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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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从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肃年羹尧、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权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尧，隆科多又岂能容忍？逻辑的结果就是二人同归于覆灭。

　　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说：　“向与年羹尧通问稀疏，近复与之断绝。”雍正帝反驳道：　“据奏殊属狡辩，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隶总督李维钧之使者，众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辖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汇报了。不过他仍然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奋然易辙，犹可谓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饰，一旦发觉，罪无可逃，尔其思之。”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奏劾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帝把他们的奏疏都发给年羹尧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说：　对“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大同总兵马觌伯说自己与年羹尧没有关系，雍正帝批示道：　“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谁乎？”雍正帝在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折上问，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帝说他对年羹尧的批评仍然“留有余地”。

　　年羹尧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过地方的官员，如田文镜都及时向皇帝报告了他的行踪。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肃清年羹尧朋党。其实雍正帝自己又在制造朋党。年羹尧离京回陕后曾参劾蔡珽贪暴，逼死人命，刑部拟斩。雍正帝却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尧参奏，如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这与前面指责年羹尧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都是一个意思。不论是非，只分你我。其实，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确是大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尧，年反对的人正可以利用来整他。雍正帝将蔡珽提升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为经筵讲官、议政大臣等。

　　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帝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革其官职，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尧进京会审。大臣议罪罗列其罪状达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贪婪罪、侵蚀罪、残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说，其中有30多条罪可以将年羹尧立斩，但是念他青海立功，开恩赐自裁。由蔡珽监刑，蔡珽惟恐年不死，严厉促年羹尧赶快自缢。雍正帝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大贪官蔡珽。雍正帝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年羹尧一死，雍正帝翻过来就整肃蔡珽。这虽然是肮脏的权力之争，但贪官污吏受到整肃也是好事。以为整肃贪官应该是纯粹的出于正义的动机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肃贪官污吏从来都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当初雍正帝那样肉麻地赞扬年羹尧，后来又不给年羹尧改正错误的机会，好像不合逻辑，这与雍正帝的权力瘾太大有关。年羹尧最后向雍正帝求饶：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回答是：　“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可见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虚了。他也曾说：　“朕今深恨辩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条）在给纪成斌的朱批谕旨中，说年羹尧之负恩，“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这些话并非虚词，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间有是非，人死后有灵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后不葬东陵，另辟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无颜见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继承皇位，而把兄弟们都整死，也无颜见父皇于地下。

　　最后，再简单分析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变化的原因。一般来说，皇帝总是过分重视能臣。年羹尧无疑是能臣。雍正帝与他又有特殊的关系。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时，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亲，又要求贤若渴。年羹尧即是集亲信与能臣于一身者，当然备受宠信。雍正帝曾说，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说，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人。雍正帝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封疆大吏最难得人。因为要兼理少数民族的事物，情况复杂，必须具备讨抚之长才，文武双全者才能应付裕如；至于两江地区，经济繁荣，所理事务无非是钱粮征收和整顿文化风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对付；直隶地区则中才以下也可以应付了。年羹尧文武双全，在当时的群臣中大有鹤立于鸡群的气势。

　　年羹尧固然有才能，但是他过分的嚣张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说：　“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来，除了是亲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一般论者，都忽视此点，以为是迂腐观念。雍正帝又说：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尧表现得仁义一点，当不致遭杀身之祸。

　　有史学家说，年羹尧即使是小心谨慎也难免于祸。但是笔者认为年羹尧毕竟不是胤禩，没有必死之理。主要还是他咎由自取。许多人对于古人的正统思想显然是不屑一顾，而过于陷溺于权术技巧的思考之中，以为非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深刻。古人关于君臣之道思想总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负面之“术”，怎么可能只有一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独能例外吗？古人（董仲舒）视君为阳，臣为阴，以分尊卑。笔者以为，也可以视儒家的道德为“阳”，法家的权术为“阴”，也有明暗的分别。无论任何时代，人类的价值观都是“一阴一阳”，没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尧明显是才胜于德，权不称德，如果他低调一点，韬光养晦，就既可以视为有权谋，也可以视为有道德。可与年羹尧的才干媲美者，如鄂尔泰，道德功业兼备，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备受宠信，享尽尊荣。道德与权谋可以相称，符合儒家为臣之道的精神。

