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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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又一次召集群臣商讨。大学士明珠说： “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诸多不便，所以不必命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明珠是首辅大臣，于是众臣们都表示赞成。康熙帝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大臣们的意见很好，就同意由施琅自行进剿。康熙帝能完全信任叛将施琅，可见他既善于识人，也能用人不疑。
在用人问题上，姚启圣、施琅也有分歧，施琅对被姚启圣处罚过的蓝理十分器重，而对姚启圣赏识的朱天贵却不打算使用。兵部不同意施琅重蓝轻朱的意见。康熙帝认为两人皆可用，特旨授二人官职。在后来的海战中，蓝、朱二人均英勇善战，不负厚望。在征剿台湾的准备过程中，各方面意见常常对立，康熙帝能够消除大臣们的偏见，审慎对待不同意见，不独断专行，也不优柔寡断，又颇有知人之明。两位大臣都能做到以大局为重，姚、施二人虽意见不合，但仍然相互合作。姚启圣督办粮饷，保证供给，前经姚启圣所定武弁功罪条例，施琅则照例遵行。有分歧是正常的，求大同存小异，战争的领导者们齐心协力，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会齐各路总兵，宣称利用北风进攻台湾，然而却迟迟不发兵，给台湾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姚启圣趁台湾人心惶惶之时，再次派人前往招抚。在发兵之前，刘国轩忽然遣使议和，但是仍然坚持以前提出的不剃头不登岸的条件不变，还是不承认不服从中央政府，这是双方最后一次谈判。
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五月，康熙帝见招抚无效，下令进兵。经过两次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清军也伤亡数千人，总兵朱天贵阵亡。刘国轩率残兵败将退回台湾，澎湖守军随即投降。康熙帝接到澎湖大捷的战报，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将这个胜利消息，传达给各级官员，并特派一名侍卫赴福建，慰问全部官兵。时恰逢中秋夜，皇上衣锦袍，登楼宴赏，看月宫景物，闻捷报大喜，即脱锦袍赐施琅。又自作一诗，写一手卷，并赐之。
台湾既平，论功行赏独不及蓝理，当时蓝理死战，身被七伤，大肠已流出，裹伤复战。而叙功时，施琅却将蓝理名字删去，因为蓝理刚猛，不肯屈意事人，施琅忌恨他这一点，遂落其名。后来李光地在皇帝面前赞扬蓝理，康熙帝乃接见蓝理并亲自查看他的伤口，既是关心蓝理伤口是否痊愈，也是察臣工是否欺君，并手书“所向无敌”横幅赐蓝理。
这时，姚启圣主张，乘胜直捣台湾。有人主张应诛杀郑军残余，其子女没入军中为奴，以血前恨。黄性震密请保全之，使数万人得以存活。施琅则表示，为国为民不必计较仇怨，只求郑军能不战而降最好。他优待俘虏之后，将他们放回，令其规劝台湾军民来降。被俘郑军感恩不尽，一时台湾军民人心思归。郑军主力既已大部覆没，台湾已是囊中之物，就不必过于着急拿下台湾，其用意无非是少杀伤而多保全。中国人的哲学中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战争中的“人和”表现在哪里？就是“网开一面”，不搞“斩尽杀绝”，消灭敌人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只是手段，当可以不杀伤而达到目的时候，又何必再制造伤亡呢？武将不嗜杀，不邀功，才是真智慧，才是真将才。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乡土观念也很强，姚启圣是江浙人，对于福建人的伤亡不太介意，而施琅是福建人，战场上拼死搏杀的双方大多为福建人，施琅不忍见到家乡子弟过多的死伤，所以力主招抚，能为家乡父老做一些善事岂不更好？虽然，当初他是坚决主张以武力功剿台湾的。招抚不行当然要用武，可以招抚时，又何必用武呢？当时有人说，施琅回台湾“必报父仇”，施琅则明确表示“断不报仇”。
郑氏集团打算再窜吕宋，重建国家，刘国轩极不赞成。这里也有黄性震的功劳，他潜入台湾，施计离间刘国轩和郑氏集团的关系，由于刘国轩兵权在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赞成，事情就办不成。不得已，郑克塽派出代表，到澎湖谈判，又提出居留台湾不登岸的要求，被施琅当即拒绝。郑克塽再派人携降表赴澎湖呈缴，不再提居留台湾的条件。
施琅将降表上报朝廷，康熙帝交议政大臣讨论，大臣们认为可以接受，康熙帝也认为，为了防止其再窜外国，又生事端，还是抚之为善。 康熙帝派工部右侍郎苏拜等前往福建，赍送对台湾投降人员颁发的赦诏。施琅前往郑成功庙行告祭之礼。这是安定民心之举，康熙帝南巡时也行祭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的仪式，都是为了安慰汉族人的民族感情。可见施琅不是一般的军事家，他具有政治家的胸襟气度，康熙帝任用施琅征台，可谓得人。
