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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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京师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借机上书指责索额图怙权贪纵，请皇帝严加谴责，以回“天意”。康熙召索额图及诸大臣，命明珠传旨： “今朕躬力图修心自省……尔各公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且尔等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倘若再犯，“国法俱在，决不宽贷”。又御书“节制谨度”赐索额图。这明显是对其贪黩骄纵之习，委婉地示以戒饬。皇帝修身养性而大臣贪赃枉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康熙帝对索额图之结党与贪纵一再警告，而“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康熙起居注》第1994页），又无功绩可言。
索额图已知“圣意”不悦，翌年（康熙十九年）八月，以生病为辞，请解大学士任，康熙帝立即允准。但也不完全予罢斥，“命于内大臣处上朝”，授议政大臣职。索额图既罢阁，然其贪纵之习不改，康熙帝乃再加以惩创。索额图弟心裕袭父爵一等伯，任銮仪使，贵胄子弟素行懒惰，屡次旷职。康熙帝故意命索额图议处，索额图拟罚俸一年。其弟法保袭父爵一等公，任内大臣，也因懒惰革职，仍然我行我素，索额图纵容法保，不加训诫，康熙帝借此对索额图严加训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谕议政王大臣说： “且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命严加议处。索额图被革职，两个弟弟也受到惩处。康熙帝不过是要警告他一下，不久又复起用。由此可见，康熙帝对大臣之宽容。也是因为索额图的身份特殊，并有擒鳌拜之大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派索额图为代表，兵部督捕副理事张鹏翮为副使，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代表进行边境谈判。但是，由于噶尔丹的叛乱，道路中断，中俄代表团均被阻在半路，谈判没有进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索额图、佟国纲在尼布楚同俄罗斯代表戈洛文举行边界谈判。这时，张鹏翮已外迁浙江巡抚，前方将领萨布素、郎坦奉命随行。谈判地点设在尼布楚城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
谈判一开始戈洛文就自欺欺人地说：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俄国的。”
索额图问： “俄罗斯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古？”
戈洛文说： “还在17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人波雅科夫奉沙皇之命，已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俄罗斯的领土。”
索额图反驳说： “比波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旧址，雅克萨原系我喧斡尔总管倍勒尔的故居。环绕黑龙江的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及赫哲、费雅喀等族所居之地，历来属中国管辖。这有赋税册子可以为证，如果贵国有此种记载，不妨拿出来示众。事实是，贵国四十多年前才远足到此地，把我国土地强行霸占为己有。我奉中国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
戈洛文又说： “达斡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根特木尔酋长已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所以他领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归属俄罗斯所有。”
索额图驳斥说： “根特木尔是大清国的臣民，他领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即使他个人叛国，达斡尔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他叛逃到贵国，我们要求贵国把他交还给中国。我国也收留了贵国的一些人，按照贵大使的逻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原在贵国的地方都应归属于中国吗？”
17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侵略性极强，根本就不讲道理。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才会走到谈判桌边来。然而，即使是坐在谈判桌边，他们仍然是一派强盗口吻。戈洛文故意把清朝的土地说成是酋长的土地，在逻辑上玩弄偷梁换柱的小把戏，简直是在糊弄小孩子。索额图是清廷内部的强硬派，他是主张寸土不让的，其他几位代表都是亲身参加过抗击沙俄的军人，也是强硬派。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谈判桌上的高手，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往往是精神和意志的竞赛，沙俄更是背信弃义的专家，文化落后的满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俄国的政治比清朝的政治更有弹性。具体地说，索额图等人如果不能完成谈判任务，不订条约空手而归，就要倒霉，起码要被视为无能，可能闲置，退出官场。而俄方代表并没有这种顾虑，因为即使签订了条约，他们也不打算遵守，沙俄的既定国策是永远地向外扩张，清朝的既定国策则是闭关锁国，政治制度更是僵化，丧失活力。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则可以说是两国皇帝的较量，彼得大帝确实比康熙大帝略胜一筹。
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双方经过十几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
其后，索额图又扈从康熙帝出征噶尔丹。明珠也在军中参与军机。清军初战失利。康熙帝也许是一时烦恼，不幸染病，令各军统归和硕裕亲王福全指挥。清军分为三队两翼迎敌，索额图、明珠等协助大将军福全指挥全军，八月初一，清军于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但福全等未能乘胜剿灭，致使噶尔丹逃去，廷议众人之罪，索额图罢议政，降四级留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内大臣索额图随之。噶尔丹扬言： “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再等俄罗斯兵六万至，即顺克鲁河而下。”“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就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六辑194页）这一消息使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大惊。此时，西路军为风雪所阻，不能如期与中路军会师，中路军因之突前。索额图与伊桑阿等奏请回銮，以使中路军脱身，只留费扬古西路军单独迎战。康熙帝愤怒地痛斥道： “朕为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且大将军费扬古兵，与朕约期夹击。今朕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第23页）如果真有俄罗斯兵参战，西路军单独迎敌，必败无疑。康熙帝为索额图退兵的建议感到羞耻，激愤得泪流满面。索额图等免冠叩首，说： “臣等真怯懦妄奏，死无地矣！”（同上）索额图临敌怯懦，缺乏英雄气概。康熙帝临危不惧，可以媲美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盛世也类同。
