不可避免地流逝。他们抬起眼睛，相对而视，不约而同却又不很贴近地想到了“前景”这个词。

　　父亲似是而非地叹息了一声，只说道：“这样也好。”似乎肯定了他的选择，并掩遮着些许的愧怍。外部世界风雨飘摇，各路英雄风云际会。家族分裂也现端倪，前景如何，实难卜料。

　　二房一支，民国初年就开了矿山。奶奶买了很多新矿山的股票，可是二房的人又说要赔，把奶奶手里的股票全买走了，刚买走，股票就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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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胡秉宸还会在革命的道路上，与二房一名“败类”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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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秉宸参加革命不如说是偶然。其实很多看似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部分出于偶然。

　　彼时学校里已常见传单，各路政治小组也很多，他却没有参加一个。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党，他也不太信服，总觉得辛亥革命时孙先生并不在中国，所以也不能算完全是他领导的，和后来的长征一样，相当偶然。

　　偶尔参加一下要求抗日的游行，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口坐一夜，迷迷糊糊打会儿瞌睡，也没见市政府说出个所以，不过国民党从来没敢开枪。

　　闹了一阵，各大学就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胡秉宸没有去。正像胥德章说的，他在学校根本不是活跃分子，可能因为对那些忽然站起来喊个什么口号的行为，抱有非常不敬的想法。

　　南京请愿没有结果，一九三六年又出来个西安事变。

　　时局紧迫，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大学的面前。校方广泛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

　　品学兼优、全校闻名的胡秉宸，自然在列。就像抗战胜利后，林伯渠老在毛、蒋二人谈判裁军问题前，就此在周公馆召集会议，统一认识，征求意见也召集胡秉宸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秉宸总是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似乎就是为风口浪尖而生的。

　　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他同样慷慨陈词，认为应该迁校内地。

　　可是在校方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未在邀请之列，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在会议室外窃听。

　　这一次窃听，既展现了他日后领导地下工作的卓越潜质，也显示出他不甚平实的倾向。

　　于是，他抢先在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个声明，说是校方不准备迁往内地，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并像欧洲那些大学的学生一样，在声明上写上了自己的学号。

　　到底是隔墙之耳，胡秉宸难免听错，事实是校方决定迁校。校方对此未置一词，胡秉宸倒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避错对问题一走了之；或承认自己听错，跟着学校迁往内地，继续完成余下的学业。

　　其时，他还有半年即可毕业。

　　考虑再三，他决定当兵。倒不一定是面子问题，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已经沦陷，很快也要打进国都南京，中国如果再不奋起抗战，很快就要亡国。他的工业救国梦也不可能实现，不打走日本人什么也说不上。

　　所有正直青年都不再观望，却没有当兵救国的概念，一说打仗，就好像是农民抓壮丁，根本不是他们的事。特别在大学这种比较保守的学校，学生们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和国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加抗日的出路不外两条，或参加蒋介石的军队，或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胡秉宸选择了共产党。

　　当胡秉宸在学校里宣布投笔从戎的消息时，就像他那张揭露校方不想迁往内地的布告，再次震动了全校。

　　因为没有一个学生不珍惜大学的学位。他们在这个大学得到的学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律承认，毕业后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八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的经济效益也很诱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大学的毕业生每月可以拿六十元，并且没有失业一说。

　　父亲是个喜怒不形诸颜色的人，既然他不告诉父亲到哪里去，父亲也就没问，不过猜想他是要到延安去。沦陷时期，父亲通过银行的老人转过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日本人抓共产党抓得很厉害，让他千万别回来。据他所知，日本人还多次让他那个留学日本的公子哥儿父亲出面参政，父亲却坚决不肯出山。

　　一别经年，后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于哪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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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想起大学三年级那个寒假的晚上，难得与父亲同时坐在起居室里。也许是起居室的暖意，让那个冬日的夜晚显得很有家居的温馨，父亲突然让他到书房拿来纸笔。一向和儿子们很少交谈的父亲，这个举动让胡秉宸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也像父亲一样，不大形之于色。

