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日斋丛抄 宋·叶釐-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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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和陶诗》：“吾琴岂得已，昭氏有成亏。”涉历之久，固有所悔矣。晚从海上还，赋《瓶笙》云；“瓶中宫商自相赓，昭文无亏亦无成。”及此而谓无亏成，由其在我者，莫之加损也。
陆放翁《剑南诗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云：“兄去游东阁，才堪直比扉。莫忧持橐晚，姑记乞身归。道义无今古，功名有是非。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规儆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诵也。仲高讳升之，为诸王宫教授，告李庄简家私史，擢宗正丞，秦桧列，前诬讦之党悉投窜，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务观后为《记复菴》有云：“方为童子时，仲高文章议论已称成材，一时名公卿皆慕与之交，诸老生不敢少之，皆谓仲高仕进且一日千里，自从官御史，识者惟恐其不得如仲高者为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称美仕，至仲高则谓之蹉跌不偶可也。顾曾不暖席，遂遭口语，南迁万里，凡七易寒暑，不得内徙。与仲高亲厚者，每相与宴游，辄南望叹息出涕，因罢酒去如是数矣。然客自海上来，言仲高初不以迁谪瘴疠动其心，方与学佛者游，落其浮华，以反本根，非复昔日仲高矣，闻者皆怅然，自以为不足测斯人之浅深也。”末又云：“驰骋于得丧之场，出入于忧乐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为隐蓄，而抑扬寄于言表，况其以兄弟为之，岂不费回护？前诗之直，后记之宛，俱有味。仲高既废，自言客临安，遇一老妇，蓬首垢面，丐于市，泣诉云：“官人曾闻秦妙观否？妾即是也。”仲高言已，泪落盈襟。王仲信谓其怆晚节流落不偶，特相似耳。妙观，宣和名娼，见《玉照志》。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据其叙，谓之歌，其词则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乃尽用屈子《远游》篇中语，第改“长勤”为“常勤”，而终之以楚接舆所歌，岂感叹之深、不待自为之辞？特采古语咏歌之，后人遇千百事迹，容易作得，不少玩习之意，晁氏固已有考于此，列之“变骚”，序以为《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盖从本集云。
苏门陈无巳，清苦之士，亦有长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文潜乃又自谓不善倚声制曲，而致意古乐府，有所矫耶，其说曰：“予自幼童，好作文字，于它文常为之，虽不工，要亦能措词。至于倚声制曲，力欲为之，不能出一语。《传》称裨谌‘谋于国则否，谋于野则获。’杜南阳以为‘性质之蔽’，夫诗，曲类也，善为诗而不能制曲，岂谋野蔽耶？”今吴氏《汉录》载文潜《少年游·秋藻香》二词，殊婉媚，不在元始诸公下。或附托以传者，集中有谓曲，亦诗而已，不师近体也。方氏《年谱》疑此为《代道卿赠人》三诗，赵德麟以《鹧鸪天》歌之，若文潜此类诗，固不减词家情致。方氏又谓其少年多艳词，词或文辞之词，诗，乐府之寓情者，故云艳词，不必证其不能制曲之说。近世叶正则集中存《和李季章参政》一曲，亦云“素不晓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靳为之，流俗强则短于无益者，何哉？”朱文公游衡岳回，道中雪梅二阕，怀张宣公作，既又书一绝云：“久恶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间万事皆如此，两叶行将用斧柯。”且题云：“自是不复作也。”
陈无咎题赵国一词，旷达可喜，子记其文云：“一年一度春来，何时是了。花落花开浑是梦，只解把人引调。可怜浮世，等闲过日，却不识、绿水青山，四时都好。遇笔题诗，逢人饮酒，世间万事，看尽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纶巾，云屏烟障，几曾受些儿烦恼。便乘风归去小蓬莱，听门外，猿啼鹤啸。”无咎号龙坛居士，越人目之为仙，其词气颇不凡俗也。
渊明《赠长沙公族祖诗》序云：“长沙公子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苏老泉遂发为《族谱》引云：“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所与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吾谱之所以作也。”渊明二十馀字不为少，明允宛转大篇不为有馀。或引诗以评之，诗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殆不若诗序合于途人之喻尤切。
曾子固《南齐书目录叙》：“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耶？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李文叔《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载，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至于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辩士抵学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盖自尧、舜、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及周衰凌迟，然所从来既远，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秦、仪之徒，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文辞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哉？”二序述古文记事之妙，其说精矣。以书之二典，能传二帝之深微，盖为史者，亦圣人之徒。列国之策士能发人疾隐，由三代文物未尽、议论高远玩文词者可知，叙述之难工，而系乎世变矣。
