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 张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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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
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
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
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
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
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更见得开启它的机缘多么隆重。记得他举起那杯酒，并向他们夫妇道谢的时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无尖酸地想：他们来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于人后？
吴为却说：“这有什么难？又不是让我去和人家斗法。这个，只要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就是。”
吴为的坚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万千。如果说白帆的反击尚可理解，那么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谅的、品格上的不贞了。
为此他曾对吴为说：“我已经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农村劳改，我就到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长住下来，好在现在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粮食蔬菜，只要我的离休工资照发，这些都可以办到，再订些杂志买些书，住上几年也无所谓。”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虑过没有，要是闹到连离休工资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上几年自也无妨，但对吴为来说，代人受过、劳改几年是什么滋味？
一旦这种局面果然出现，除了退求其次，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下，陪吴为度过几年劳改生涯，不知胡秉宸为什么没有考虑挺身而出，坦陈真相，解脱吴为？
至于胡秉宸对要求吴为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未置一词，不过是因为在这场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在太具体、太琐碎了。有谁见过在寸土必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官会为一栋在炮弹下消失的房子而感伤，或宁可失去消灭敌人的战机，而让他的炮火绕过那栋房子？哪怕那栋房子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那的确只是文学家的事。其实吴为的要求并不高，哪怕胡秉宸说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没有。也许这样的要求，于一个指挥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经打算陪她去劳改，又何必纠缠于这样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呢？
再说，爱是不必说对不起的，即便到了该说对不起的份儿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个愿挨，活该不活该只有女人自己心里明白。
吴为也没有理解胡秉宸“挥泪斩马谡”的谋略。她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识大局的素养。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将要做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这个门第的豁达和气势”。
这不仅仅是调侃，那个在几百年风雨的涤荡中已经剥蚀、退色的门第，影响着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吴为两岁时遭遇的那个楼梯。
在权力的争夺中，不该成为、却成为牺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黄鹤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识或是没有意识到，“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怅惘或遗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经深烙心底。
不知胡秉宸对吴为的恋情，时感格律平仄的对称和谐之外，是否也杂糅着觅到一个为他肝脑涂地的红粉知己的意外喜悦？
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为一个转折。多年来，吴为不甚在意的那些迹象，那些以为是偶发的、桩桩件件难以理解的事，渐渐聚拢，虽然它的映象暂时还很模糊。
只是当胡秉宸再次要求吴为到医院探望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再做那样的冒险。
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每求必应。白帆一定没有想到，倒是这些战争的副产品，对吴为和胡秉宸爱情的杀伤力，比她的正面攻击有力也有效得多。
2
这些舆论当然也不是胡秉宸当年那些“对手”营造的。吴为作为胡秉宸现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对她的兴趣。当初他们之所以对她兴趣有加，不过是为了从她这里打开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连他那些“对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时间岂止是无情，简直可以说是残酷。
3
她也不愿相信这是胡秉宸的作为，虽然他们分开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却不是一纸离婚书可以了断的。
不过要：是胡秉宸这样运作，吴为也能理解。在大众舆论面前，他也难免尴尬和胆怯，——虽然他一再对吴为说，他从不在乎什么舆论。
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心理，当然是吴为抛弃胡秉宸。因为吴为比他年轻，而他已经年老体衰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如此准确地把握大众的社会心理并运用得从容自如，不能不让吴为叹为观止。
如果真是这样，吴为还会伤心——胡秉宸怎么一点东西也不给她留下？至少让她觉得她对他二十多年的爱，到底没有轻抛一片心。可吴为更多想到的，是那个常常在头上无声无息地掠过，半人半兽，一双眼睛深藏大恨却又美丽异常的神秘影子……每次掠过，都会从她这里带走一些什么，直到一点不剩。有时她觉得认出了它，感觉非常清晰，可又一闪而过，清晰的感觉重又朦胧起来。
它的出现是如此地猝不及防，哪怕是她和胡秉宸做爱的时候，也无边无际地遮拦着她和胡秉宸的生活。