　　父亲跷着裤线笔直的二郎腿，脚上着了双优质英国皮鞋，身上自然也是一袭来自英国的吸烟袍。几乎是沉着脸，在手边那张线条简约的明代小茶几上，按照自己独创的一套方式，推算起胡秉宸的生辰八字。

　　那时父亲只从英国购进服饰，三十年代中国上层人物的服饰，还是英国人的一统天下；意大利服饰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在世界上称雄称霸。

　　对于时尚，胡秉宸有一种自学成才的天赋，这有一点像女人。比如父亲从没带胡秉宸去过网球俱乐部，他的网球技艺却是打遍全校无敌手。当然也不能说胡秉宸在衣着方面的品位、苛求与父亲毫无关联，包括他爱女人也被无数女人所爱的这一点。

　　哪怕在用水极其困难、无法洗濯的情况下，哪怕与一个兴趣不大、完全谈不上恋爱，只是调调情的女人相会，胡秉宸至少也要保持一个雪白的袖口、领口，以及认真刮过的面颊。

　　可想而知胡秉宸对“情调”的敏感，参加革命后，他更是失去了这方面的实践机会，想起来就让他觉得白白糟蹋了自小就耳濡目染种下的慧根。后来胡秉宸正是从吴为竖起的衬衣领子上，引发出对自己那遥远的、卓尔不群的魅力的怀念。

　　他暗暗瞟着吴为竖起在细长脖颈后面的衬衣领子，似乎无意地说：“我最好中年华已经逝去……在最忙碌的年月，只能很随便地穿着军衣。但即便是一件军衣，穿着都很潇洒……三十多岁，每天自己开个吉普车，进进出出。”他忽然停下，含意不明地笑笑，“……却和白帆几乎没有关系，我一辈子都没和她挽过手，一辈子都没有认真过……”说到这里，他又停下笑了一笑，眼神很邈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喜欢我……至少没有人敢喜欢我，我看上去有些可怕。刚解放的时候，我在肃反办公室当着一个处长……哦，想起来了，有个演电影的，同男人搞关系被人抓住了，送到我这里来，由我处理。过几天她忽然浓妆艳抹地到我的另一个办公室来，同我说上海话：‘阿拉还是满喜欢依格。’真滑稽……”却略过了他当时是怎样垂着眼睑，默认了那个他认为很漂亮又很淫荡的女演员的表白，然后换了话题，“……我喜欢你那件软缎衬衣、那条裙子，还有最重要的，那种知道自己是漂亮的神气。”

　　直到和胡秉宸离婚后，吴为还保存着一张胡秉宸大学时代的照片。那是一张全系学生的合影，几十人中，惟有胡秉宸一人将大衣领子竖了起来，礼帽低低地斜压在眉骨之上，使眉眼鼻子若隐若现于帽子阴影下，只突出坚毅的下巴和性感的嘴。那张嘴，与多年后美国当红影星保罗·纽曼（PulNewman）的嘴，无论形状还是内容，都无比类同。而其他同学虽也西其服革其履，不过怎么看都还是戴瓜皮帽的小地主。惟恐不展地把大衣领子抚了又抚，帽子端了又端，前帽檐后翘，露出呆呆的脑门儿，惟恐他日、他人认不出照片上的自己。

　　试想，一顶西式礼帽这样戴，还能戴出什么兴致来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随着胡秉宸的擢升，方方面面条件具备之后，公余之暇竟也带着猎枪到郊外去打打猎，虽然从未猎到过什么。待他有了宽敞的住房之后，也开辟了英国家庭必有的一间书房，并且在院子里种了花，虽然那些花从来开不好，或是越开越残。

　　总而言之，一旦有了条件，胡秉宸就会“从头收拾旧山河”。而他周围那些并不了解英国的延安们，以为（包括白帆）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一个私人爱好。