昌黎讼风伯，以旱故尔；皇甫持正让风，其意则谓昨自南昌迄建康，路长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终不百里，疑风之喜怒，而以淹留让之，辞义不袭其师。他日东坡《僧伽塔》诗云“去得顺风来者怨”，荆公亦云“人生万事反覆多，道路先后能几何”之句，于风伯扫空恩怨矣。陈无巳云：“历历数过帆，当途气如虎。快意亦适然，淹泊岂吾取？”此可以忘情于迟速者与。陆务观记采石大江所见云：“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江行淹速，常也，得风者矜，而阻风者怒，可谓两失。世事盖多类此，记之以寓一笑，斯言尤足为世儆也。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据而发，不得訾袭也。诸家论文，已备著其说，偶读退之《上宰相书》三篇，论周公为辅相急于见贤，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所求进见之士，岂复贤于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至终篇讽时相无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书盖颇类后汉高彪语，彪欲从马融访大义，融疾，不复见，彪遗书曰：“承间问风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问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疴傲士，故其宜也。”退之文辞足以畅其情，未必取则于此。在昔称周公于规讽，无有讶其过，后世欲相谀悦，亦称周公，则人疑之矣。
洪氏评欧公《醉翁亭记》、东坡《酒经》皆以“也”字为绝句，欧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每一“也”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余记王性之云：“古人多此体，如《左传》‘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后韩文公《潮州祭神文》，终篇皆‘也’字。不知欧阳公用柳开仲涂体，开代臧丙作《和州团练使李守节墓志铭》、又作《父监察御史梦奇志文》，终篇用‘也’字，《李志》‘也’字十五，末云：‘摭辞而书石者，侯之馆客臧丙梦寿也。’”性之以欧公全用此体。又观王荆公为《葛源墓志》始终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论次其所得于良嗣而为之铭者，临川王安石也。”巩氏谓全学《醉翁亭记》，用之墓文则新，是未知前有柳体也。韩《祭神文》亦于“也”字上寓韵，则《酒经》又其取法者。朱新仲评《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句，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易·杂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项平父评《醉翁亭记》、苏氏《族谱序》皆法《公羊》、《谷梁传》，盖苏明允《序族谱》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开作《从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论本始，古而《易》，后而《三传》、《庄子》，又近而韩氏迄柳仲涂以降欧、王、苏、曾，各为祖述。要知前古文体已备，虽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闲燕常谈》记世传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无此体，师鲁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师鲁起取《周易·杂卦》以示公，公无语，果如其说。朱新仲为书评，董氏兼举其家世遗论云：“《亭记》本韩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括位置又加典丽也。”王性之槩及韩文，而谓欧实从柳，此复云宗韩，或疑欧公果自负作古者与？
欧阳公作《苏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齿少於予，而子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其推让人如此，或者犹疑公作《尹师鲁墓志》自论云：“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进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夫既不自尊于子美，奚独靳于师鲁哉？陈氏《新话》辨其事，已赘叙子美者可见也。韩魏公作《师鲁墓表》直云：“天圣初，公独与穆参军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辞鼓动之，于是文风一变。”似著其实矣。观者益有疑于公，然而知古文渊源，宜莫如公。子美亦穆参军辈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不自师鲁始，公岂恶出其下而讳之？不没其实而已。世俗之见，好以胸臆强古人之同，制论易刻，况其记旧本韩文已云：“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是公自谓学古文在子美后，师鲁则相与作之，未尝求居其上也，相与作之，而云自师鲁始，则亦当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虽首称尹、穆，其词固存轻重，要不失为推尚之至也。
文公《石鼓书院记》：“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成公《记白鹿书院》云：“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范氏《骖鸾录》云：“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独不及白鹿，疑白鹿书院以淳熙六年重建，范至能乾道六年过湖湘，白鹿名未称著。魏华父枢密云：“庐山、嵩岳、衡麓、睢阳，各有书院。自太平兴国讫大中祥符，锡之荣号，被以诏墨。”其指四书院名与《白鹿记》合。江南书院凡三：白鹿乃唐李渤隐居之地，南唐给田、选通经者讲授，太平兴国初，知江州周述请赐《九经》，至五年，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以田入官，由是而废；石鼓乃唐元和间州人李宽所为，国初赐额，以徙为州学而废；惟岳麓自开宝中知潭州朱洞建，咸平四年李允则请赐书，祥符八年赐额，天圣八年漕臣黄总请授山长进士孙胄官，绍兴初，始以兵火废，秦桧当国，胡明仲因书请兴复旧区，重赐院额。乾道初刘共父枢密先建，至淳熙六年文公始建白鹿，十二年潘德夫畤始建石鼓，皆因其旧复之，三先生之文，各记其成。厥后诸儒过化之地，或生贤之乡，莫不建立书院，表其旧传，与三书院并著，如：二浙则平江之学道、和靖，镇江之濂溪，淮海湖之安定，建德之钓台，绍兴之稽山，婺之丽泽，台之上蔡，衢之明正；江东则建康之明道、南轩，徽之紫阳，太平之天门，信之象山，宗文，隆兴之景濂，江之濂溪、景星，袁之南轩，吉之鹭洲、龙溪，抚之临汝，建昌之旴江；湖则襄之清湘，道之濂溪、西山，鄂之南阳、竹林；闽则建宁之建安，漳之龙岩，兴化之涵江；广则静江之宣城。不能悉记，此皆选长廪士，次于学。又有虽已创始，未果请于上者，昔洪景卢论州郡书院，但及白鹿、应天、岳麓，谓“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岳麓、白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