统一台湾之后，放弃还是留守台湾，朝廷内部却有了争议。李光地等人主张放弃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指出，台湾不仅要守，而且决不可拖延。施琅也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并亲自到台湾做了一番考察，然后向皇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备述台湾的战略价值和放弃之后的危害。侍郎苏拜、御史赵士麟、大学士李蔚、王熙也都同意施琅留守台湾的意见。至此，康熙帝表明意见，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
康熙帝下诏设台湾府。姚启圣推荐蒋毓英担任第一任知府。蒋毓英在任内颇有政绩，使台湾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其政治地位更加重要。蒋毓英三年任满，升按察副使，专门负责管理台湾府事，等于连任三年，他还主持了第一部《台湾府志》的起草工作。
姚启圣、施琅、蒋毓英等人，为台湾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多年以后，康熙帝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绩。 而康熙帝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也是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的一个重要条件。明君贤臣，共同以国事为重， 通力协作，上下同心，军事和招抚手段并用，终使台湾回归祖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先是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是统一台湾。在这两次战争中，康熙帝放手重用汉将，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康熙帝的开明大度真是清取天下的运气。
君臣以义合
满族统治者与汉儒联盟，就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合理性，而依靠汉儒清官治理庞大的帝国，是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君主的贤明与否决定了政府的清廉还是腐败，君主贤明的标志之一是选用有德有才的官吏。这就是君臣以义合。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朝的君臣关系特别能体现这一点。康熙帝服膺理学，以安定民生为做君主的本分，而养民与爱民是要通过官吏去具体实行的事情。所以皇帝的清浊是首要条件，吏治问题又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两者都事关国运的长久。
清承明制，国家设置六部，以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吏治是民生的保障。康熙帝深刻了解到吏治与民生的因果关系，他说：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惠育百姓，必先澄清吏治，而后民生得遂。”
吏治的核心是“实心为民”。康熙帝说： “选用一官如其心中没有百姓，不念民生，便是用人不当。”他十分强调督抚大员的表率作用。他说： “民生的安危，取决于吏治的清浊；吏治的清浊，则取决于督抚的表率。倘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那么下吏哪个敢不洁己奉公？”
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走的是人治路线，强调治人崇德。而治人之要首在治吏。用人标准，简单说就是“清”、“慎”、“勤”、“能”这四条。做臣子的，往往把“慎”视为第一位，其次为“能”。康熙帝则把清廉作为选择官吏的第一条标准，他说： “居官既廉，办事自善。”并常以廉吏的事迹来激励百官，表彰清官鼓励官吏争当清官。他说： “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其实难欺，官员是非善恶与否，人人有口，不能强使之毁誉，尔等须要自勉。”
康熙帝是以什么方式来选拔官吏的呢？首先，他不喜欢科举考选的方式。他说，科举人才多是只会“记诵之学，文词之末”的书生，对于国计民生往往一无所知。武举也是只能得到弓马娴熟的一介武夫罢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选才方式。他更喜欢亲自明察暗访，每年都要用大量的时间去地方巡视，查访吏治。他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还有一个选拔官吏的方式就是保举。他说： “朕观人之识见精神有限”，“天下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赖”。通过保举，既避免了一人不能周知的局限，又给康熙帝提供了一个考察官吏是否结党营私的机会。如此人所举之人俱是庸劣不堪者，他自己必然是结党营私的污吏，喜好裙带襟连任人惟亲；如此人所举之人皆是公忠为国的清官，他自己必是“实心为国无私之贤臣”；如此人所举之人良莠不齐，他自己可能是一个见识不精、才力有限的人。对于大臣或地方官推举的人才，康熙帝还要亲自面试，并颇能识人。