　　虽然胡秉宸多次对吴为表白“我不太喜欢英国人，因为他们傲慢，一副帝国主义派头，不论《简爱》或是《蝴蝶梦》中的男主角，我都厌恶。都是游手好闲，一辈子不工作，靠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好像没钱的姑娘非爱他不可的一副贵族阶级派头，而那些女人又都是可怜巴巴的样子”，却又忍不住提醒吴为：记住，我是一个忠心的顽固派一英国式的顽固分子。

　　其实，胡秉宸打心眼儿里赞赏英国人的是：实事求是；勇敢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承认现实，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富有浪漫气质，但从不会吊儿郎当。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英国人，而是一般概念上的英国人，是马，而不是白马。

　　胡秉宸对英国的酷爱，也可能和他从高小到初中整整六年都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有关。六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总有一些影响，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

　　胡秉宸从他的英国教师那里究竟受到了哪些影响？

　　至少是英文，所以他的中文写得很坏。也许还有踢足球和认真的态度，以及那时常说的epolta…manehip（运动员风格），虽然现在的英国运动员也一样地粗野和踢人了。

　　可能还有鲁迅先生提到过的“费厄泼赖”，即公正、合理那一类名词，以及那一类名词的含意。

　　胡秉宸可能有很多缺陷，但不逃避危险和困难的行事态度，可能就是从这一类名词来的。

　　他不时对英国突发的恶意，其实没有多少道理。追究起来，不过是因为他的英国教师曾经使他不快。

　　教过他的英国教师很多，他大多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由于他的迟到，经常打他手板的英国校长。

　　后来读到英国小说，特别看到书中那些打学生板子的教师、校长时，他自然就会想起那些冷漠而又非常严格的英国教师和校长，他们在打他手板的时候，丝毫不讲价钱，而且从来不会忘记；学校里甚至专门备有一间供教师打手板用的房间。

　　还有一位一条胳膊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剩下一条胳膊的Mr．Smith。他和胡秉宸那一班学生相处的时间较长，常常带学生去野营。有一次到西山，班里仅带了几只水壶，又没有杯子，喝水时大家只好轮流对着壶嘴喝。至归程时饮水已经很少，胡秉宸渴了但他又很挑剔，嫌那样喝水很不卫生，便先从水壶中倒出一些冲洗壶嘴，被Mr。Smith大批一顿。不过他可能没有理解，考究的英国人还有相当务实的一面。

　　因此他对英国的恶意，难免装腔作势，并兼有鼠肚鸡肠的报复之嫌。

　　可是一不留神，又会流露出对英国人的万般倾慕。他曾在给吴为的一封情书中连篇累牍地说道：我昨天搞到一套《战争与回忆》，是《战争风云》的续篇，如果你手头也有这套书，请读一下第四册，1521页——帕米拉已同一个英国空军中将邓肯订了婚，邓肯在一次冒险飞行后受了重伤（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从来不拒绝这类冒险），这时候帕米拉决定解除婚约同帕格结婚。帕米拉在描写与邓肯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怎样说的呢？她说，事实上就是我们一起待在斯通福（邓肯的宅邸，他在那里养病）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当然心情抑郁，不过像一贯那样，始终和蔼可亲，可怜的好人儿。这就是英国人的绅士风度。

　　他又接着写到：

　　我在读《战争风云》的时候就老在注意帕米拉和维克多·亨利的结局，好像这会象征我们的，什么。在经过复杂的局面和重重困难之后，他们终于结婚了。婚后他们在华盛顿第一次出场的情况，我也抄一些给你。

　　“现在哪儿去呢？”他问，“到你们大使馆里去参加那个，会吗？”“如果你有空的话，亲爱的。如果你高兴去的话。”

　　“……大使馆里开的是什么会？”“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招待会。参加的有我们记者团里的，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还有其他这一类人。”

　　“可是，为什么举行这个会？”

　　“老实告诉你吧，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炫耀一番，”她向他斜瞟了一眼，“好吗？我的朋友多数都去。哈利法克斯夫人很想见你。”“好吧。”维克多·亨利这次来，显然是为了在会上让人们看一看。帕米拉手搭着他的胳膊，在大使馆花园里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