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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君臣道-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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懑之色。当时将他补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期改正错误。后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但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他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期望他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岂意陆生柟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柟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

  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心协力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逐,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臣)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

  又陆生柟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术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柟自述其心也明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

  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塞之弊;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人之学而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王)安石者”等语。

  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优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但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首要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祭祀之事,则付之有司”等语。

  雍正帝对这些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定罪。陆生柟主要的罪恶思想如下: 

  陆生柟美化封建制而非议郡县制的议论,是对雍正帝即位后以苛刻严厉的手段打击胤禩、胤禟诸王,穷治其党羽,为排除皇权的潜在威胁,最终杀戮诸王之事有所微词。

  陆生柟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议论建储,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又以钩弋宫尧母门之事,认为应早立储君。这是对雍正帝秘密建储有所微词。

  陆生柟讥刺康熙帝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至使皇子互争,骨肉成为仇人。这是质疑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

  陆生柟主张无为而治,是暗示雍正帝滥用君权。

  这就是所谓“借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读书人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对现实的看法,有与当权者的主旋律不和谐或可疑之处都不能被容忍。雍正帝制造文字狱之荒诞不经,自此以后,不仅是时事不敢议论,即使古代历史,也不敢议论了。 






 
谢济世之狱
  谢济世系雍正时期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被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到军前后又因注释《大学》而在雍正七年陷入文字之祸。雍正帝所制造的文字狱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自我保护。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都源于朋党之祸。兹摘录雍正帝上谕一节,以见当时朝廷“监谤之道至矣尽矣”之状况。

  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 

  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任地方官员,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处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

  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着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

  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豫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仰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在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

  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菑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谕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谄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谄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制造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锡保同时将陆生柟和谢济世参劾,说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讥刺时政。对他的文字加以附会,强加罪名。雍正帝也深明其事,免谢济世死罪,但仍命锡保将谢济世和陆生柟陪绑行刑,杀陆留谢。以这种方式来摧毁有叛逆思想的读书人的精神。谢济世被罚为苦差,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直到乾隆帝即位才被赦回。 






 
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岳钟琪接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这个职务本是八旗官员的专缺,他破格得到这一职务,遭到一些人的嫉妒。有人密参他,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不可深信”。曾静派弟子张熙去策反他,被他骗供,奏报。这一下雍正帝对他就该放心了。曾静、吕留良之狱,是雍正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大案。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讲,曾静一案关于雍正帝篡位与屠杀诸王的说法是他最痛之处。雍正帝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将其始末著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学官,使天下读书人同读。《大义觉迷录》说: 

  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逆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谣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

  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即指诬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这种攻击,“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门下之凶徒太监等”。曾静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君臣的权力之争,曾静对雍正帝的嗣位、整治诸王、严惩年隆朋党表示不满。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分析了。

  对于雍正帝搞的这场文字狱,有人公然表示反对。给事中唐继祖的幕客唐孙镐居然写出揭帖,对皇帝的不允许别人说话的霸道治术加以谴责。他说雍正帝治国不如唐虞之治,“说者动辄以唐虞拟之,则失其实矣。”“夫唐虞之世,上有尧舜之为君,复有舜禹夔稷契为之臣,参定可否,君臣交赞助佐,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之所莫尚(超乎其上)。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有忧勤之圣,而下无翼赞(辅助)之贤,此其所以逊于唐虞也。”他为吕留良辩护: “留良之过诚大,留良之功亦不小。当我朝定鼎之初,海氛未靖,东南诸部尚多洛邑顽民,留良自附前代仪宾之后,不觉误入顽民之列,此其过也。至其平生著作,若讲义,若语录,与夫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愚蒙,此其功也。”对其焚书鞭尸,则天下“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最后唐孙镐说: “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者十之九”,自己愿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他凛然的正气,使雍正帝不敢对之公然诛杀,只是将唐孙镐秘密处死。

  此案虽杀人不少,对于曾静却遭“出奇料理”,因为“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雍正帝将曾静的口供与忏悔书《归仁录》与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作为必修的学习资料。否则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给他们一个营生,就是以观风整俗使的身份去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化导愚顽”。

  雍正帝预见到皇位继承人将来必要翻此案,特意下达了“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令。但是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显然是因为《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辩解的效果并不好。

  雍正帝搞文字狱扩大化的标志是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浙江文化发达,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自从发生了浙江人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以及杭州士人反对摊丁入亩的事件以后,雍正帝不免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帝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缙绅“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他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兼浙江观风整俗使,查问浙江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缙绅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雍正帝说,浙江士人“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缙绅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圣谕,对浙江士人严厉整顿一番。使浙江士人“战战栗栗,叩头谢恩”。雍正帝对王国栋的成就很满意,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帝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比。只要把有自由独立思想的士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能臣。“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

  雍正帝对浙江士人的打压是他对儒家思想极端痛恨的表现。停科考就是使这些浙江士人无法做官。此事,说到底,还是君臣矛盾的问题,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是雍正帝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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