康熙帝非常赞同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得贤能之臣，为国家之大瑞”的观点，称之为“千古名论”。康熙帝发现和培养了不少清官，康熙朝著名的清官有： 大小于成龙，张鹏翮、邵司尧、陆陇其、赵苍璧、彭鹏、郭琇、陈瑸、施世纶、傅拉塔、王骘、靳辅、汤斌、张伯行、宋荦等等。其中汤斌、张伯行、宋荦三人都是河南人，故被时人誉之为“中州三贤”。
康熙帝的专制统治具有明显的开明色彩。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的这种开明色彩，已经不再突出表现在容忍不同意见的“虚心纳谏”方面了。它的具体表现是提倡清正廉洁，任用清官“敷治”天下。在清代历史上，康熙朝以清官迭出著称，清官往往又是理学家。重用清官是康熙帝治术的最大特点，这一长处为雍正帝所继承和发扬，又不幸被乾隆皇帝所抛弃。
于成龙以道事君
做清官，为百姓谋福，就是忠于皇帝，这是儒家“以道事君”之臣道，也是“学而优则仕”的本义。于成龙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甚至于掩盖了其“能”的特点。
在广西罗城县的深山丛林之中，有一座败破的院落，每日都有一些百姓前往那里。原来，那里就是罗城县衙。这个县衙既没有朱门粉墙，也没有大殿高堂，甚至连个土墙都没有，院落外面只是用荆棘周匝围了一道，院中用土堆成的方台上面铺一块木板做成桌案，知县于成龙每天就在这里办公。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山西永宁（今离石）人。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年已45岁。人生老去，机会方来。于成龙正式的科名并不高，只有一个副榜贡生的学历，他由秀才考举人只得了副榜，在国子监读书。按照吏部的制度，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做官，于成龙的举人副榜的资历太低，勉强可做最辛苦最卑微的小官，他抽签得到偏远地区广西罗城县令的小官职。当时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去那个穷乡僻壤赴任，上任前他在寄友人书信中表明心迹： “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然后，变卖家产，凑足盘缠上路了。由此看来，“学而优则仕”已经异化了，于成龙为什么不能中进士呢？
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罗城县是一个贫困山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于成龙废除苛捐杂税，以身作则不要“火耗”。所谓“火耗”即是指散碎银子重新熔铸入库时会有所损耗，故额外多收一些。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田赋开始征收折色税银，这一项加额就应运而生了。火耗同时又成为补贴官吏的加派，一般的官吏正好借此搜刮百姓。官场中又有许多的“陋规”，其名目甚多，官吏送往迎来，投递公文都要上下打点。送钱多少要视具体情况，肥官多送，瘦官少送等等，都有规矩，所以叫“陋规”。归根结底都是得自于“火耗”钱。清官与贪官的区别往往不在于是否收受火耗和陋规，而在于程度不同。地方官把搜刮来的钱财要分一部分给京官，事才办得了。文官加派火耗，武官侵蚀兵饷，都是常事。这些已经成为公开的“陋规”，连康熙帝都说： “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清朝前期，官吏有俸无廉（只有分内的俸禄，没有额外的“养廉”钱，廉俸始于雍正朝），即使是清官，不收火耗钱的也很少见。因为不收火耗就等于倒贴税银，有几个官员能这样干呢？
有一点历史常识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在清朝，官吏的俸禄并不高，大约只够维持生活，他们的财富主要靠他们利用手中之权去弄，所以几乎是无官不贪。上贪下亦贪，衙门里的那些书办衙役，一个个更是如饿虎饥狼。康熙帝有一次对前来辞行的江西巡抚王骘说： “你到地方要以操守为要。”王骘回答说： “臣在四川时，从来不食民间粒米，不取民间柴草，臣一身之外只带两三个家僮，往往于家中取给盘费，有时借资于督抚。从来不敢私取民财。”康熙帝说： “身为大吏，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如果还要家中贴补，也是不可能的。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以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这里王骘也是倒贴，而皇帝也知道低薪的弊病。
国家不给官吏高薪，但是允许官吏向地方少量加派“火耗”钱，标准以正税的十分之一为限，叫做“养廉钱”。然而这只能约束那些严于自律的清官（如于成龙连“火耗 ”都不要），但不能约束贪官。“火耗”是个无底洞。御史赵璟曾上疏指出贪污的严重情况，认为俸银太低是造成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原因。他说： “俸银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然而康熙帝对“人心不足”这一弱点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