就像少年时在黄土高原丹阳观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黄昏如约来到，并期待着独享随黄昏而至的那份孤独时，总会与她一起等在大殿檐下，擦着她的脑门儿飞来掠去的巨大蝙蝠。它们的影子也是这样覆盖着属于她和黄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变得暖昧起来。
如今，它终于胜利了，报仇雪恨了！
4
客观地说，扩散这种舆论倒也不是事出无因。像吴为这样一个走到哪里也没法儿不闹出点“丑闻”，厚道一点说是没法儿不闹出点“笑话”的人，这样的“因为所以”不应在她的头，又应在谁的头上？
好比一个早已洗手不于的贼，一旦人们失窃，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说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连那真正的贼，也要率先羞辱耻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无法辩白。若是辩白，岂不中了“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套路？
有朋友说，沦落到这步境地是因为她太呆。但吴为不认为自己呆，她只是觉得不会和人接触而已。
根据她的阅历以及她在遭遇各种大难时的所作所为，绝对应该把她归为胆小怕事那一类，——不是一般的胆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胆小怕事。但她看起来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难体会，一个人胆小或是害臊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就会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说是厚颜无耻也无不可——来掩盖这种无计可施的局面。
而在心的暗处，她始终认为世上最大的学问是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下手，不像面对枪炮或是虎豹豺狼，总能知道危险在哪儿、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是一命呜呼，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据说虎豹豺狼肚子不饿的时候并不进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或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存在就难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对他就是一种妨碍，或许践踏别人也不失为对许多不便张扬的目的一种曲径通幽的表达和叙述，更或许什么都不为，只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个厘米……她老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谓百年警句，却始终难以融会贯通，只好宽慰自己：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是与生俱来的。
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关于虎豹豺狼的理论，不过是吴为的偏激之谈，读者不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漏洞无处不在，这也是她始终不能成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
能这样打电话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红皂白吗？
吴为本来想对胡秉宸的那个老熟人说“谢谢你的电话”，临了却面目全非：“是，是这么回事，我是又嫁了一个比老胡更有钱有势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无艳羡之情，——虽然是打着哈哈地说：“哦……哦，你们的存款一定很多喽？”
她也打着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几百万大概是有的。”
是她提出离婚的又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到了她这步田地，所谓的“舆论”，在她心里还值几何？又能将她如何？
她不正是为了争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让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亲和孩子亏待了一生？到了，她们还不是被人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
她对这个世道曾经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
如果说人生一世都有一个过不去的情结，那么这可能就是她的那个情结：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还要把那惨绝的羞辱对准她无辜的母亲和孩子？
是她提出的离婚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电话之后，吴为到超市去买了一盒牛奶。
回到家里，她闲散地拿起了电话号码本。难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样两个电话之后，她也想打个电话向谁一诉心结？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从头到尾，没有明确目标地浏览着那些名字和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最终一个电话也没打。又盘算着——
要不要换一套人时的衣衫，到一个环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顿饭，再次验证一下她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精髓坚不可摧？
或是去买束自己搭配、色彩过渡得有情有致的鲜花？
再不就捡拾一下地板上摊得满脚满地的报纸杂志，打扫一下四处絮飞尘飘的房间，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来书写的灰尘……
像往常那样，勉力地让他人、更让自己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还是放弃了她很擅长的、演出这一类小品的打算。
有那么一瞬，她甚至想，电话铃何不再响起来？哪怕里面藏着比刚才那两个电话更多的心机。
她跟自己聊了一会儿天：“．你觉得该不该去看那场芭蕾舞？”
“当然该去。”
“票好买吗？”“我得去一趟医院，拿点儿安眠药。”
“现在有种新药好像很有效。”“什么药呢？”
后来又朗读了一会儿英文；
自得其乐地打开音响，放大了音量；
房子里热闹起来……
她歹毒地笑了笑，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经彻底地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是孤军一人了。
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被咬在了这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可真不是她的矫情——并且是在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论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
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
过后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