西路军在费扬古、孙思克的指挥下与噶尔丹血战于昭莫多，噶尔丹惨败，仅以身免。第二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再出师宁夏，索额图扈从。三月，噶尔丹败死。叙从征诸臣功，索额图复原级。上次吴三桂之乱，索额图就表现懦弱，每次到关键时刻，索额图都是如此，尤其是这次遭到康熙帝的申斥，无颜再入朝事君，康熙四十年（1701年）九月，借口年老乞休。
人最根深蒂固的缺点就是死不认错。索额图犯有大错，而受到康熙帝的薄惩。他非但不感激，反而对康熙帝极其不满，多有怨言，又不甘心寂寞，就投靠太子胤礽，结成太子党，非议国事，企图东山再起。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着有远见的棋。
胤礽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为太子的，时年不足两岁。他自幼由康熙帝亲自教以诗书，“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又为其善择辅导师傅。可惜，太子冥顽不灵，结交匪人，熏染恶习，肆恶虐众，曾当着康熙帝的面，将师傅推下水去。他对诸位皇兄弟极少仁爱，对父皇也绝无忠爱之念。每次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皇太子留守京城，都是荒忽政事，亲昵匪人，有人将太子蜚语奏闻于康熙帝。康熙帝回京，只得将太子左右亲近之人置于法。康熙帝说： “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因此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所行不善，遂自此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第23页）
索额图遭申斥，太子失宠，两人皆心怀不满。太子与索额图勾结一处，引阿迷达、麻尔图、额库礼、温待、邵甘、修宝等为党羽，如温待、额库礼，本是犯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乃与索额图结党，谋议国事，妄自怨恨。他们趋奉太子，希冀新君即位，以实现自己的野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南巡，太子胤礽随驾，至德州，太子病重，康熙帝留驻，召索额图自京师来德州侍胤礽疾。太子久病不愈，康熙帝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他们在德州一月有余，索额图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按皇家礼法，这是死罪。太子却不加责怪。而索额图亦助太子为虐，索额图怀私倡议，凡太子御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皇帝相似。这些不法情事被康熙帝“访知”，于是康熙帝决定对索额图严加惩创，连发上谕切责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命将索额图拘禁，并传谕说：
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不忍心，但若著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著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不可疏放。（《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第15页）
谕旨中“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一语，表明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似乎到了有所行动的地步，再从“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一语中，又可窥见从者颇众。由于事关太子，宫廷内幕，讳莫如深，“不可宣说”。康熙帝采取断然措施，对索额图及其同党中的主犯严加惩处。在拘禁索额图的同时，将其子并家中主要成员一并拘禁。索额图同党额库礼等“俱著锁禁”，同祖子孙在部院任职者，“俱查明革退”。再传谕旨： “著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若尔等在索额图处行走，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此上谕乃专为隔绝皇太子与索额图的联系而发，严禁宫门大人与侍卫与索额图往还。索额图于五月十九日被拘禁，七月初二以前，于禁所被处死。
索额图与康熙帝的矛盾是权臣与皇帝的矛盾。“索阁老者，皇后之叔也，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第4038页）索额图的权势初在明珠之上，后来明珠的地位上升，明珠与索额图的“形势相埒，相互倾轧”。在当时有这样一则时谚，说： “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又有一则民谣，说： “天要平，杀老索；天要安，杀老明。”他们都曾被革职，又被再次起用。康熙帝几次惩处索额图之后又予以重用，明显的是利用他来牵制明珠。事实证明，这并不高明，反倒搞得皇帝自己身心憔悴，因为其中又牵扯到太子的废立问题。索额图之罪是“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后来又说是“潜谋大事”，这是篡位的委婉语。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也不需要那么严谨，康熙帝又不是书呆子，既然索额图当年曾经参与了康熙帝“潜谋大事”，逮治鳌拜，他的最大功绩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可疑点。既然当年可以是本朝第一功臣，如今就可以成为“本朝第一罪人”。这真是“功臣不可为”呀，后来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祺作《功臣不可为》一文警告年羹尧，也是说对了。这是一条永恒的原则，某些时候即使是小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奄奄待毙，围观者都见死不救，这现象背后也有“功臣不可为”的意思，有很深的历史教训。
索额图一旦与太子结党，就只有两个结局： 一是“潜谋大事”成功，一是被康熙帝处死。如果康熙帝不是对太子绝望，索额图如果不是与太子结党，当不至于被康熙帝制死。索额图被拘禁后，“人们仍旧怕他”。以为太子终有登基的一日，甚至竟有人欲将他救出来。康熙帝不能不将索额图置于死地而后安。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皇帝与皇子（尤其是太子）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君臣关系，但也不出君臣关系的范围。当皇帝对大臣不满意时可以杀掉。同样，杀掉皇子或太子也不新鲜。只是因为其中有亲情在，皇帝就不大好办，即使是英明如康熙帝也为此大伤脑筋。因为皇帝与皇子或太子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有人就说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这种误解大约是从唐朝李勣的一句话而来，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则天为后，顾命大臣褚遂良拼死反对。李治就废立皇后一事询问李勣的意见，他说：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这是李勣“以心机事君”的典型表现，既以此自保，也倾轧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说：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尝不任权术，以至于后来‘陛下家事’一语，贻留宗庙社稷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