　　因为年羹尧有大功，人们就简单地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语运用过来，好像特有洞见，其实是抹煞了仁义与残暴之是非的观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说过诛功臣的问题：　“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条）任何皇帝都不会给予有功之臣违法乱纪不受惩罚的特权。退一步说，即使雍正帝真是不能容忍功臣，也是年羹尧不遵守臣道所致。年羹尧始荣而终衰，反证了雍正帝的寡恩。上述几位史学家的结论，杨启樵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年羹尧的嚣张过分与雍正帝的阴险过人，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主要原因是相权威胁到了皇权。但是客观上也是为民除害。对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无法无天的权臣的覆灭，无论如何，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雍正帝并没有把他从战场上拉回来，而对于隆科多就不一样了，雍正帝恰恰是把他从中俄边境谈判桌边拉回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看来，权力的分享是君臣矛盾的实质。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雍正帝毕竟不似朱元璋之昏暴，与其说年羹尧是一把“良弓”，不如说他是一条恶犬。这种恶犬不用时必须杀掉，因为他本质上是恶犬，不可不杀。也许杀它的人比它还恶，也不能认为它的被杀不是因为恶。帝王的权术是权臣必死的原因之一，权臣的嚣张也是其必死的原因之一。认为即使年、隆不嚣张，也难免一死，即使是洞见，也不免邪恶之讥。正如因为病人已无可救药，医生就见死不救一样，这是邪恶之洞见。功臣的冤屈与老百姓的苦难比较，哪一个更重要？杀掉一个贪赃枉法的功臣，可以使老百姓减轻负担，就是大好事。如果杀功臣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就是坏事。朱熹说：“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当今流行的历史观是，轻是非，重权术，喜欢从功利与实用的角度解读历史，这种“看人相打”并研究如何打得巧妙的历史观，是非常邪恶的历史观。　






　
隆科多之圈禁
　　雍正帝一继位，隆科多、年羹尧就成为股肱之臣。雍正帝先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失去的公爵赏给隆科多，又下命称隆科多为“舅舅”，虽然雍正帝与隆科多辈分是甥舅，但皇帝公然称之为“舅舅”，却属于皇帝的封赏，不是天然的。由此可见，皇帝的家事绝不仅仅是家事。此后提到隆科多时除了职务还要冠以“舅舅”。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次年命隆科多兼管理藩院事，任《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大清会典》总裁官，《明史》监修总裁。雍正帝还赐给他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这时的隆科多，作为“密勿大臣”，是雍正帝在中央的左右手，参预处理重大事务，可算宠荣备至。有人说，雍正帝“听用总理事务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亲友”。

　　作为皇亲国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揽权纳贿方面，与年羹尧可谓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对他惟命是从，“莫敢仰视”。他掌管朝廷内外用人大权，对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为“佟选”，可与“年选”相提并论。但是过度享受用人大权之际，就是触犯皇帝的根本权力之时。

　　论才能隆科多远远比不上年羹尧，所以年羹尧看不起他，对皇帝说他是“极平常人”。雍正帝则努力调和二人的关系，说：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尧之子过继给隆科多。这是君臣关系和睦时期，君臣三人亲如一家。后来翻脸，又把他们二人打为朋党。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于年羹尧，同时受整肃。隆科多有一点却比年羹尧有远见，就是他预料自己可能会受到整肃，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护术实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却忘记了皇帝的密探系统特发达，此事马上就被雍正帝察觉。明智的皇帝必然会这样想：　隆科多这不是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吗？既然知道自己有错误，为什么不公开改正？还是自认为没有错处，为君臣难以相处预留后路？无论如何隆科多所为都于臣道不合。

　　雍正帝对人有病态的猜忌，臣工们的行为都在雍正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与王公所属人员有所接触，立即受到雍正帝严厉追查，雍正帝批阅隆科多的密折后，在另一纸上写道：　“诚王（允祉）牧场的喀尔坎为何差往你处，都说了些什么？你如何回答后让伊返回了？祭祀礼毕，你俩远离他人，在厢房前站着，又说了些什么？仔细想想，写下封好奏来。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变心了，是否将此事泄露给诚王了。三思后缮写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对他的宠臣也不放心。受到极大威慑的隆科多，以转移财产的方式自我保护，等于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谦抑，在雍正二年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帝在告诫年羹尧时提及此事：　“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对于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说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们。雍正三年五月，公开晓示廷臣，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禩，务必将其置于死地，却把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包庇网罗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并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

　　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拟了两个处理办法，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定他庇护年羹尧之罪，削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这明明是强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等于指示宋可进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他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给了隆科多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令他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地界，然后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雍正帝说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库河，代表清政府与俄国谈判。谈判中隆科多态度强硬，他要求俄国将其侵占的蒙古大部分土地归还中国。俄国人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声称由于隆科多态度恶劣，谈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贿赂大学士马齐，由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恰在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